《非誠勿擾》節目現場(資料)-把好熒屏價值關 嚴防電視節目趨向...

方力

摘 要：電視相親節目是真人秀的一種，也是一種新型綜合性電視娛樂節目，是規定情景下的真實展現。《非誠勿擾》制作方在擬態環境中代替了真實的現實環境本身，用“規定情景”代替真實情景進行“演出”。

關鍵詞：擬態環境 非誠勿擾 多元價值

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一個著名的洞穴比喻：一群囚犯世代居住在洞穴中面朝洞璧，一些人手持火把在他們身后來回走動，囚徒不明白這些洞壁上火把影像產生的原因，錯誤的認為這些影子就是真實存在。洞穴隱喻透露：人類是囚禁在我們自身的軀體之內，無論是誰都不能看透彼此之間的身份，人類的直接經驗存在于我們自己的思維之中，而與現實的經驗無關。

就像火光在洞穴的投影并不等同于火光本身，受眾的直接經驗來自于攝像機所拍攝內容經過編導二次加工后，精心挑選呈現在受眾面前的電視劇情片，冠以真人秀的名稱。受眾經歷的環境只是通過媒介簡單化之后的虛擬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虛擬環境創造了新的真實。“人的行為已經成為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并能夠對新聞機構產生影響，而不再僅僅對客觀環境極其變化做出相應的反應”。

一、規定情景下的真實演出

電視相親節目是真人秀的一種，也是一種新型綜合性電視娛樂節目，是規定情景下的真實展現。“規定情景”是指節目的框架和流程是實現設定好的，“真實演出”指的是節目的具體進程和細節是真實的。《非誠勿擾》制作方通過剪裁，對角色的精挑細選營造的擬態環境中，真人只是擁有真實姓名和真實身份的一個表現符號。《非誠勿擾》中的男女嘉賓是媒體在全球各地目標受眾中千挑萬選的代表，是被格式化和媒體化了的真人。在這里“人”沒有意義，“秀”的真實才被受眾被媒體所關注。

《非誠勿擾》的迷人之處正是利用了與觀眾的互動性，并采取真實記錄的拍攝手法凸顯自愿參與者本身個性，而令他們面對觀眾在規定情境下演出一場“相親情景劇”。每位女嘉賓在電視上都被貼上標簽，在她們面對鏡頭時，電視屏幕下方會打上除了姓名年齡職業外的一句話簡介：“從不做家務”；“期待動漫中的愛情”；“鐘意劉凱威類型”，這些具有定義性的語言具有符號化意義。嘉賓人物從“能指”的一個真實存在個人，被擬態環境包裝成為具有“所指”意味的抽象概念。受眾提到馬諾，就聯想到拜金女，提到駱琦就聯想到多才多藝的白富美。女嘉賓身上獨特的符號特征將收視率推倒了最高點，在整個節目中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

此外《非誠勿擾》的眾多女嘉賓游走于各類電視真人秀節目，2010年的19號女嘉賓俞夏同時參加變身職場達人的真人秀電視節目《職來職往》，2012年的20號女嘉賓吳錚真更是因參加多個娛樂節目而走紅例如《我們約會吧》，《非你莫屬》，目前身份更是兼有北京電視臺、福建公共頻道、56網主持人、獨立娛樂節目制作人等。于是參加節目的這些嘉賓其實本身就是演員，這些女嘉賓與主持人進行共謀按照編導事先準備的劇本演出。中國新聞事業研究室主任、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的研究員時統宇教授表示：媒介從一開始的真實發展到之后的擬態環境，使現實的環境以及電視類的節目有著巨大的距離。對于這類節目的真實性方面來說，包括一些院校的學生、以及一些“托兒”、藝術模特兒等，我們是可以原諒他們擺拍的東西的。只要這類節目能夠順應主流的價值觀，都可以認為是好的。否則，即使它是真實的，也不見得是好的。

二、相親節目中的女性價值體現

精神主義分析學家拉康認為：“我們從出生那天起，就處于“匱乏”狀況之中，我們終其一生都在不斷想方設法客服這一狀況。在一生中我們經歷著不同方式的匱乏，但它終究還是不能表征的，在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況中無法得以表達。這使得每個人都只是在尋找不現實的夢想。那是一個失落的客體，意指時光流逝中的一個想像的瞬間。由于我們永遠無法抓住這一客體，所以只能通過移情策略和替代品來進行自我安慰。”所以象征界決定了人的身份，除非一個人能夠獲得他人在象征界的認可，否則不管他是誰，這種身份的認同都是虛假的。《非誠勿擾》場上24位女嘉賓雖然通過滅燈等各種形式來拷問和評判男嘉賓，而實際上決定權與主導權并非在女性手中，也并非女權主義的體現而是男權審視下的一種投射。

正如齊澤克認為的：“表面上看我是現有了欲望，然后才有欲望的客體，而事實是直到被投射到固定客體身上的那一刻起，我的欲望才開始存在。這不是一個線性運動，而是始終充滿著逆向與回溯色彩。”所以女嘉賓心帶著心中的理想形象來選擇相親對象而事先并不了解上臺的每一位男嘉賓，只能通過男嘉賓出現的那一刻開始在現場僅有的20分鐘時間進行快速判斷。而每一位男嘉賓只要通過注冊和付費即可知道24位女嘉賓的各項詳細資料，并且通過電視節目對臺上女嘉賓多方位進行提前了解。所以《非誠勿擾》表面上女性主導下的女選男的線性運動，而是在男權話語下的回溯完成了對女性的消費與審視。24位女嘉賓的不同身份與背景和性格特點使男嘉賓能做出選擇，而女嘉賓的權利僅僅是判斷，一旦判斷為拒絕而進行滅燈就不會有機會對這位男嘉賓進行二次選擇，而男嘉賓則可以進行多方了解最后選擇“爆燈女生”、“留燈女生”或者“心動女生”。

