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同老店第四代傳人、朱仙鎮木版年畫傳承人、民協會員,代表作品...
賈濤
摘要：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歷史上幾經興衰，在20世紀中葉以后迨乎絕跡，經過最近30余年的搶救性保護，近年來略有起色，年畫從業者稍有增加，人員相對穩定，影響力漸漸提升，藝術市場有所擴展一最重要的是，這一手工藝術及其民間藝術家普遍受到尊重與重視一然而這個工藝小族群有其特殊的技術文化，其自我保護意識極強，雖然這在“內傳承”方面十分有效，而其“外傳承”幾乎為零，對于當前社會條件下年畫的擴大生產及規模化經營極其不利，工藝小族群狹隘的文化意識已經成為制約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發展的瓶頸。從族群文化角度揭示這一特殊現象，對它的傳承發展或有裨益。
關鍵詞：中國傳統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木版年畫；工藝小族群；內傳承；創新機制
一、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的興衰與工藝小族群文化
朱仙鎮木版年畫作為古老的漢民族傳統手工藝品，堪稱中國民間藝術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它以多變的造型粗獷的手法質樸的風格明快的色彩簡潔的內容，攜帶著中原農村濃郁的生活氣息，在舊時代就頗受廣大百姓喜愛，其市場范疇一度拓展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中原更是它不可動搖的堅實領地。在它的盛期——清代康熙、乾隆年間以至清末，曾帶動朱仙鎮這一中原小鎮蓬勃發展，人口大幅增加，市場極度繁榮，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盛況空前，堪比今天的深圳從小漁村華麗轉身的樣子，也因此躋身于全國“四大名鎮”之列，與當年的漢口、佛山、景德鎮并駕齊驅。
顯而易見的是，朱仙鎮木版年畫是封建時代在民間文化環境中孕育生長并發展起來的，它的繁榮有著極強的民間色彩與族群文化特征，或者說它具有濃厚的小農意識，它是舊時代文化發展的產物，應運而生，應時而興，順勢而盛，同時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小農經濟的轉型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族群審美文化移位而自然衰落。追蹤朱仙鎮木版年畫的族群文化根源及表現，可以使我們認清這一民俗化民間藝術在傳承方面的特色與困境，揭示它在歷史上時興時衰的個中原因，從而去更好更科學地搶救它、保護它、傳承它，而不是盲目扶持，使事與愿違。
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作為一種藝術文化現象，它的興盛與衰落，既有地理環境因素，又有文化生態因素，也是時代大勢所趨：尤其是它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歷史的必然，與它一同衰落的是我國整個的木版年畫手工藝行業，全國著名的年畫生產基地，如天津的楊柳青，江蘇的桃花塢山東的楊家埠，陜西的武強、四川的綿竹等，幾乎都在同一個時期先后衰敗下去，從此一蹶不振究其原因，不外乎時代航運交通及與之關系密切的戲劇文化的衰落，對此，筆者已在另文中有所探究。
然而，如今人們并非愿意看到諸如開封朱仙鎮年畫之類的民俗民間文化自行逝滅，作為曾經的民族文化記憶，作為有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掌握在少數族群手中的稀有手工技藝，我們不僅不愿意讓它消失，還冀望它的永續傳承，乃至于復興
因為作為年節文化的組成部分，木版年畫賴以生存的依據沒有消失，逢年過節人們張貼年畫的熱情不減，那種舊時代趨吉避兇的族群文化心理依然存在。那么，為什么木版年畫的復興如此艱難？為什么國家扶持、政府管理都不能讓這一行業有像樣的發展？無論在規模生產上，還是在市場營銷上，如今的開封朱仙鎮年畫僅僅足夠維持而已，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何在？它為什么不能像其他行業那樣一呼百應、應聲而起？它在傳承與發展方面遇到了什么問題？
