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來說，甄子丹是個近乎絕對的存在， 尤其是武術方面，但與他直接面對面的那一刻，

你會發現這些既定印象，其實只是甄子丹其中的一個面向而已。真實的甄子丹，絕對不僅止于此—他幽默、溫柔，親和力十足，

從他的電影與生活中能夠充分地感受到，甄子丹絕對是一個哲學家， 而且是對生活風格有豐富想像的哲學家。

有的人會說我是樣樣都會要求與挑剔的人， 但跟我合作過的人就會瞭解，我所說的、做的都并非只是挑剔。

和甄子丹合作，并不是第一次。他重承諾， 口頭答應的一件事，就會使命必達，這是我們第一次跟他合作的契機，但幾年下來稍有交情，合作起來自然更得心應手，聊起來也是特別起勁。這或許是甄子丹的個人特質，這樣的風格同樣展現在甄子丹的電影作品上，必然是其意志的極致延伸。說起我們喜歡與他合作的經驗，甄子丹笑了，“我也喜歡與專業團隊合作，當大家注重效率、用心呈現，這樣的合作我就拍得很開心。”

拍攝現場，真的可以說熱鬧而歡樂。我們從飯店房間一路拍到公共區域(還包含電梯以及浴缸)，甚至半戶外的車道與圍墻都成為甄子丹展現魅力與其活力形象的場景;仔細觀察每一個鏡頭，甄子丹的表情(甚至是半挑的眉毛)，都讓呈現的風格更為分明。但說這樣的成果只因為甄子丹是一個“敬業的演員”而已，根本就簡化了甄子丹身為甄子丹的意義，因為，真實的甄子丹絕不僅止于此而已。

拍攝當天，甄子丹“仍然”依照慣例，一個人低調地進入我們設定的拍攝空間，一面快速地完成妝發造型，一面跟工作伙伴們閑聊;拍攝每個場景的進度也非常迅速，仔細設定場景氛圍的討論之后，就快速地進入情境，或低調沉思、或以動作表情呈現思維，每一鏡頭似乎都帶有情節， 畫面中的甄子丹好像成為電影中的角色，清楚地展現生活思維的哲學。

這樣說，好像在鏡頭中的甄子丹很有“主見”(就像他的電影一樣，充滿”甄子丹風格”)， 但其實他對情境設定十足配合—拍電梯內“自拍”場景之時，甄子丹拿著 iPhone 就直接上場，自拍表情豐富、趣味十足，而他也會“自增橋段”， 時而皺眉、時而微笑，感覺就是個正裝打扮的男子，在電梯中展現自己的時尚魅力—事后我們打開手機相簿，發現他不是做做樣子而已，而是真的“自拍”，而且看他拍照角度與畫面構圖，自拍技術似乎也相當“老道”;另一個在車道的場景，攝影師請他坐上圍墻，拍攝有“自在悠游”感的形象， 他雙手一撐輕松躍上，率性風格就在此一躍中躍然展現—不過我們的動態攝影師因反應不及(“你要隨時準備好呀!”甄子丹笑說)，請他”再來一次”， 他自在地躍下又重新躍上(這次還帶了點花式)， 成功之余還對著攝影機雙手比了勝利手勢，那一刻， 甄子丹心中的小孩子在鏡頭中偷偷跑出，向大家展示他那具赤子之心的一面。

電影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的敘述，只要敘述者用不同角度、觀點來看一件事情，所說出來的故事就會不同，這就是電影有趣的地方。

不只是挑剔 而是精益求精

甄子丹的確是具赤子之心，也有成熟靈魂的獨特個體，與他合作必須很仔細，但執行過程卻相當開心，“因為我是用心在做每一件事。”問起他什么是“甄子丹風格”，甄子丹笑了：“我的風格大概是：‘跟甄子丹合作很辛苦’吧!”他會有很多意見，因為每一個場景、對話，甄子丹都有自己認為最好的角度與呈現方式，“有的人會說我是樣樣都會要求與挑剔的人，但跟我合作過的人就會瞭解， 我所說的、做的都并非只是挑剔，只是我會覺得，一個場景、一句話如果改成什么樣子，就能更充分地呈現角色與故事想要體現的情境，這是做電影、說故事必須的精益求精。”現在拍一部電影的門檻越來越低，“有人拿著一支手機就可以拍出一部電影， 你說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電影了?”加上科技進步， 在哪都能看電影，觀眾接受來源變多后，自然對于電影的要求愈來愈高，“你不能隨隨便便拿個什么東西出來，就要觀眾買單;水準不夠的東西你敢稱之為電影，但觀眾可能就不同意了。”

你可以說甄子丹是極致“龜毛”，他應該自己也會同意，“因為對所有的事情，我都是親力親為。”拍一部好的電影，需要全心投入與付出，自然對于每一個細節都要精挑細選;當然，如果把“挑剔”用做負面形容詞放到他身上，也是觀察甄子丹的一個視角，“那麼多年來，我對這種批評也習慣了。”他自認為這是對電影的執著與要求，只是他走得比較“遠”，“因為我知道如果不這樣做， 是無法再走下去的。”的確，藝術必須琢磨，身為“第八藝術”的電影也是如此，你要去理解劇本中的場景、內涵與說故事的視角，這是做電影的水磨功夫，必須要一直磨，不斷精益求精，才能成就好的作品，“事實證明，我這樣的執著其實是對的。”

