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yī)患糾紛案例調(diào)解過程分析

啟賀

《糾紛》這段單口相聲是馬志明的代表作，而這段相聲又是他由創(chuàng)作到表演談?wù)摰米钤敿毜淖髌罚瑥闹凶屛覀兩羁痰馗杏X這段作品構(gòu)思的獨具匠心。

這段作品的靈感來自馬先生經(jīng)常去做客的天津市和平區(qū)某治安派出所的見聞。有兩個人為了唾沫星子崩到對方身上卻不道歉而引起糾紛，互相揪著衣服到派出所評理。此時，派出所的民警運用“冷處理”方式解決了這起糾紛。這件事便成為了馬志明創(chuàng)作相聲《糾紛》的素材。他又借鑒了馬（三立）老早年的一段小墊話，經(jīng)過半年的重新修改完善作品成型。這個段子在1987年第五屆“津門曲薈”上一經(jīng)表演，便轟動津城，成為天津乃至全國膾炙人口的經(jīng)典段子。相聲中所塑造的“丁文元”“王德成”成為又一馬氏相聲人物畫廊中的典型。

馬志明平時最愛看北京人藝的話劇，并從中吸取營養(yǎng)，將話劇表演借鑒到自己的相聲表演當中。在人物塑造上，《糾紛》對于“丁文元”“王德成”這兩個人物的性格心理進行了深刻的開掘，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社會歷史原因，運用小說筆法，猶如寫話劇劇本一般，為這兩個人物作了小傳：

“丁文元”是1962年生人，在文革中長大，受一些壞作風的影響，對于“玩鬧”的“英雄”行為很羨慕，大有躍躍欲試之意，所以當被軋腳后，不依不饒，出口不遜，歸派出所認為是出風頭，顯自己“英雄”，自我感覺良好，沒碰過“釘子”沒有法制觀念。

而“王德成”呢？比“丁”大幾歲，小學時受過幾年正常教育，只是放松學習，法制觀念差，人比“丁文元”見識多一點，但沒禮貌，本來軋了人家腳也知不對，但見“丁”態(tài)度蠻橫，張口罵街，又不愿“栽面、認輸”，況且見“丁文元”歲數(shù)小，也不足畏，就與“丁”口角起來。但去派出所并非“王德成”本意，他有妻兒，有負擔，本想說幾句出氣的話就盡快了結(jié)了，可是“丁”一激，火頭上也就去了，所以到了派出所二人的神態(tài)是不同的。

……

這兩個人：“王德成”思想活動比較復雜，因為他大幾歲，又有家庭負擔，首先覺悟了，認識到這場糾紛的無聊，并且為了盡快地了結(jié)，再后來和民警交涉當中，千方百計地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讓事態(tài)擴大。而“丁”則不同，自始至終都是糊里糊涂，并沒有什么主見，腦子一熱就變，這種人既單純又危險。“丁”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一些青年的無知。（該段及以下引文均摘自《笑匠雜笈—— 馬志明表演相聲選集》）

“丁文元”“王德成”身上集中了那個時代一類小人物的特點：既有國民劣根性，又深受文化大革命貽害，思想空虛、文化素質(zhì)不高、是非觀念淡薄，但又并非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馬志明將這兩個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形象豐滿。既有天津人不能在人前栽面、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缺點，又有知錯就改、豪爽樸實熱情的可愛之處。他們?yōu)榱俗约核^的“自尊”干出一系列荒唐可笑的事，最后“在派出所里私了”，以由一對“冤家”最終成為“朋友”的喜劇結(jié)尾收場，作品集中反映了天津人的優(yōu)缺點，為天津小市民繪制了一幅精神肖像畫。

