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視角看 茶花女 .doc

王劉梅

摘要：丁玲寫的《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部短篇小說都是以妓女為主體，對女性身體進行描寫，盡管分別寫于不同的政治環境里，但是它們都展現了女性在以男性構建的權利話語下的艱難處境。丁玲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早的女作家，從始至終都在關注女性，關注她們真實的想法和境遇，深入到妓女的內心世界中去，通過描寫女性身體，打破以男權文化為中心的社會，從而爭取讓女性獲得話語權。但是又在寫作中，不知不覺受到男權主義的影響，這也是丁玲在創作過程中感到無奈的原因。

關鍵詞：丁玲；女性主義批評；身體；主體意識

一、前言

法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將妓女分為低級妓女和高級妓女。在筆者看來，波伏娃說的低級妓女就是指那些迫于生活壓力的低級妓女，而高級妓女往往包括上層社會的舞女，比如曹禺《日出》中的陳白露以及特殊政治環境下的間諜，如張愛玲《色戒》中的趙佳芝，丁玲筆下的貞貞。這兩篇小說都是描寫女性由最初被迫失去貞操，到最后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出路。丁玲旨在從女性身體出發來反抗男性的權威地位，從而張揚女性的自我主體意識，但是通過深度閱讀發現，丁玲的女性主體意識在當時還是微弱的，她們的身體描寫最終還是建立在男性權利話語之下的，這也是丁玲為女權主義一直奮斗卻感到無奈的原因。

二、從《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談生存與貞操的關系

丁玲在《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這篇文章里并沒有正面描寫男性的外貌以及行為活動，而是通過妓女阿英的心理活動得以展現。阿英甚至對服侍過的嫖客進行比較，她認為穿洋服的后生“人雖說干凈，斯文，只是多么悶氣啊！”而那穿黑大布長褂的瘦長男子“人是丑，但有銅錢呀，而且……阿英笑了。”有文化和社會地位的男性在這里遭到了女性的歧視，并且只是被看做滿足對于金錢和性的需要。阿英由最初怕丈夫嫌棄自己而另有所愛，到無所謂婚姻的輕松，這種前后心理的變化無疑都體現了她對自由生活的追求。“為什么定要嫁人呢？吃飯穿衣她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負擔了。說缺少一個丈夫，然而她并不虛過呀！而且這只有更覺得有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阿英不管是選擇留在妓院還是嫁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內心去做判斷，此時的她獲得了一個主體的地位，也是一種不自覺地對社會較為消極的反叛。

盡管丁玲竭力表現女性主義，使女性獲得解放。但是筆者發現，丁玲在努力刻畫阿英這一形象時，為了彰顯女性主體意識時刻意將男性地位貶低。丁玲一方面想努力擺脫男權主義的思想，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其影響。

這篇小說似乎向人們傳達了一個特殊的觀點：對于一個年輕且懂得如何討好男性的妓女來說，妓女生活比倍受壓迫的婚姻生活更加自由。丁玲通過阿英這個身處屈辱境地卻心存希望的女性，打破了人們傳統的對妓女的印象。這個拒絕被拯救的妓女形象，真實地傳達了在以男權主義為中心的社會里，女性并未真正覺醒、反抗。其實慶云里這一妓院場所也是一個束縛女性的牢籠，即使她在以后的某一天選擇離開慶云里，已經慣于那樣生活的她，走投無路時也許會選擇一個男人作為依靠，也許會孤苦無依，始終會受到周圍人的冷眼旁觀，這個男權社會是很難接受她的。“娜拉出走”事件也許就重演，阿英的悲劇即是所有處于同樣位置的女性的悲劇。

三、從《我在霞村的時候》談革命與貞操的關系

《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丁玲去延安之后寫的又一部有關妓女的短篇小說，反映的其實仍是女性的貞操和革命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女性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其根源還是在于男權文化，以及整個社會包括女性自身對女性不幸的漠視。

《我在霞村的時候》整篇文章都是霞村人對貞貞的議論，尤其是那些村婦不但沒有站在同是弱勢群體的角度同情貞貞，反而麻木的將貞貞的事情作為談資，女性本身也就成了殘害自身的同謀，幫助男性和整個社會，吃掉這類自愿或被迫失去貞操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的敘述視角，以第一人稱“我”來敘述，雖然不能簡單地將丁玲本人與“我”進行聯系，但是筆者認為這也是丁玲體現自我意識的途徑。“我”與身周所有人的距離感——鮮明體現在與霞村村民的距離感以及對貞貞的態度上，并不認為失去貞操就不貞潔，依舊將主角叫作貞貞。“我”反感霞村人對貞貞的流言蜚語，但是生活于霞村一個環境中，立場與情感態度，不知不覺受到大眾價值觀的影響。當貞貞決意治病到延安時，“我覺得非常驚詫，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出來了。”感到驚訝，就說明還是沒有真正發自內心的平等看待她，丁玲自身在極力擺脫旁人的束縛，又在文字中反反復復體現出受到男權主義的影響，這就是筆者認為丁玲在創作中的矛盾所在。

不過，丁玲在對女性身體描寫時，還是寄予一定的希望。因為不管是阿英還是貞貞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曹禺筆下的陳白露被生活逼到絕境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張愛玲筆下的佳芝單純的相信愛情，最后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丁玲筆下的阿英是享受生活，自愿留在慶云里；貞貞被拯救回來，最后去延安治病。魯迅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但筆者認為，活著，或許給人的震撼感要深沉的多，有勇氣背負沉重的負擔，才是最難做到的。

四、結語

每一種文學現象都與它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丁玲所宣稱的女性主體意識不僅受到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世界上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一直以來，男性都掌握著社會的主要話語權，女權主義者將“身體寫作”作為對抗男性的武器，在這一領域還有很多女權主義者，如伍爾夫等。但是她們在實踐中有意的弱化男性，其實本身也說明了女性的處境，女性所宣揚的“平等”實際上是社會上對于女性的“不平等”，越是抵抗，越是掙脫不了男權社會的束縛。

丁玲在20世紀20年代登上文壇，她從一開始就以女性的視角，進行女性身體的描寫。在前期塑造了莎菲、阿英等形象來尋求女性的生存價值。30年代后期，丁玲投入到民族革命當中去，她的小說中女性意識明顯減弱，試圖顛覆男權文化的中心，求得女性與男性的平等地位，但是在與政治話語相結合下，丁玲更多地傾向于國家話語，她并不是對女性的關注減弱，而是當時所處的環境讓她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丁玲后期的創作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是堅持為女性發聲，維護她們的權益。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丁玲的創作發展變化以及她內心矛盾困苦的心境，丁玲在女權主義道路的探索為后來的女性作家開辟了道路。在當時社會，女性處于一種弱勢地位，不得不采用身體敘事或者女權主義的方式去寫作，以便更好的提高女性地位。我們應該理性對待這種身體敘事，包括后來的女作家上海寶貝，還有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睡你》這類作家塑造的作品，暴露女性的身體其實只是作為一種反抗男性社會束縛的工具。事實上，不含任何功利性目的，不需要故意博取社會對于女性的關注，用女性身體敘事，才能反映出男性與女性處于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