通過反復考察，筆者發現，阻礙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發展的因素雖多，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工藝小族群文化的局限。工藝小族群文化既是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興盛的動因，也是它如今繼續發展的障礙，這一根深蒂固的舊有文化習性，讓外力根本無法對它的發展產生太多影響。
族群有大小的差別，其文化內涵與特征既有區別，亦有相通之處。大的族群可以等同于一個民族國家，小的族群可以是一家一戶或數家數戶，或無數家無數戶，甚或一個家族幾個家族。因此族群文化也因大小族群的不同而不同，大族群文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比如我國傳統的乃至今天仍存續的年節文化，就是典型的大族群文化，也正是這種大族群文化，作為木版年畫的消費群體，在催生朱仙鎮木版年畫從萌生到繁榮的過程中功不可沒，它的農耕文化特性、它的民間意味、它的民俗特征，都使得這種地方性小族群特有的手工藝品極受推崇，直至帶動朱仙鎮從弱小到盛大，并逐步走向繁榮。大族群年節文化是朱仙鎮木版年畫興盛的大背景大支撐，是整個族群生態文化中的重要依托。從古至今，這一大族群年節文化并末發生根本改變，年節風俗也一脈相承，然而從年節文化派生出來的木版年畫業卻發生了翻天巨變，由盛而衰，甚至幾近滅絕，這一點很值得思考，它顯然是木版年畫小族群文化——我們姑且稱之為“工藝小族群文化”——自身的問題，盡管其他因素如航運的改變現代印刷術的出現中原戲劇文化的衰敗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起著作用。
工藝小族群文化，具有地域性單一性和家族性，因此也具有私有性、封閉性、脆弱性與頑固性特征它的單一。自有與封閉主要表現在它在傳統手工藝的內傳承方面極具韌性。所謂“內傳承”，在中原農村又叫“門里滾”，這種普遍存在于工藝小族群中的文化現象，其核心內容是祖傳、家傳，或者直白地說是“傳男不傳女”，并形成風氣。“傳男”是家族自身穩定可靠的繼承方式，并且可以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傳女”，一旦女兒出嫁，女兒就可能將手藝傳給外姓，自家的絕藝就沒有“獨門”特色，或者說絕活外流了。說它是種“風氣”，其實也正是這個工藝小族群文化的主要內涵——一種司空見慣的風俗，一種無法挑剔的自我保護。這種家族文化形成于封建時代，生長于民間，流行于農村社會，對此誰都不覺得過分，誰都不認為不合情理。張家會做豆腐，它的鄰居世世代代都無法得其訣竅：李家會炸油條，連它的親戚也難窺其一二。代代相傳的家族手工藝文化所特有的這種局限，其實也是一種天然的保護。手藝在農耕社會就是養家糊口乃至發家致富的特殊手段，學會的人多了，這個飯碗里的粥自然會被分出去一部分，其中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便形成了這樣一種工藝小族群文化共識——手藝不外傳，其他人也別自討沒趣。
朱仙鎮木版年畫的這種工藝小族群文化特征極其明顯，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阻礙其規模發展、市場開拓的重要因素。現有的朱仙鎮木版年畫手工藝制作者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各家都有悠久的傳承，各家的手藝歷史都可以追朔到三代以上，甚至更遠，并且這種傳承史他們是作為一種自豪而不加掩飾地宣傳的。歷史上朱仙鎮木版年畫都開有門店，都有一個響當當的店名，如晉泰永、振源永、豫盛榮、德源，萬同、萬通、萬和、天義德、天成德、大天成、二天成、曹家、天盛、和成、天瑞，二合、二合永，永盛祥、泰盛、三成義等等，他們都喜歡將自己的店號刻在作品醒目的位置。在最興盛的清代中期，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店有幾十家，隨著社會發展，時代更迭，只有極個別的延續下來了，大部分因為時局動蕩，這種手工藝作為糊口工具風光不再難以為繼，被自然放棄：或者因為戰亂隨著家族的外遷而消散：或者由于家族絕后后繼乏人而消亡。