天津位于燕趙之地、九河下梢。這里的人自古就有一種豪俠氣質(zhì)，待人熱情豪爽，性格率真樸實。講排場好臉面，天津話叫“不能栽面”。俗話說“借錢買海貨，不算不會過”，這里面既有天津人對吃的講究，又透露出其好充門面講排場的缺點。天津人自古沒有暴力傾向，往往只是逞一時的口舌之勇，“衛(wèi)嘴子”便是對天津人的戲稱。有矛盾天津人往往試圖以語言的氣勢壓倒對方：“拽我車？拽我車我抽你信嗎？”（看見了嗎？天津人就是這么實誠，動手之前還跟對方商量。）此時如果對方“認栽”，則緊張氣氛立馬煙消云散，大家各走各的，假如雙方互不示弱那就難免一場糾紛了。相聲《糾紛》中的這場糾紛就是因為同是天津人的兩個人性格上都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缺點，針鋒相對互不謙讓，才使雞毛蒜皮的小事矛盾升級，非要鬧到派出所解決不可。到了派出所以后，兩個人雖然嘴上不依不饒說得邪乎，但始終沒有肢體沖突，只不過是斗嘴而已。面對民警的不理不睬甚至有意夸大二人事件性質(zhì)的“冷處理”手段，倆人有了思想壓力，沒想到逞一時口舌之勇會造成這么嚴重的后果。“丁文元”曠工一天，“王德成”耽誤了給妻子看病的時間。此時倆人自己也覺得不值，趕快找臺階“私了”來完結(jié)這場“吃飽了撐得”的鬧劇。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出于工作經(jīng)驗，是深知這類人的心理的，將計就計解決了這場“無原則性糾紛”，他的身上集中展現(xiàn)了天津人的幽默機智。這三個人物雖然都是天津人，但是性格迥異，個性鮮明。馬志明生于天津長于天津，對天津社會生活形形色色的形象、事件、人物有長期的、經(jīng)常的、反復的推究、考慮和判斷，對這些對象、事物的性質(zhì)、價值和意義有較為充分的了解和評價，在此基礎(chǔ)上，才有十分敏銳的（有時似乎是靈感式的一味妙悟）觀察、感受、體驗、選擇、提煉和集中，捕捉到了有意義的形象并使形象的意義步步加深。正如《文心雕龍》中所說的：“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理，馴致以懌詞”。有如此功夫才使這段《糾紛》入木三分，發(fā)人深省，成為馬氏相聲中又一“津味”十足的精品。正如薛寶琨在《“包袱”的藝術(shù)辯證法》中所論述的那樣：“任何精湛的藝術(shù)都不是掠取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任何感人的形象也不是只傳達人們一時短暫的某種浮泛情緒，而是深入生活的底蘊，揭示潛藏在藝術(shù)形象內(nèi)部的生活潛流。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里，表現(xiàn)無限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創(chuàng)造深刻雋永的藝術(shù)典型，猶如一枚味道醇厚的橄欖一樣，把生活的豐富性寓于單純的藝術(shù)形象之中。”

馬先生對于“丁文元”“王德成”這兩個人物是充滿感情的，并非冷漠地譴責或抨擊，而是善意的規(guī)勸與諷喻。喜愛其知錯就改、豪爽樸實熱情，批評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劣根性。“最后用一句‘這不吃飽了撐的嗎？作為全段的結(jié)尾（底包袱）貫穿整個作品。既通俗又實在，留給聽眾回味的余地，以加深對作品主題的印象。”同時，為我們進一步認清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精神上的摧殘，將改革開放初始階段如何正確引導教育這一類青年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促使人們回味、思考，這也正是這段相聲思想深刻之所在。

具體到《糾紛》這段相聲，在表演上更近似于“獨腳戲”，由演員一個人在舞臺上跳進跳出于“丁文元”“王德成”“民警”“敘述者”四個不同身份中。馬志明對人物聲音的設(shè)計貼切自然，巧妙地運用不同的嗓音口吻來區(qū)別人物“小細嗓、滿口齒音字、很有股沖勁”的“丁文元”，“粗嗓子、語速慢、甕聲甕氣”的“王德成”以及“沉著、冷靜”的“民警”，將“丁文元”的無知蠻橫、“王德成”的憨直粗魯、“民警”的胸有成竹表演得淋漓盡致，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這顯然是借鑒了話劇表演以及獨腳戲運用聲音化裝塑造人物的手法。“丁文元”的“小細嗓”已經(jīng)成為馬志明獨具特色的聲音形象而膾炙人口，甚至被人們爭相模仿。

