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 著錄明代回族人物著述考 優秀畢業論文.pdf
李珂
摘要：《四庫全書》著錄了大量的書法類文獻，分為書論類、書史類、品鑒類與篆刻類等，其著錄標準為有益考證者著錄、可資品鑒者著錄、御定文獻著錄、篆刻之類折中著錄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體現了四庫館臣尊崇正統、以端正工穩為美、保守中見新變的書學思想，反映了乾隆時期維護教化、宣揚正統以及盛世之下需要寬容的統治觀念。對《四庫全書》著錄的書法文獻進行研究，對書法理論與書法文獻學領域都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四庫全書》；書法文獻；子部藝術類
一、前言
《四庫全書》作為我國古代最大的叢書，保存了歷代三千四百六十余種文獻，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四庫全書》著錄了大量書法文獻，既包括單篇散行如《書品》，又包括裒集成冊如《去書要錄》；既有《真跡日錄》等書家隨筆，又有《石渠寶笈》等鴻篇巨裂。對《四庫全書》著錄的書法文獻進行研究，不僅有益于書法理論的研究與作品的鑒賞，同時對于拓展四庫學與書法文獻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具有重要價值。當今學界對于該方向尚處于初步研究階段，論著較少，本文即從此出發，對《四庫全書》書法文獻的著錄情況與著錄標準進行論述，同時探究四庫館臣收書背后體現的書學思想。
二、《四庫全書》著錄書法文獻的數量及種類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藝術類敘中，將藝術類分為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屬，并言書畫類“要為藝事之首也”。《四庫全書》收錄的書法文獻，主要見于書畫之屬，其來源既包括各省采進與私家進獻，也包括內府所藏與《永樂大典》輯出。其成書時代自南朝梁至唐宋元明，迄于清代。（實際單篇成書時代可上溯至漢代。）該屬共收書七十一部，一千七十三卷，書法類與兼論書、畫類文獻共五十四部（含續、補、附錄等）。此外篆刻類文獻見于篆刻之屬，僅有二部。以上五十六部文獻，為本文所論書法文獻的主要范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體現的四庫館臣對于書法文獻的分類不甚清晰：
案：考論書畫之書，著錄最夥。有記載姓名如傳記體者，有敘述名品如目錄體者，有講說筆法者，有書畫各為一書者，又有共為一書者。其中彼此鉤貫，難以類分，今通以時代為次。其兼說賞鑒古器者，則別入雜家雜品中。
其中原因一為書畫之屬包括書、畫、兼論書畫三類，書法與繪畫內容難以完全分離；二為書法文獻內容復雜，既有記載書家姓名者、敘述名帖名品者，又有講說筆法者，而品題篆刻者又別為一屬，于是四庫館臣通以時代為次著錄，不再詳細分類。
今將《四庫全書》所收書法文獻，按其主要內容分為書論類、書史類、品鑒類與篆刻類，并將相互涉及者歸入其他。（類下篇目見附表）書論即書法理論，既包括單篇論述者如孫過庭《書譜》，從書法審美、書體、運筆、創作等方面展開論述，“微言奧義，已足見其大凡”。又包括論述匯編者如張彥遠《法書要錄》，“編集古人論書之語，起于東漢，迄于元和，皆具錄全文。”該類文獻收錄最多，為《四庫》所錄書法文獻的重要部分。
書史類如米芾《書史》，始自西晉，迄于五代。凡印章跋尾，紙絹裝褙，俱詳載之。如陳思《書小史》，自庖犧迄五季，匯為一編，足以為考古者檢閱之助。又如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古來能書人上起三皇，下至元代，集書法理論與書家小傳為一編，採摭繁富，文筆簡當。
品鑒類首錄南朝梁庾肩吾《書品》，是書載漢至齊梁間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為九品加以論述，為《四庫全書》著錄歷史最早的書法文獻。其余如張懷璀《書斷》錄古今書體及能書人名，分列神、妙、能三品，記述精詳，評論亦允。又如董史《書錄》，記宋代書家姓氏，每人之后又採摭評論附之，考據精審，殊有體裁。該類文獻數量亦較多，基本涵蓋漢代以來能書者人名及各書體，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篆刻類僅著錄《學古編》與《印典》。四庫館臣認為雖然篆刻被稱為末技，但若不精于六書之法，也不能為之。但在篆刻類文獻的選擇上，鑒于印譜傳錄易于失真的情況，便只著錄詳論書體變化與篆寫摹刻之法的《學古編》和採錄印璽故實與諸家論說的《印典》，存備一家。
除此之外，還有相互涉及者，如品鑒、技法、書論相結合論述者如《墨藪》、《法書考》等；先匯帖再品鑒類著作《宣和書譜》、《廣川書跋》、《寶真齋法書贊》等；兼有品鑒與考證類著作《真跡日錄》、《江村銷夏錄》、《式古堂書畫匯考》等；綜合各類總論者如《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等。此類文獻皆歸入其他，不再詳分。
三、《四庫全書》著錄書法文獻的標準
關于著錄文獻的標準，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提出：“一是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二是金石之刻，圖籍之學，在所必錄也；三是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余也；四是著錄校讎，當并重也。”
該說法引起了乾隆的重視，并在《四庫全書》纂修時加以采納。通過對《四庫全書》所錄四十七部書法文獻的研究，可以歸納出《四庫》著錄書法文獻的標準，現分條詳論如下：
（一）有益考證者著錄
