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堂山石窟,想說愛你不容易
徐健
【摘 要】中國古代石窟藝術有許多都非常獨特，而且都具有自己的原創性。河北南北響堂山石窟藝術是中國藝術的代表，也是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一站。響堂山石窟的藝術內容主要以佛教思想與佛教文化為主，其中的石窟造像即是響堂山石窟藝術中北齊時期佛教文化的代表。本文從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獨特性和原創性出發，從這兩方面對響堂山石窟藝術進行主要分析。a
【關鍵詞】響堂山；石窟藝術；獨特性；原創性
中圖分類號：K87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8）01-0116-02
中國是一個藝術博大精深的大國，石窟藝術也是中國傳承佛教的一種重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紹在繁盛期響堂山石窟藝術表現出的獨特性和原創性，來彰顯古代石窟藝術的美，以及中國石窟藝術的發展歷史。
一、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獨特性
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發展與響堂山石窟的地理位置有非常大的關系，響堂山是位于太行山東麓的一支山脈，位于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響堂山石窟便位于此，山上有二石，形狀像鼓，南北相對。相傳，山上石鼓長鳴，鳴則不亂，這使響堂山得名。而石窟創立在響堂山這一特殊的奇山更為石窟增添了藝術的獨特性，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具有文化特色，而且具有時代特征。北齊時期，佛教的地位舉足輕重，高洋皇帝將響堂山石窟藝術發揚壯大，使其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的同時也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之后的隋、唐、宋、元、明等均相繼仿效。響堂山石窟主要包括南北兩部分，石窟中的大小佛像就有四千三百多尊，響堂山石窟反映了我國歷史中北朝晚期的佛教雕刻藝術。隨著時代的推移，政治風向也隨之改變，響堂山石窟藝術的人物造型發生了一系列改變，已經創造出自己獨特的人物、造型、風格，不像北魏時期的人物小骨清像，北齊時以寬扁鼓胸，身軀粗壯，造型豐滿，淳厚壯實，佛像身上的衣服也由寬衣博帶改為敷搭雙扁，雙領平行下垂樣式，也為唐朝豐肥濃麗，熱烈放姿的造型風格奠定了基礎。
響堂山石窟占據了中國石窟藝術的重要位置，雖然其規模不大，但是卻反映了最早時期的中西文化的結合。分析和研究響堂山石窟藝術，對于我國發展石窟藝術具有重大借鑒意義。響堂山石窟是我國重點文物保護對象，南北響堂山兩處相距15公里，它的得名有很多說法，一種說法中講到，若有人在石窟的群山腰上來回走動，便可以發出鏗鏘回音，這是響堂山石窟聞名遠揚的獨特性。響堂山石窟的獨特性在于響堂山石窟的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響堂山石窟不僅是佛教的文化傳承產物，還作為佛教教徒宗教活動場所存在。響堂山石窟融合了雕塑、繪畫以及建筑等藝術形式，承載著佛教藝術的精髓。石窟藝術的成長伴隨著佛教藝術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石窟藝術的發展規律也伴隨著佛教的發展而逐漸演變。響堂山石窟作為北齊最大的石窟藝術雕塑寶庫必有其獨特之處，石窟中的繪畫、雕像以及建筑的獨特在于其創作技藝以傳統的技藝為基礎，同時借鑒了印度石窟寺佛教的創作技藝，將其與魏晉時期的手法相結合，創造出了有我國獨特民族風格以及時代畫風的藝術。在石窟的形制、造型以及裝飾紋樣等方面都具備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具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和藝術特點。