在相親節目中女性價值的體現要通過男性的選擇和認同才能得到體現，女性價值通過男性參與營造的象征界體現而非女性自身的實在界進行體現。《非誠勿擾》節目中24位女嘉賓無論主角地位被舞臺和氣氛營造的多么好，實則不能逃脫擬態環境下女性的“被觀賞”，“被虛構”、“被審視”的從屬價值。

三、商業語境中的娛樂價值

《非誠勿擾》被外界定義為娛樂節目，而服務作用被表演作用淡化背后更是商業與娛樂節目的利益結合。娛樂節目依靠商業贊助維持節目的運營，企業需要通過娛樂節目推銷產品。《非誠勿擾》的開場白：“歡迎來到江蘇衛視香飄飄奶茶冠名播出的非誠勿擾”，香飄飄的標識被放在全場最醒目處男嘉賓嘉賓入口，并經常隨鏡頭出現在孟非的光頭后方。此外在所有嘉賓座位旁，和電視右下角非誠勿擾的logo旁邊“香飄飄”三個字也如影隨形。男女嘉賓必須要注冊某個網站的郵箱，然后通過珍愛網，百合網，世紀佳緣報名，參與節目這些企業廣告也都不斷的通過主持人的語言提示表達出來。節目會安排一些特殊的規定來環節來為商品的推出做廣告，主持人對節目規則加以解說時會加入：“如果第一輪24盞燈全亮，我們將送出由香飄飄奶茶提供的愛琴海深度雙人游大獎一份”。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非誠勿擾》相親節目其實是相親網站和其他消費品牌整合出產的商品代言人，節目中深層符號有著深刻含義--消費社會的產物包括相親本身。在這樣的商業價值導向，相親的功能是其次的。通過《非誠勿擾》節目來贏得更高更廣泛的收視率，獲取更大商業利潤才是真實目的。

出于此目的，對節目情節的考慮和設計中透出的價值觀也絕非反映普通大眾婚姻，生活和社會價值。在男嘉賓的選擇上以奇葩性格為主，編導通過個人意圖在個人短片介紹中無限放大男嘉賓的某些特點，為他們貼上各種標簽，并有意授意男嘉賓極力表現他們身上某些奇葩特質，用來攫取話題。

以2014年6月25日的一期節目為例，出場第一位男嘉賓被編導刻意強化了他身上的“周杰倫”氣質，第一條介紹短片過后緊接著特意在節目插入的周杰倫為最強大腦做的廣告。這種刻意的安排很容易讓觀眾把二者關聯起來。男嘉賓在臺上首度發言：“我要在這個臺上向領導證明自己我不是你們生活中看到那樣狂躁，別人都說我很拽誤解我，其實我有野心有上進心，我是像狼一樣的男人。”這種語言方式，已經超出了相親的目的和范圍，隨后節目馬上切播最強大腦的廣告，周杰倫說：“這世界上有很多怪咖，永遠學不會迎合別人的標準，也不能容忍別人對他說不，他們堅持自己不一樣，于是這個世界變得不一樣。”用一號男嘉賓來聯系和強化觀眾對周杰倫的印象，從而進一步對“最強大腦”產生興趣，此后節目中對這個廣告的二次播出，通過層層遞進方式使受眾對“最強大腦”廣告進行深化提升。不得不說這是編導的一個行銷策略，即運用各種手段在節目中推薦商品，也要為每一位出場嘉賓營造出足夠的話題價值。

廣告過后回到現場，24位女嘉賓立對男嘉賓的批判不再指向對戀愛觀而是把話題轉移到對男嘉賓脾氣不好做事急躁的討論，編導有意令觀眾的關注點放在男嘉賓性格的盲目自大上，通過三條短片有意放大這一特點，圍繞這一特點進行多方位呈現，隨后成功引發現場主持人以及女嘉賓的批判來引發激烈的話題討論。這也充分體現了《非誠勿擾》的娛樂價值和商業價值大于相親服務價值。

結論

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這個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時代……文化生活逐漸被娛樂所重新定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娛樂的城市之中，公眾之間的言語都將以娛樂的形式呈現出來，而最終成為新的文化精神。

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也隨之產生巨大轉變，在當前語境下，青年人價值觀趨于多元化，受到大量電視節目，廣告影響。網絡推手和電視節目借助媒體自身營造的擬態環境聯合樹立偶像并進行推波助瀾。地方衛視同樣需要生存，但廣告商沒有參考標準進行廣告的投放，最終導致業界又愛又恨收視率。《非誠勿擾》類相親節目好看在其次，重要的是他借助外來模式帶給中國人民了新奇和刺激，但與此同時不應該邊緣社會責任和文化擔當職責。一檔高收視率的節目更應該提高正它的文化品位，高收視率和高品質并不完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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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