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手工藝業者尚有十來家，由于木版年畫季節性制作特征以及對私有制的改造，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曾經的繁榮不再，市場極度萎縮，生產經營步履維艱。1953年，開封市組織起部分民間藝人成立了“木版年畫制作社”，是為私有制手工業者改造的一部分，這一組織在“破四舊”風潮中搖搖欲墜，終于在“文革”期間被解散。隨著集體所有制的普遍施行，以及一定時期手工藝行業一度被禁止，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制作工藝也隨著老一輩匠人的過世自然消亡者占多半。任何技術，一旦失去了經濟效用，它的地位會急劇下降而其傳承也會自然中斷到“文革”后期，朱仙鎮木版年畫幾乎無人提及，那些老藝人也被改造成了地地道道的種田農民。個別人偷偷摸摸做一些木版年畫，不過是練練手、掙些小錢，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讓朱仙鎮木版年畫重現生機，朱仙鎮政府于1983年又成立了“河南朱仙鎮木版年畫社”，將部分木版年畫手工藝人組織起來，對木版年畫的傳統工藝進行挖掘和整理，以集體的名義制作木版年畫。據說當時這里聚集有五六位資深年畫刻版民間藝術家，所收集的年畫古刻版也數目可觀。現在年屆七旬的尹國全是其中之一，他當年正值青壯年，他是天成老店的嫡傳，因為有家學，主要負責刻版，這是年畫制作的核心，技術性很強，如果沒有得過真傳，一般人很難掌握。尹國全的手藝確是家傳，他家在朱仙鎮附近的小尹莊，世代從事木版年畫制作，手藝學到手之后，曾多次偷偷嘗試雕刻印制，包括在一般木板上制作，也因此被審查訓斥過。由于特殊年代對手工藝業者的嚴格禁止甚至迫害，朱仙鎮成立木版年畫社之初，尹國全都不敢承認自己還會這門手藝。因此集體所在有的木版年畫社的成立，給這些家有傳承的老藝人新藝人一個合法的公開制作木版年畫的機會和條件，使這門絕活不至于生疏或遺忘，因此尚有不少積極作用。尹國全說他在木版年畫社刻版數百塊，覺得這項即將失傳的手藝有了用武之地。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放開以及個體從業者的合法化普遍化，原來擔心失傳的手藝，反而被擔心外傳的心理所取代，一度被遺忘的工藝小族群保護意識馬上抬頭。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在河南，朱仙鎮木版年畫較早地被列入名錄，以馮驥才、薄松年、薛永年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藝術家、專家學者給朱仙鎮木版年畫以高度重視，多次在開封或朱仙鎮召開全國性的相關專題研討會或論壇，各大媒體高調報道，馮驥才還特邀尹國全這位老藝術家在北京舉辦的世界非文化遺產大會上作現場表演，引來眾多國際友人的交口稱譽。這一系列的舉措使這些民間老藝術家們認識到：時勢改易，祖傳的老手工藝真的很有價值，因此除格外珍惜外，便更加嚴密地保護著這一絕藝不致外傳。在朱仙鎮，早在集體所有的木版年畫社成立之前，以家庭為單元的木版年畫作坊已相繼悄悄恢復生產制作，至2007年年畫社解散，各家名正言順地經營起木版年畫店鋪，并扯起了封存了幾十上百年的舊招牌，朱仙鎮木版年畫又重回它先前自發自覺自為和自生自滅的狀態，“門里滾”觀念隨之再度加強，而以往在大集體中所做的刻版版權，便成了彼此糾葛的源頭。
“同行是冤家”是工藝小族群文化觀念的又一種表現。對于工藝小族群而言，只有自家，沒有人家：只有競爭，沒有聯合。由于層次有高低，銷路有不同，版權無界定，模仿成了普遍現象。即使在今天，雖然名為各家各門，而版畫的題材、內容甚至手法都相差無幾因此，手藝雖然不會交流，但敵視和怨言會不斷滋生，有些因為版權問題還打起了官司。而過去集體年畫社的刻版也成了彼此仇隙的焦點和導火索，實質上相互排斥的小族群文化心理才是真正的根源。