為了突出“丁文元”“王德成”的不同性格，馬志明借鑒了話劇臺詞具有極強動作性的特點，運用洗練的語言將豐富的潛臺詞傳達給觀眾，收到了畫龍點睛、以少勝多的效果：

從民警問話這一段可以看出來：

民警拿起筆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德成。（聲音較低）”

“多大歲數(shù)？”

“三十一。”

“你哪個單位的？”

“我？（壞了，要通知單位）我……那個……煤氣站的。（含混不清，不敢說明是哪一個煤氣站的）”

“家在哪住？”

“（回答盡量往遠處說，少找麻煩）那個……丁字沽……十二號樓……四門兒……301。”

民警也不深究，見他支吾回答，已了解了他的心理活動。微露一絲笑容，才決定用“蹲蹲性”的辦法來處理這個糾紛。回頭再問“丁文元”民警就不再重復對“王德成”的幾句問話了，為什么？因為此時的“丁文元”在派出所里并沒有老老實實地等待詢問，而是東張西望，頭一次進派出所很新鮮。民警就不再問“你叫什么名字？”而是改用“哎！嘿嘿！你呢？！你？”既代替了“你叫什么名字？”又有批評“丁文元”當時態(tài)度的意思。“丁文元”一聽民警叫他，心里說：“該我的了，準是先問姓名唄。”忙隨口回答：“我，丁文元兒。”用得是口語化的兒話音（小轍）“元兒”。因說得太快，民警又問一句：“什么？”“丁文元哪！”才改用大轍的“元”回答。民警問他：“你多大了？（省去歲數(shù)二字）”“二十六啦。”民警看他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作風像個盲流，問：“你有工作沒有？你上班不上？”丁文元一聽像是受了委屈，這不小看我嘛！才說：“我天拖的！”意思是：“我可是個大廠子的，別瞧不起我”，意猶未盡，趕緊又添上自己的工種“……天拖保全兒！（我是保全工！告訴民警我不單是大廠子的，而且還有技術(shù)。）”“你住哪？”“丁”毫不含糊地說出自己的家庭住址，大有好漢做事好漢當?shù)臍鈩荩骸白∧鲜腥鸶＠锼奶枺ū硎揪驮谑兄行淖。憧梢哉椅胰ィ薄?/p>

……

例如：在派出所找民警要窩頭這一情節(jié)，這也是我創(chuàng)作《糾紛》比較滿意的一個“包袱”。“您這派出所中午不是給窩頭嗎？”這一句話來得突兀，使民警一愣，只一筆就勾畫出了“丁文元”的“可愛”形象。民警聽了苦笑一下，把對這一類青年人如何教育引導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對于《糾紛》中的“民警”形象塑造，馬志明采用了側(cè)寫，以虛帶實，詳略得當，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既懂政策又有幽默感的民警形象：

《糾紛》中的民警這個人物，雖然戲不多，但他是這個節(jié)目的關(guān)鍵，我采取側(cè)寫的手法（“丁、王”二人是實寫，民警是虛寫），使觀眾和聽眾很清楚地了解民警是如何嫻熟地運用“蹲性、降溫”的方法對癥下藥，很圓滿地解決了這起“無原則的糾紛”。在表演中，民警并不是一直扳著面孔對二人說教，而是自始至終給觀眾一種深邃的幽默感。從作品到表演都不能使觀眾認為民警在搞惡作劇，而是一位非常熱愛自己工作，負責任，能力很強，處理各種問題都有一定方法富于幽默感的好干部。

在相聲結(jié)尾尤其可以看出這位工作經(jīng)驗豐富的“民警”的機智：

“同志，我跟你說：我們倆呀，本來認識。今兒早起來呀，是逗著玩兒，逗逗呢，急啦！上臉兒啦！上你這兒來給你添了麻煩！您看呢，咱怎么解決都行，咱別分局啦！算了吧！”

