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文化觀研究
趙亞軍
【摘 要】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發展經歷了從多元性共存到一元性主導，再到多元性發展的辯證整合過程，理清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辯證發展，需要在明確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科學內涵上總結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歷史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文化觀；辯證整合；歷史經驗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22-0171-02
一、對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是中國革命實踐和建設的產物，它是隨著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發展形成的，服務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文化體系和話語的重建，實現中國共產黨發展和中國共產黨文化發展的雙重目標。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是中國共產黨從文化的角度，分析和研究關于文化、關于政黨、關于人與自然、關于人與社會等問題的學說。從性質來分析，它是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并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理論，具有很強政治性的政黨文化，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從內容上來講，中國共產黨文化涵蓋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各個領域和方面，具有系統性和全面性，從服務于政黨發展需求的導向出發，用政黨權利來指引文化的發展。
從發展過程來講，中國共產黨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和發展形式，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文化的利用和改造呈現出不同的傾向性，文化的發展始終在發展、徘徊和發展的過程中緩慢前進，這就需要處理好文化繼承與文化發展、文化借鑒與文化吸收間的辯證關系。它既是一個自為的過程，又是一個自覺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樣，其發展和運用需要遵循文化生成和運行的根本規律和基本原則。同時，中國共產黨文化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吸收其他文化有價值的成分，壯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再者，中國共產黨文化基于每一種文化“文化悖論”的存在，也需要進行自我系統和內容的更新。從發展結果來看，經過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文化、從傳統文化到現代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呈現出在一元下多元共同發展、從文化接納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覺的特點。
二、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辯證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觀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辯證發展，這三個階段分別以新中國的成立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呈現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從多元向一元轉換，又從一元文化轉向多元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
（一）多元文化向一元文化轉換。這個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二階段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是完全從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發展需要的。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是外來文化、政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并存的混亂局面。1940 年，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首次完整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發展理論，其明確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一元文化理論完成了主體性構建并具有了完整的政策形態。毛澤東、瞿秋白和革命根據地有關文化教育的文件均明確了文化教育是階級斗爭的武器，蘇維埃的文化教育是階級的教育，核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灌輸。抗日戰爭時期，文化從屬于政治，為政治服務的文化觀得到明確而系統的闡述。 “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 “革命的思想斗爭和藝術斗爭，必須服從于政治的斗爭。”[2]等要求成為革命隊伍的共識。
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創立了具有中國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征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從內容和形式上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形成了具有政黨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為之后中國共產黨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曾經把整風和生產比喻為車之兩輪。他說：“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因此，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3]此項活動的重點開展對象就是知識分子和青年群體，從鼓勵到強制，逐步進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再教育，同時，通過對文藝作品的批判，在文學領域也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的絕對領導，文化觀點問題均被嚴重認為是階級斗爭的問題，最后，發展到了政治力量強行介入文化發展，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呈現出緩慢而復雜，甚至扭曲的文化發展局面，嚴重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感情，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文化取代了其他一切性質的文化。
在中國共產黨一元文化地位的確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觀朝著極“左”的方向發展，過分強調文化的階級性和黨性，過于突出文化為政治服務以及與政治的密切聯系，從而忽視了文化自身結構和功能的復雜性。
（二）一元文化轉向多元文化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同時，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實現轉移。基于此，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觀也突破了過去一味服從政治工作的框架，更大程度上給予文化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講話中指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4]文化多樣性和多元性形態，是文化良性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存在的現實土壤。改革開放前夕，鄧小平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視野，明確指出： “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5]中國共產黨開始重新審視政治與文化的辯證關系，正確處理了主旋律與多樣化的問題，注重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前提下，在不否定馬克思主義主流思想價值的前提下，提倡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文化產品，注重特色文化產業鏈的形成，中國文化出現了大發展、大繁榮的趨勢，多樣化文化格局最終形成，主要表現為主導文化、雅文化、大眾文化、微文化的共同發展。
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文化先后提出了注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命題，提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本方針，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完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并向文化強國邁進。
三、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經驗和啟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一種制度選擇和理論選擇，更是一種文化選擇。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和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形成和發展歷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
（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全國加緊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和建設工作，通過整風運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文藝宣傳工作的開展，迅速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地位。但是，在試圖固化馬克思主義地位的同時，也限制了其他文化思想的存在，造成了中國文化領域的扭曲局面。
雖然在十年探索時期，曾經短暫出現了“雙百、二為”方針，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文化領域的尷尬現象，表明我黨開始重新審視意識形態與文化發展的關系，在量與度之間開始尋找一個平衡點。但是，后期高度集中的意識形態斗爭帶來的是階級斗爭擴大化下無產階級文化的高度政治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文化始終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嚴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出發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結合中國實際，開始了文化的自我探索，開創了文化發展的新局面。由此觀之，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理解和運用，直接影響到其文化觀。因此，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的發展，必須正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防止教條主義傾向，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發展，同時，用中國共產黨文化觀來充實馬克思主義。
（二）必須正確處理政治與文化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觀全部沿襲“文化為無產階級服務，文化為工農兵服務”的思路，文化完全成為政治的附屬物，以此打破了文化多元化和自主化發展的自身規律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鞏固和完善了當時的政治制度，宣傳了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同時，在政治高壓政策下，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忽視文化發展的傳承性，突出政治掛帥和階級斗爭，使得文化領域的極“左”思潮發展到極致，文化幾乎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文化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和破壞。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歷屆中國共產黨人，對政治和文化的辯證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和分析，重視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提出了文化興國、文化強國的治國理念。因此，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合理界定直接關系著政治和文化的良性發展。
（三）以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為主。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隨著革命和建設任務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和政策也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文化離開了政黨的支持，文化發展失去政策支持和存在土壤。黨的歷史發展證明，文化政策與工作重心轉移銜接有序，文化發展就會呈現出繁榮的局面，文化政策與工作重心轉移銜接無序，必然會帶來文化發展的災難。
中國共產黨文化經歷了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辯證發展過程，在制度選擇的前提下，文化選擇和整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這樣一種完全現代意義上的文化辯證發展，中國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
[2]毛澤東選集（2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3]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56.
[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256.
[5]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