在朱仙鎮之北25公里處的開封市，以老藝人郭泰運為核心成立了“開封木版年畫社”，之后又成立“開封木版年畫博物館”，而這一年畫社在朱仙鎮眾多年畫手工藝家看來是不能被承認的，原因是：其一，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離開了朱仙鎮這一本土，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年畫藝術了；其二，郭泰運是木版年畫的“見證者”，不是傳承人。工藝小族群文化特征又一次顯現出來。筆者瀏覽過第一版的“河南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朱仙鎮木版年畫首次上榜，共有兩位木版年畫業者在名錄之中，一位是朱仙鎮本地的木版年畫家尹國全，另一位就是郭泰運，而郭泰運確實是以“朱仙鎮木版年畫見證人”的身份上榜的。據他們認為，這“見證人”只能說明他參與過年畫的制作，而“傳承人”才是真正的年畫制作者，這里邊有相當大的區別可是他們不知道，郭泰運還被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其中特別標注有“朱仙鎮木版年畫”類。
二、從名實之爭看朱仙鎮木版年畫工藝小族群傳承問題
其實，名份之爭就是生存之爭，是實際利益之爭，這在以朱仙鎮木版年畫為生的工藝小族群眼里十分重要。因此，無論是家傳的手藝，還是自創的作品，都不能被侵犯被模仿。他們在這方面的保護意識相當地強。家傳的手藝一般人學不來，家族內部有嚴格的規定，不能外傳，這一點幾乎沒有什么可擔心的
只要看看幾十年來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店鋪數量就可以明白：原來是幾家現在還是幾家，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一句話，這種手藝別人沒法兒學，也沒有地方可學鎮里邊各色商品店鋪都呈幾何狀態增加，各種手藝包括一些絕活也都層出不窮，生生滅滅，十分頻繁，唯獨木版年畫手藝一門相傳。
上文已經提及，作品抄襲模仿在朱仙鎮木版年畫制作中成了普遍現象，雖然是各家各戶的門店，可作品內容形式乃至顏色等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是誰家的線刻得比較舒服，誰家的顏色比較純正，誰家的套印比較吻合而已。目前，年畫的題材幾乎全是傳統的舊題材，就那么幾種，誰也不比誰新，誰也不怕陳舊。這也是年畫小族群特有的現象。個中的原因筆者分析有三點：一是沒有能力創新。大家認為守著老祖宗就夠吃了，足以生存，再加上如今國家扶持非物質文化遺產，日子差強人意，比起幾十年前或比著種地過日子的人，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小農的知足意識限制了這個族群向前向外拓展的積極性，安于現狀，守舊保守不創新成為其主要特征二是消費群體的懷舊心理來這里購買年畫者已經不是舊時代的普通百姓家，也不是在逢年過節，而是在平時，時不時地有一些零散客戶從外地趕過來，購買的都是舊題材、舊內容、舊樣式，但凡新作都無人問津。為了迎合顧客心理，如今這些年畫制作者也都以舊翻舊，以新補舊，根本不用顧忌落伍、掉隊之類三。是有創新能力但是怕抄襲，版權無法得到保證。不能否認，在現存的朱仙鎮木版年畫從業者中有一些確實有天賦、有創造能力，只是由于沒有完美的全新保護機制與辦法，有了新創作也不敢拿出來示人，因為這種新東西不久都充滿了朱仙鎮各家各戶的年畫店。于是寧愿大家都按部就班，寧肯無所作為，別人也不能跟著撈好處。筆者采訪到這樣一位民間藝術家，極具創新能力，他創作的新版年畫多達數百塊，可一張也不印制，一片也不發售
問其原因，就是擔心別家模仿他說你今天刻出個新樣兒，過不幾天另幾家的店鋪里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在這里沒有版權保護，他曾多次向政府及相關部門（縣市級版權局）反映，無人關心，不起任何作用，官員們甚至認為這是正常現象，提到版權甚至覺得可笑于是這位民間藝術家就很極端地做了兩件事兒：一是將創作的新版年畫統統封存起來，以留給子孫后代，等環境許可時再拿出來；二是將創作的新版賣給外省外地，掙些經費，讓這版權“遠嫁他方”。如今山東的一些木版年畫新版其實都是這位老民間藝術家創作、售賣的。聽來不可思議，但確是事實。工藝小族群的自我保護意識以及排他心理造成了這種尷尬局面，數百年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毫無新意可言。