“算啦？哎呀！這問題還沒談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說啦，你這腳軋得這么重，啊？你得醫(yī)院看看呢，照個大相啊，軋得挺重啊！”

面對“王德成”有意識大事化小，希望盡快解決兩個人問題的急切態(tài)度，“民警”故意站在“丁文元”的角度夸大其腳傷的嚴重性，有意識促使“丁文元”為“王德成”辯解。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軋的！大概齊是我自個兒踩的！這一上午在這兒也活動開啦，挺好！沒事兒啦！”

“哦，不是他軋的？他沒軋你腳，你怎么張嘴就罵街呢？你一個年輕人呢？這樣不對！‘五講四美你沒學過嗎？”

面對“丁文元”為“王德成”的辯解，“民警”又故意站在“王德成”的角度上批評“丁文元”，有意識促使“王德成”為“丁文元”辯解。

“哎，同志！我給證明一下啊，他沒罵街，沒罵街。他那叫‘口頭語兒！帶出來的！我們倆相好啊，這不能算罵街！”

“哦，他沒罵街，你也沒軋他腳！他也沒罵街，你們倆上這兒干嗎來啦？啊，你們這不是無理取鬧嗎？你們知道無理取鬧什么問題？”

當二人滿以為互相替對方辯解以后，能盡快解決問題，將大事化小，可沒想到正中“民警”下懷，“民警同志”正是要使兩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而認清這件事情當中兩個人的錯誤之處，并加以批評教育，圓滿地處理了這起無原則的糾紛鬧劇。縱觀通篇作品，馬志明沒有讓“民警”采取自我獨白式的闡述如何處理這起糾紛的策略手段，而是通過三人的對話充分展現(xiàn)了“民警”嫻熟處理問題的技巧而又不乏天津人的幽默。正如《白雨齋詞話》中所說：“意在筆先，神余言外……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

馬志明繼承了馬氏相聲觀察生活獨具慧眼，揣摩人物細致入微，通過精雕細刻來塑造典型人物的特點。他將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語言加以提煉加工，選取了具有濃郁天津特色的方言，如：“怎（něn）么地啦？”“軋你腳？活該！應(yīng)當軋你嘴！”“拽我車？拽我車我抽你信嗎？”“我天拖保全兒啊！”“他那是胡吣。”“你甭鬧歡啊，這兒打得起來嗎？動了手嗎？耶—— 待會兒出去，我給你拿拿龍！我好好管管你！”等等，生動鮮活，收到了非常強烈的喜劇效果。原天津政法委干部劉學仁曾在1996年12月25日星期三《今晚報》第二版中撰文，這樣評價《糾紛》：

經(jīng)過長期的生活積累，志明在繼承革新的基礎(chǔ)上，努力表現(xiàn)時代風采，功力日趨深厚，演藝日漸成熟，創(chuàng)作欲也越發(fā)強烈。他自編自演，通過不同聲音的設(shè)計，把一個《糾紛》編得有品位，演得有情節(jié)。整個作品和表演，反映小人物，得自大境界，入其俗而不流于滑，似可看出志明大俗大雅的風格已經(jīng)形成，堪稱是一部傳代之作。整個故事的敘述平白入話，笑料迭出，通過善意的勸諷，不露痕跡地表現(xiàn)出一個在人際交往中倡導胸懷寬容的社會大主題，使各段年齡、各種職業(yè)、各個層面的觀眾都能夠在歡娛中怡然接受。

如今這段《糾紛》正如劉先生所預言的那樣，已經(jīng)成為馬志明的一段傳世之作。

《糾紛》的意義在于它生動地記錄了被“階級斗爭”理論淬火后的人際關(guān)系，形象地闡釋了“你橫我比你還橫”的社會歷史事實。到派出所“蹲蹲性子”在今天看來雖不合法，但確是至今猶可警戒的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某些往事影痕。這無心所插之“柳”同樣具有玩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