最早的書法理論著作可追溯到漢代，西漢揚雄在《法言》中便提出了“書，心畫也”的觀點，東漢崔瑗《草書勢》是迄今可見的第一篇專論書法的文章。歷代沿波，多有論著，傳抄眾手，難免錯訛。《四庫全書》所錄的書法文獻也有此類特點。正如四庫館臣在子部類書類總敘中所言：“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托以得存。”因此，對于征引、輯集古代文獻而成的著述、能夠對傳世書作進行考證的文獻，四庫館臣優先著錄。如張彥遠《法書要錄》，四庫館臣稱“其書採摭繁富，漢以來佚文緒論，多賴以存。”如庾肩吾《書品》、李嗣真《后書品》、張懷瓘《書斷》、竇泉《述書賦》，各有別本，皆于此書錄出。又如《趙氏鐵網珊瑚》作者存疑，舊本題朱存理撰，經考非出白一人之手，實為舛誤。“然所載書畫諸跋，頗足以辨析異同，考究真偽，至今賞鑒家多引據之。其書既為可採，則亦不必問其定出誰氏矣。”故而著錄。又如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四庫館臣在指出其“漫無考訂”、“體例尤不分明”的同時，“特以採摭繁富，多可互資參考者，故并錄存之，備檢閱焉。”
其余如《寶章待訪錄》、《書小史》、《法書考》、《寓意編》、《墨池瑣錄》、《式古堂書畫匯考》、《清河書畫舫》等書，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考證，故皆錄之，“不以一二小疵，累其全體之宏博焉”。
（二）可資品鑒者著錄
如陳思《書苑菁華》，為編集古人論書之語，裒集諸家，以資考訂。四庫館臣認為其書雖“規模草創，萬不及后來之精密”，但作為開創之體，且為《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所用，則“其造始之功，固亦未可泯焉”。又如孫承澤《庚子銷夏記》，載晉、唐至明書畫真跡與古石刻，議論中間有考據，四庫館臣認為其“鑒裁精審，敘次雅潔”。而對于孫承澤本人晚年失節，經歷亂世三易其主，飽受非議的情況，則提出了“其人可薄，其書未可薄”的觀點，肯定了孫承澤書畫鑒賞上的造詣，認為應當把人品與書品分而論之，故而著錄，以資鑒賞。所錄《書畫跋跋》《六藝之一錄》等書，皆在某些方面足以品鑒，當為同因著錄。
（三）御定文獻著錄
如《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為康熙御定，并親制《書畫題跋》，四庫館臣盛贊其為“輝煌奎藻，冊府垂光。……引據詳賅，義例精密，抑亦考證之資量，著作之軌范也。”又如《石渠寶笈》為乾隆十九年張彥遠奉敕匯編，所載自六朝至清書評畫品，定著一編。四庫館臣贊其“兼收眾美”“既博且精”“為藝林之鴻寶”。其余如乾隆九年奉敕所撰《秘殿珠林》等書，當為同因著錄。
（四）篆刻之類折中著錄
自西漢揚雄稱“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之后，篆刻便被視為雕蟲小技，鮮有書家從之。至宋代王俅《嘯堂集古錄》始稍錄之，元代吾邱衍《學古編》始詳論印章體例，遂為賞鑒家之一種。明代文彭、何震以后，印法益密，技巧益生。四庫館臣雖然正面肯定了“摹刻私印，雖稱小技，而非精于六書之法者，必不能工”，但認為印譜“傳寫必失其真，今所錄者惟諸家品題之書耳。”因此篆刻之屬僅著錄《學古編》與《印典》兩書，意為“古人未有集印事為書者，姑仿《文房四譜》之例，存備一家。”
在《四庫全書》著錄書法文獻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如漏收、錯收、分類不當、篡改原著等缺點。漏收如著錄孫過庭《書譜》與姜夔《續書譜》，但著錄庾肩吾《書品》卻未著錄李嗣真接續前賢的《書后品》，有違《四庫全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錯收、刪改如以著錄論著為主的《四庫全書》，在收錄《宣和書譜》等匯帖類著作時，囿于體例只保留簡短的論述性文字，而刪去最為重要的歷代法書摹本、拓本，無異于削足適履。不如退而不錄，以保證原文獻的完整性。分類不當如黃伯思《法帖刊誤》、劉次莊《法帖釋文》，收入《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金石之屬，但二書體例與內容皆合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且本屬內《墨藪》附錄《法帖釋文勘誤》，直言“糾劉次莊釋文之誤”。同一體系內容分列二部，實為不妥。
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體現的書學思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既是四庫館臣對書法文獻內容的總結，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于書法文獻的認識。雖然四庫館臣皆為當時的博學多才之士，但未必皆精于書法，況且受當時時代的限制，難免受封建禮教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著錄過程中得以體現。通過研究《四庫全書》著錄的書法文獻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提要內容，可以總結出四庫館臣在收錄書法文獻時的書品重于人品、大道重于末技、重視價值不拘疏漏的傾向，體現出四庫館臣尊崇正統、以端正工穩為美、保守中見新變的書學思想。四庫館臣的著錄行為是統治者意志的體現，從中也能體會出乾隆時期維護教化、宣揚正統以及盛世之下需要寬容的統治觀念。
《四庫全書》著錄的書法文獻種類、數量都較為豐富，且具有明確的著錄標準，無論在書法理論方面還是在文獻學研究領域都具有重要價值。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對于近年來倡導的書法文獻學的發展也有著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