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復孩子內心創傷的六句話,90 的父母不懂
吳阿敏
【摘 要】路易斯·厄德里克作為“本土裔美國文學復興的中堅力量”，其作品總是多方位展現美國印第安人及混血族群近百年的壓迫歷史，以及他們體驗、再現創傷、重構族群身份的不懈努力。其《圓屋》更是以印第安文化中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母親”為依托，借白人罪犯對“母親”的性暴力行為，呈現白人文化下當代印第安人的歷史創傷和生存困境。本文從創傷理論的視角，分析“母親”創傷的形成、表現和治愈，探討引發心理創傷的社會根源，即小說背后隱含的法律不公正和文化殖民問題，解析美國新生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與成長現狀。
【關鍵詞】《圓屋》；母親；創傷；治愈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22-0222-02
作為第二波“印第安文學復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路易絲· 厄德里克以描寫美國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生活得名，作品涉及小說、詩歌和兒童文學。 2012年，厄德里克的新作長篇小說《圓屋》發表，自此獲得廣大讀者喜愛，并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1988年，奧吉布瓦族婦女杰拉爾丁在印第安保留地圓屋附近遭受侵犯，《圓屋》以13歲的小主人公喬的視角，講述了性暴力事件給“母親”身心造成的嚴重創傷，以及面對法律的不公正，喬以暴力方式尋兇復仇的故事。
一、創傷的形成
“創傷”一詞源于希臘，原是醫學用語，指事故或外在侵犯造成的生理傷口。當代創傷理論起源于精神病理學，作為一個心理學術語，主要指嚴重威脅身體安全和軀體完整性的創傷事件，引起的個體社會地位或社會關系網驟變，及個體內心的變化。[1] 《圓屋》中的母親杰拉爾丁的遭遇正是如此。母親外出遲遲未歸，喬和父親最終在一輛汽車里找到了她。“她劇烈顫抖著”“身上有一股濃烈的嘔吐物混合著像是汽油之類的味道。”[2] 顯然，母親遭到了歹徒的強暴，手段殘忍的兇手不僅毆打母親，還企圖將她燒死。
突如其來的性暴力使得母親的社會關系徹底瓦解。母親無法像以前一樣工作和生活，無法繼續打理菜園和花園，無法為老公和兒子準備三餐、料理家務，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愿意面對任何人。性暴力事件徹底打亂了母親的生活，給母親的內心帶來了無法抹平的傷痕。
二、創傷的癥狀
除了身體創傷，可怕的性暴力經歷也造成了母親無窮的精神創傷。安·沃爾伯特在女性性侵事件創傷癥狀研究中指出，性侵事件創傷癥狀主要包括三個階段：即時反應階段（immediate reaction）、偽調整階段（pseudo-adjustment）和整合階段（integration）。[3]其中整合階段表現最明顯，最需要引起重視。
即時反應階段是創傷性事件發生后受害者最原始的反應，“最為劇烈的，具有震驚、懷疑并伴隨恐懼和緊張的特點。”[3]喬和父親在圓屋附近的樹林里發現母親時，她剛剛經歷了可怕的性暴力事件，“手腳被綁住，眼神空洞。”“全身顫抖，雙手緊緊抓著方向盤。”[2] 在父親企圖幫她解開繩子時，她依舊奮力反抗，試圖保護自己。
在經歷了短暫的恐懼與震驚之后，母親很快進入了偽調整階段。“受害者會表現出理性與合理”“繼續以前的各種活動，假裝調整適應。”[3]在醫院，母親顯得很平靜，面對喬的問詢，只是擦去眼角的淚水，甚至安慰喬稱自己沒事。出院后的前幾天，母親也沒有立刻表現出強烈的創傷癥狀，而是繼續家庭主婦的工作。“母親做飯，甚至外出，她會坐在草坪里磨損的長椅上， 輕撫珍珠（狗名）的脖子，凝視著庭院外的櫻桃林。”[2]但這種看似健康的表現是短暫的、表面的。
卡魯斯·凱茜稱，“一旦過去的情感經歷被喚醒，創傷癥狀便會再次出現且進一步惡化。”[4]廚房里父親突然性的身體接觸，徹底喚醒了母親的創傷記憶。“穿過廚房，我聽到了一陣碗碟破碎聲。母親背對著水槽，劇烈地顫抖喘息著。父親站在幾步以外，雙手張開，呈擁抱狀。”[2]顯然，擁抱的舉動使母親聯想到了創傷性事件。特殊性事件的觸發使母親進入了整合階段，并很快出現了“超級警惕”“睡眠紊亂”“避免一切與過去事件有關的活動”等癥狀。[3]她把自己關在房間，“已經一周沒有下樓了”[2]，避免與生人碰面，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莫名的恐懼感。原本對喬疼愛有加，和丈夫感情深厚，但創傷經歷讓她開始拒絕任何形式的身體接觸，和父親分房睡，甚至因此誤傷了喬。“當我想要坐在她身邊時，她的手肘打在了我的下巴上，我差點暈過去。”[2] 母親拒絕說出案件的任何細節，以沉默和尖叫面對警方的調查，茶飯不思，整日恍恍惚惚，似醒非醒。
三、創傷的“治愈”
由于創傷記憶具有反復出現的特點，走出創傷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母親的創傷治愈包括三個方面，即“自然”治愈、重建社會關系和“談話”治愈。但創傷的“治愈”絕不等同于徹底的“抹除”創傷記憶。