響堂山石窟藝術有很多顯著方面，以石窟的形制為例，形制指的是石窟建筑的規模大小以及建筑風格，應用于石窟這種建筑空間中便形成了石窟形制。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獨特性展現在不同類型的石窟，具有不同的建筑空間、形式和特點，石窟的類型根據古代時期對于宗教活動以及生活需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存在即合理，石窟的形成自然有其特定的原因。通過石窟形態的不同我們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內涵，我們也可以通過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宗教文化來追溯佛教石窟的產生原因以及其發展的規律和特征。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來彰顯深厚的民族氣息和時代畫風意義。
二、響堂山石窟藝術的原創性
響堂山石窟之所以聲名遠揚，是因為響堂山石窟藝術的雕塑雕刻技術都是史無前例的。響堂山石窟動物類裝飾紋樣就有很多種樣式。龍紋是響堂山石窟藝術的重要題材，因為龍是中國傳統裝飾內容之一，在佛教裝飾中是中國化的代表。所以，響堂山石窟將龍紋放入雕塑中，更加凸顯中國化特色。在這里的龍紋裝飾主要應用在門拱、窟口等處，其中南響堂華嚴洞龍紋裝飾較為寫真。響堂山的龍紋裝飾千變萬化，位置也各不相同，有的在門楣處，雕刻龍的上半，龍頭中間加上火焰寶珠紋龍和忍冬紋，氣勢恢宏，變化萬千。通過卷草優美的波浪型花紋表示火焰，襯托出龍的剛強；而有的兩柱上分別盤踞著一條龍，龍身由柱盤旋直上，于楣底處交頸，兩龍頭部相交；有的于佛像兩側繪制單獨龍紋，龍紋左右對稱。響堂山的龍紋有其獨特的藝術特點，龍的造型往往蒼勁有力，生動形象，氣勢恢宏，龍身矯健生動。以北響堂中大佛動諸佛背光處的龍紋為例，此處繪制了七條神態各異的龍，龍紋張力十足，似穿壁而出，活力飽滿，氣勢烜赫。因其位置原因，龍紋若隱若現，充滿了表現力，顯示了北齊時期的高超雕塑藝術。
響堂山石窟中的獅子花紋是以獅子作為題材的裝飾花紋。位置主要分布在正壁祭壇的兩側。北朝時期是佛教發展的初期階段，獅子的形式尚為簡單。南北響堂山中華陽洞中的獅子花紋以蹲踞式的形態存在，獅子的頸鬢呈上揚狀，體態豐滿，整體線條流暢簡潔，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了輪廓分明的外形。雕刻的手法意在寫實，賦予了獅子造型足夠的真實性。柱礎獸作為響堂山石窟中裝飾的重要題材之一，也具有獅子的特征。它主要雕刻在北響堂山的中心柱的四角，主要起裝飾作用。
火焰紋是以火焰為主題的裝飾紋樣。火焰，又稱佛光，是指佛像頭部和背面所顯示的光芒，用來襯托佛的尊嚴和生命，是由古印度藝術發展而來。在我國早期的背光中，火焰紋是主要的裝飾題材。響堂山窟中佛像的背光，菩薩的頭光等，均用火焰作為主要的裝飾圖案。火焰的形態十分豐富，大都以連接狀的三瓣葉或者波浪紋路描繪火焰來進行淡化轉折，而自由轉折往往是通過夸張火焰的飄逸程度實現。位于響堂山石窟中背光處的火焰紋路構成形式較為連續，紋路簡潔，火焰內部平靜穩定，火焰紋路較為大氣。響堂山中的火焰裝飾紋在我國的火焰紋的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響堂山石窟中，很難看到龍門云崗石窟中的線狀火焰紋，而是以寬大的、葉狀的形態為主的，三個不同變化形式為一組紋路的火焰紋，這是響堂山石窟中北齊時期雕刻火焰紋裝飾樣的一個新特征。endprint