通過上述可知，其實并非如此，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創新精神歷來就是很強的，只是工藝小族群觀念與狹隘的家族意識將之掩蓋、泯滅了。再加上政府管理部門的不作為，讓這種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開封朱仙鎮有一位叫張繼忠的年輕畫家，有知識，有文化，有創新意識，他開辦的年畫店鋪叫“萬同老店”，也是清末知名品牌，在當地頗有名氣。這位年畫家擅于在“新”上做文章，曾申請獲批一項市級科技項目，主題就是朱仙鎮木版年畫在當下的創新問題。作為評審專家之一，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即便搞創新談論創新，在朱仙鎮也是個別人的個別行為，族群姻親抱成一團，外人概莫能入。張氏所做的年畫創新，前期是有成果的，即將傳統的朱仙鎮多色套印木版年畫改造為純大紅色年畫，這種紅幾近于宮廷紅，因此其中的線刻部分減少了弱化了，傳統的刻板技術降低了，套色工藝也簡單化了，木版年畫的味道因此改變。筆者認為這未嘗不是一種創新，因此值得倡導值得扶持據張繼忠本人講，這種“新年畫”一出現，市場銷路就很好，已經有不少的訂單。也許是為了拿到這樣一個項目、得到一些資金，也許是一種言過其實的宣傳，總之，從作者口里，其市場前景十分可觀但是，通過一年多的觀察，實際效果并非如其所言，盡管這種繪畫在年節期間在開封市北城門樓上以大畫幅形式懸掛過
而在其他木版年畫家眼里，這樣的創新根本就是對朱仙鎮木版年畫的糟蹋，不僅在工藝上簡單得無技術性可言，從藝術效果上看也俗不可耐。因此，他們不僅不愿意仿效，更不愿意承認。
面對年畫創新，這些工藝小族群中竟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藝術認識，是筆者始料不及的。筆者曾問過其中的一位老藝術家什么是木版年畫的創新。他說：用傳統的方法，表現現代的題材內容，不改變固有的效果，這才是創新比如，他曾于，2008年應邀創作了一套四聯幅的北京奧運會紀念郵票，現代的內容、生動的運動形式，再加上原汁原味的朱仙鎮木版年畫制作工藝，的確既古樸又新穎，頗受青睞。然而，這一他獨家創作的郵票型（含小型張）木版年畫，很快為鎮上各家門店所模仿，幾乎每一家年畫店里都有這種形式年畫，單幅的橫軸的，應有盡有，連內容題目都一模一樣，外人根本分不清到底是誰家的原創。這位老年畫藝術家也因此大受傷害，幾次三番與版權部分協商無果后，從此不再印制新版年畫作品。
可見，工藝小族群社會文化中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封閉與自我中心。朱仙鎮木版年畫事業在歷史上開始就是單打獨斗，后來，在它的盛期成立過協會，有過實質性聯合。當年集體所有的朱仙鎮木版年畫社在一種特殊社會背景下運行，由于沒有小家族文化的支撐，都想“留一手”，最終不歡而散，走向解體從此各家各戶均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對頭加以敵視，老死不相往來現象十分普遍。這種文化現象不僅制約了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創新創造，也使得這種自發自為的手工藝品生產始終處于無序狀態，政府的管理顯得無能為力。
在朱仙鎮，木版年畫工藝小族群的自我保護意識還體現在店名之爭上。多年前去朱仙鎮考察，發現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一個鎮上有兩家“天成老店”天成老店是傳統朱仙鎮木版年畫名店，傳承久遠，作品粗獷與精細相結合，色澤潤澤古雅，是朱仙鎮木版年畫藝術風格的代表之一，許多著名作品上面都刻有“天成”二字，店名十分響亮。這里出現兩家“天成老店”，其中必有緣故。果然，進一步了解得知，這兩家同時懸掛同一店名的年畫店，為爭店名官司打了好多年兩家同姓尹，都是過去“天成老店”的后人，但是雖為一姓，一為正宗，一為旁宗，或者說一為嫡傳，一為副傳，因此，嫡傳一家狀告另一家侵權。據稱，這場店名之爭的官司從政府打到法院，從鎮里打到縣里市里，始終皆不了了之。近年來，隨著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名聲再起與利益擴大，這一官司越來越越不容擱置。筆者曾經與作為原告方的一家有過交談，問他這個官司的起因，他說他才是正宗天成老店的傳人，另一個掛此牌子的雖為近宗，同姓尹，但與天成老店無關然而后者地理位置優越，靠近原朱仙鎮木版年畫社，又臨近岳飛廟與關帝廟這一旅游中心區，因此許多人誤以為他為正宗，因此才上訴到法院。最近的一種狀況是，被告的“天成老店”匾額上的“天成”二字給遮掩住了，進到店里，所有宣傳文字中的“天成”二字都被貼住或者抹去，不用問，這場店名的官司之爭有了結論，這家店鋪不能再以“天成”二字命名。