不管做什么事，我在生命中的每一秒都不會放棄， 而且在搜尋發掘的過程中，都可以找到自己能熱衷于此的樂趣。

說故事的人 持續追求極致

香港電影的確有其獨特意義存在，這也是很多電影工作不斷在此境中磨練而形成，它之所以獨特，也是因著這些電影工作者隨時隨地在尋找更高的藝術境界所致;當然它也是商業一環，但電影絕對不只一門生意，還是對藝術的追求，所以身在其中自然必須兢兢業業，以成就最佳的呈現效果，而甄子丹就是這樣的人，在追求電影藝術的極致呈現中，付出極致的努力，“拍電影很有趣，即便是使用同樣的班底、同樣的資源來拍攝同樣的劇本，如果掌控者不一樣，電影的風格就會完全不同。”從電影的視覺顏色、運鏡與剪接風格，乃至于視角，都是甄子丹口中”掌控者”風格的呈現，“電影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的敘述， 只要敘述者用不同角度、觀點來看一件事情，所說出來的故事就會不同，這就是電影有趣的地方。”用電影敘述一個世界，的確是電影人窮究一生所追求的志業，而一個好的“說故事的人”， 也會是一個好的電影人，而他們會包容多元觀點， 讓這些觀點各自發揮自身的個性，讓其交互構筑自身的生命意義，使之成為好故事;不過，要成就好故事的誕生，說故事的人首先必須對敘事主題感到興趣與熱情，才有辦法投入其中，而后找到適合的敘事角度，“這必須要有耐心與十足的耐力，你才能發掘出你真正想要敘述的故事。”

全世界絕對沒有一本劇本是可以一字不移的;它必須經過無數次的修改與淬鍊，而后才有機會展現有內涵的故事呈現。

身為一個說故事的人，甄子丹自認為自己的確具有這樣的特質，“不管做什么事，我在生命中的每一秒都不會放棄，而且在搜尋發掘的過程中，都可以找到自己能熱衷于此的樂趣。”以電影《追龍》為例，最后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故事，就是甄子丹在故事中逐步找尋出的視角。它本來說的故事主角是從跛豪出發，這是甄子丹好友—呂良偉曾詮釋的經典角色，如何讓它們兩者可以相提并論乃至于分庭抗禮，這讓甄子丹大傷腦筋，“這不能隨便做的。”

這個故事除了從跛豪與雷洛的視角出發，呈現不一樣的故事觀點外，它必須要更有個性，才能成為一部成功的作品，甄子丹想了很久，決定從跛豪所處的時代—1960 年代香港的社會氛圍出發，“我們都看香港電影，香港在說那一個年代故事的電影常帶有一種沉重的氛圍，但我不想在《追龍》中呈現這種感覺。”他想到那個年代的音樂，不管是迪斯可或靈魂樂都帶有熱情的生命力，大量的聲音中其實帶有一種希望，讓人有可以向前邁進的動力，“我想呈現《四海好兄弟》或《周末狂熱夜》對生命充滿熱情的風格，那是我想像中1960 年代的香港， 充滿著活力的香港。”當然，呈現出來的效果有不同的觀點詮釋，但意圖“走自己的路”的決心，則是顯而易見的。

電影，充滿人與事的交融與互動，故事也會因為拍攝的心態與現場環境的變異，而產生不同的詮釋， 這是甄子丹覺得拍戲最有趣的地方，“你知道嗎， 雖然我們手上都有一個劇本，但全世界絕對沒有一本劇本是可以一字不移的;它必須經過無數次的修改與淬煉，而后才有機會展現有內涵的故事呈現。”不管是導演與演員、演員與演員間，甚或是演員與環境間的互動或交互影響，都會造成電影故事的再度重塑與精煉;而作為一個“說故事的平臺”，電影作品的呈現更是“人”的人生寫照與體悟的轉化、實踐，“你是用一部電影的角色，在訴說自己對人生或是某些事件的看法，這會讓你自己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生命哲學，不期然地放在其中。”甄子丹自認為，能夠成就一個好的角色，是必須隨時隨地都要準備好、充分地做好功課的，“你無法事事都懂，但一個做好功課的演員所詮釋的故事，你絕對可以看到其中的生命厚度的。”這樣有層次的角色與故事，只有正視與充分檢視自己人生經歷的人，才能展現，“所以我說，真的沒有所謂的天才演員，演員的天才， 永遠來自于對生命的領悟。”

甄子丹說，他永遠都在學習中，絕不自滿自己現在的成績，“世界有很多誘惑，如果只是汲汲營營地追求，你永遠不會滿意。”追求“心靈的滿足”，才是甄子丹努力學習，想要達成的目標。他笑說自己從來沒有做演員的志向，拍電影是“偶然”所造成的(“當初其實是袁和平帶著我，才糊裡糊涂地入行的。”甄子丹大笑)，在超過 35 年的電影生涯中，甄子丹自嘲“前 10 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似乎就是因為“會打”而稍微出名， 之后慢慢地開始看不同類型的電影自己做分析，慢慢開始有些心得，“但好像近 6、7 年，似乎才開始慢慢融會貫通。”甄子丹笑說雖然是偶然走上這條路，但一路走來豐富多采，問起他如何定義一部成功電影，甄子丹思考了一下，“我不敢說我懂得什么是好電影，但我相信一部成功的電影一定是一部用心的電影， 如果你沒有用心拍一部電影，那部電影肯定不會成為成功電影。”雖然有點像繞口令，但說著這段話的甄子丹，的確就是一位乘載著生命經驗，融會貫通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