聯珠紋常常被用在宮殿的浮雕上，南北朝時期，古建筑中帶狀的構件表面，如門楣處經常用輔助紋路和卷草紋路以聯珠紋裝飾。或者在反地磚等方圓形狀的構件表面中以蓮花紋做裝飾。響堂山石窟中的聯珠紋包括大聯珠和小聯珠。大聯珠是大聯珠圈排而成，最早出現在云崗石窟中，之后被響堂山石窟繼承。大聯珠紋一般刻在洞中的甬道，大聯珠紋路有其自己的特點。窟門甬道的邊緣用兩條平行的線框住，中間部分依次排列大圓圈的珠子，珠子的表面也有一定要求，需要其做到表面光滑無太多修飾，用珠子排列成修飾圖案的邊。南響堂華陽洞甬道中用的便是大聯珠紋路。小聯珠紋路用的是呈橢圓形的珠圈，珠圈的中間部分以兩點小聯珠的樣式裝飾，圓珠的表面呈凸起狀，且每個珠圈用小聯珠做分割狀，珠圈之間不相連接，北響堂的可經洞中正主佛臺是連珠紋。小聯珠紋是響堂山石窟獨有的紋樣特色，其形式在中國石窟紋式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
響堂山石窟刻經、書法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在我國石窟歷史中最大規模的摩崖石刻即是在響堂山石窟時期出現的，許多著名的文獻中也存在很多關于響堂山石窟的刻經，刻經的出現伴隨著佛教在中國的興起，由于當時佛教的傳入，中國皇帝處于抵制狀態，因此佛教徒開始以刻經作為其傳教的起始，并展開了摩崖刻經，即我國歷史上最大面積的石窟刻經的先例。它是我國使用時間最長的刻經，刻經時間持續有一千多年，這種刻經方式將佛教精神以另一種形式加以傳播，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均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響堂山的石窟刻經可謂是內容最為豐富完整的。刻經使用的字體為隸書，這一特點也反映了北齊時期以隸書作為主要書體的文化特點。南北朝時，佛經翻譯也主要以隸書為主，依靠寫經形式來帶動刻經，在人群中引發模仿崇拜的風潮，隸書也逐漸在南北朝時期以藝術形式出現。刻經用的字體大都以隸書和漢書為基礎，汲取了部分南北朝書派的楷書，形成了具有北齊特色的隸書寫經體，響堂山石窟刻經，以楷書和隸書為意象，筆法方中存圓，且筆勢較為溫婉，切實體現了楷書和篆體相結合的文化特征。在響堂山石窟刻經中經常出現一些不常見的俗字，這種俗字的寫刻手法與近代的簡體漢字形式相同，具有巨大的歷史價值。響堂山刻經中刀刀精煉，有一種讀之忘歸，欲罷不能的意境，許多文人雅士，都齊聚此地，學習刻經的手法，進而彰顯了刻經的魅力。響堂山石窟的刻經，刻經手法備受人推崇，其作為我國書法藝術研究的重要資料存在。
三、結束語
響堂山石窟藝術史是宣揚宗教，倡導宗教信仰的場所，石窟中的建筑、雕塑以及壁畫是人們供奉的對象，也承載了當時的佛教藝術。將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獨特性和原創性展現在石窟雕塑、佛像、刻經各不相同的雕塑紋樣之中。其中石窟中的雕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雕塑水平，人們的審美追求，也給后人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來體會當時的社會信仰以及世俗生活，從多個角度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活動、經濟狀況以及文化藝術追求。石窟藝術也是珍貴的歷史遺跡，它為現代生活提供了一面鏡子，反映古時期人們真實的社會生活。石窟中存在的大量佛像大都是根據民間流傳的佛教故事創作，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為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石窟中，各類裝飾紋樣的不斷改變，使響堂山石窟成為具有獨特的南北朝裝飾紋樣的新風格石窟。通過對響堂山石窟藝術的全面分析，響堂山石窟藝術與中國特色相融合，將外來文化有機地與中國傳統藝術融為一體，很大程度上發揚了中國文化。
參考文獻：
[1]郝良真.響堂山石窟的雕刻藝術與古代磁州窯的裝飾[J].收藏家，2015（10）：65-68.
[2]達微佳.故宮博物院藏河北響堂山石窟北齊石畏獸考[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3）：104-110.
[3]劉征，鄭振峰.響堂山石窟文字保留古文字現象[J].河南社會科學，2017（3）：13-22.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