這里面就透露著強烈的品牌意識與小族群手工藝從業者的排他性。若說其中存在自私自我的成份是可能的，然而從版權意識或保護舊有傳統名牌的角度看，這場官司又未嘗沒有價值：它使真正的“天成老店”還原了本來面目
從木版年畫的核心工藝刻版創作來看，“天成老店”的繼承者確實技高一籌：從作品的制作及藝術風格看，也是這正宗的一家顯得更有藝術性更具活力。對于木版年畫這種手工藝性很強的民間藝術作品來說，正宗與不正宗正傳與他傳確實有天壤之別。有的人只會模仿，有的人卻不斷地創造：有的人只能依賴他人生存，有的人則靠智慧開拓。社會理應保護具有創新精神的群體，而事實上，由于這一工藝小族群社會成員與社會關系的復雜性，所有的法律法規都顯得蒼白和無力。
族群社會的行為不完全以法律為準繩，族群社會的約定俗成性也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即以朱仙鎮木版年畫制作而言，這個店名該是誰家的人心自有公道，訴諸法律只是一種外力，其實在朱仙鎮人心目中，這場店名官司勝負早已一目了然
之所以有這么久的訴訟過程，不過是當事的一方不愿輕易放棄這一金字招牌而已，說白了，還是一個利益在里邊。對于勝訴的一族，官司贏了，名正言順，利益將不再受損：對于敗訴的一族，不僅名分沒有了，傳承更談不上。換一個思路：為什么不再另立門戶闖出個真正屬于自己的牌子呢？為什么一定要“倚老賣老”呢？答案恐怕是明確的：沒有這個實力，沒有這種可能技術的嚴密保護讓同宗尚且不能窺其一二，一個店名尚且與宗親對薄公堂，其他人更是想入非非了。因此，朱仙鎮木版年畫除了這種天然地繼承之外，已經不大可能有擴大擴展的趨勢。概觀目前的朱仙鎮木版年畫發展狀況，從傳承角度看，它的衰落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宗人傳承面臨著巨大危機，盡管朱仙鎮地處農村，基本上可以生二孩，但一輩單傳的現象比較普遍；如果這家真的沒有了兒子繼承，那么它的失傳則是不可避免的：從工藝小族群的習慣與心理上說，傳男不傳女是永恒的法則，即便“絕戶”了，也不能傳給旁人。再加上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年輕一代未必都視這些傳統的老玩藝兒為傳家法寶，一些人愿意繼承祖業，而一些人喜歡另尋他途。如果木版年畫工藝小族群中出來一兩位真正的名校大學畢業生，他多半不會再回到這個敗落中的小鎮謀發展
就目前看，朱仙鎮全鎮大約有五六家木版年畫社，各家都有自己天然的傳承人，六七十歲以上的老藝人在支撐著門面，兒子一輩已經當然地挑起制作年畫的大梁，而孫輩們也在家族的熏陶中心無旁騖，踏踏實實地學起自家的獨門手藝來在這里，多數是祖孫三代共同經營同一家店鋪，生意興隆，衣食無憂。與年輕一代談起未來談起理想，他們會覺得很茫然，難道他們骨子里就有這種工藝小族群的基因？
由于民族大族群年節文化日趨多樣化變異化，木版年畫賴以存在的根據不足，年節大規模的年畫需求已經不是木版年畫的主流市場，民間味十足的木版年畫作為一種民族記憶，已然成為一種紀念品奢侈品，成為一種獨特的、受保護的對象。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它的消費群體必然日漸縮小，擴大再生產的必要性，可能性都十分渺茫。由于這個工藝小族群內容文化習俗的限制，它的傳承與發展都面臨著較大的困境那么，它今后應當走什么樣的路子？專業化藝、術化之路能否行得通？養育在溫室里的木版年畫業有多大的前途？它的內傳承一旦出現斷裂將何以為繼？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能不能改變？這種工藝小族群文化可否更新？種種疑問充斥著這個神秘的工藝小族群，它的文化內涵尚待進一步厘清，它的發展前景有待進一步探索。
（責任編輯：賈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