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六歲上春晚說相聲,三十年后終成真正喜劇人

馬暢

講述相聲藝術歷史的圖書也算讀過不少，卻從未見到如此好玩兒的一本。不只因其涉及面廣泛，上至張三祿，下至當今眾多新相聲，還談到許多同類書籍少有涉足的相聲創作及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在講述相聲這門藝術的從業群體、傳承關系、行業規矩、業內術語、代表作品等諸多話題時，全都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呈現。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保準能讓那些哪怕是初識相聲的愛好者在讀過《相聲史話》這本書之后，對相聲有了更深的認識。

若干年前，曾經有人用“吃雞蛋不必認識那只下蛋的雞”來形容作家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但對現代人來說，大家早已不滿足于悶頭吃雞蛋，你看那影視作品的海量拍攝花絮、各類名人訪談，無一不表明人們太想了解那些藝術作品背后的故事。而對相聲這種根植于民間的藝術形式來說，那些背后的故事更接地氣，更能體現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文化氛圍以及創作者本人所處的境遇。生長于這些故事里的相聲，不但是娛樂大眾的作品，更是平民視角下歷史的真實寫照。從事相聲藝術傳播、創作及研究工作近四十年的高玉琮對這些故事有一肚子話說。正如本書后記中提到的，在從事曲藝類雜志編輯和記者期間，他奔走于全國各地，與眾多相聲界前輩演員接觸交往，老先生們口中相聲行的事被他記在心里，而通過這本書，我們有幸也能了解到這些故事。

比如相聲《賣五器》中那件“木器”的故事，就是源自創作者鐘子良的親身經歷。當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后，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頭被槍殺，他佩戴的一塊名表也在事件中丟失，隨后德國兵在北京城大舉搜查那塊名表。時任地方長官的鐘子良在面對德國兵時，裝傻充愣地拿出了一塊又破又舊的鬧表，致使德國兵惱羞成怒，用槍托把鐘子良的胳膊砸傷。而鐘子良也舉起了他反擊的武器—— 相聲。他先是用一個現掛小段在臺上講了這件事，后來又將其擴充成了《賣五器》這個段子，一直傳演至今。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張壽臣把轟動天津城的白宗魏墜樓案與早前發生的槍斃杜小山案嫁接在一起，創作出中篇作品《白宗魏墜樓》，至今也依然有人在演出。姜昆和李文華到照相館拍照時，聽攝影師講“四人幫”橫行時拍照必須先高唱革命歌曲，拍多少張就得唱多少首，以至于攝影師喉頭發炎，于是他們在此基礎上創作出了轟動全國的《如此照相》。相聲作家王鳴祿創作的探討青年人犯罪與家庭教育關系的相聲《教訓》，因為與現實聯系太緊密，王鳴祿家中玻璃被打破，表演這個段子的演員高英培、范振鈺也不得不接受便衣警察的暗中保護。類似這樣“故事里的相聲”書中還有許多。

相聲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由于形式的自由，相聲藝術的包容性極強。對相聲藝人來說，相聲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手段，因為形式簡單，所以在哪兒都能表演。要說相聲行里的這類故事，在《相聲史話》這本書里還有很多。比如發源于北京的相聲怎么就拓展到外地去了呢，一個關鍵契機是有相聲演員得罪了清朝的王爺，導致相聲在京城一度禁演。相聲本來是“俗玩意兒”，之所以有了那些“雅段子”，是因為有些旗人子弟喜歡相聲，創作了文化味兒十足的段子，后因家道中落被迫賣藝，“清門”子弟融入相聲隊伍。相聲藝人多了，怎樣才能確定是“自己人”呢，他們靠“擺知”確定師徒關系，用春典交流業務，為的是保障行業利益。為了有個固定的演出場所，演員們一起找投資、建園子，有了園子還要推舉“掌穴人”來保障分配的公平。相聲演員管創作新段子叫“添產業”，可見他們并未將其視為自己獨有的作品，而是“一個鍋里掄馬勺”。

作為一名相聲愛好者，我以前對相聲行業的一些老規矩有些不解，覺得那純粹是迂腐，可讀了這些規矩背后的故事，才明白其中自有道理。相聲這樣一個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走到今天實屬不易，倒不是說登上“大雅之堂”就代表其成功了，而是歷經近二百年傳承，還能讓今天的人們在紛繁的娛樂矩陣中，想要圖一樂的時候，聽上那么幾段節目。這就是相聲的作用和魅力。而《相聲史話》這本書，就像相聲這門藝術一樣，無論是講述“故事里的相聲”還是“相聲里的故事”，乍看上去輕松易懂，實則深廣博大，讀者可以根據這本書按圖索驥找相聲聽，也可以以此為敲門磚更深入相聲的世界，說不定還會有更多發現，意識到相聲這門藝術簡直別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