自然本身就具有神奇的治愈創傷能力。在印第安傳統文化中，自然是具有無限力量的，“石塊、泥土、云母、礦石，它們都與療傷有關，或者能提供其他的援助。”[5]為幫助母親回歸生活，喬和父親去市場買了丁香花、萬壽菊、勿忘我等種子，為花園重新種上植物。“待到丁香盛開的時候，她會下樓。她愛看這樣的風景。”[2] “母親手拿著花灑，蹲在泥土地里，采摘著我和父親種下的豌豆。”[2]在大自然的影響下，母親漸漸打開了心扉。
幫助患者建立與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聯系，也有助于實現創傷“治愈”。赫爾曼·朱迪思說：“創傷復原應該建立在幫助患者獲得影響力以及修復人際關系的基礎上。”[6] 在遭遇了性暴力后，一開始，母親整天將自己關在房內，不愿說話也不愿見任何人，主動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系，但是最終來自家人、朋友以及部落的關心與照顧，讓母親逐漸走出創傷陰影，回歸正常生活。
“談話療法” 在母親創傷治愈過程中也起到關鍵作用。李斯認為，“只要創傷患者能夠連貫敘述自己的生活，無論他們是否還能記得創傷事件，記得和忘記之間的差異就不復存在了。”[7]換句話說，創傷“治愈”的標志之一是創傷患者能夠自在講述創傷記憶。在遭遇襲擊的最初階段，母親對案件始終沉默不語、避而不談。但父親提到收養印第安女嬰時，母親說出了案件的所有細節，包括她是如何自救，如何逃出圓屋的。此時母親已經能夠面對創傷，實現了創傷“治愈”。
四、創傷的成因
母親的創傷既有個人因素，又有社會因素。雖然很清楚誰是施暴者，出于另一對印第安母女的生命安全，母親以沉默面對警方的調查。即使知道編造案發地能讓歹徒繩之以法，她還是選擇說實話，堅持自己被蒙著眼睛，不知道具體的案發地點。誠實、為他人著想的性格讓創傷事件持續在她腦海中重復，加劇了她的精神創傷。
當然，社會環境對創傷的形成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事實上，《圓屋》是“一本討論美國印第安保留地司法問題的小說。”[8]故事發生在1988年，即美國政府頒布《印第安人民權法》20周年之際。“這個法令把憲法的權利法案推及印第安人……但實際等于以美國憲法凌駕于部落主權之上。”[9]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參與，導致印第安部落司法主體亂作一團，刑事司法權也形同虛設。作為部落法官，父親掌握著“無牙的主權”，終日審理“雞毛蒜皮”的小案子。“保留地內還是保留地外；誰犯得案也不清楚，印第安人還是白人……這些不會改變真相，但會改變維護正義的方式。”[2]依據當時的法律，保留地內發生的案件適用部落法；保留地外的適用州法或是聯邦法；而白人犯案，部落法無權立案。兇手拉克正是知道這一漏洞，故意蒙住母親的眼睛。“我是不會被抓的，我已經查過律法了。”“我懂的和法官一樣多。”[2]法律制度的失位，讓母親無時無刻不擔心逍遙法外的拉克會襲擊她的家人，再次加深了她的精神創傷。
五、特殊文化身份的“母親”
厄德里克提到，“故事中隱含的強奸案法律糾紛至今依然存在。”“每3 個土著女性中就有1 個一生中會遭受強奸（ 實際數據更高，因為多數女性選擇沉默） ；其中有86%是非土著男性所為；受到指控的非常少。”[2]這段話提醒讀者，母親的遭遇并非個人創傷，更是美國印第安女性集體創傷的縮影。值得注意的是，“母親”在印第安傳統文化中是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
在傳統印第安文化中，土地孕育世間萬物，大地被稱為“大地之母”。“印第安土著人所有的哲學思考都是以‘大地之母為起點。”[10]此外，以口頭傳統作為傳遞印第安文化與智慧、世界觀與理念的載體，印第安傳統神話故事中也不乏女性神祇，除了大地之母形象外，還有第一女、蛇女、谷物女、大地女、思想女、沙祭女、生育水流女、天空女 、變化女等。這些遍布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各種女性神祇傳說，都表明女性或者“母親”在傳統印第安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母親”不僅僅是一個擁有生育能力的載體，更是具有神圣性的，她是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總的來說，在印第安文化中，母性往往與印第安性并行。
六、結語
綜上所述，鑒于印第安文化中“母親”的特殊文化身份，白人罪犯對“母親”的性暴力行為暗指了白人社會對印第安文化傳統的踐踏與蹂躪，“母親”在整個創傷過程中的變化發展也再現了整個美國印第安文化創傷，表明新生代印第安人不會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而是積極主動地面對文化創傷，努力實現“治愈”。
小說的結尾，以喬為代表的新生代印第安法官稱：“這次我們不會妥協。我們會繼續前進。”[2]這句話給了我們信心，讓我們相信，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創傷終能“治愈”，光明終將實現。
參考文獻：
[1]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2] Erdrich，Louise. The Round House[M].New York： Harper，2012.
[3]Burgess，Ann Wolbert. Rape Trauma Syndrome[J].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1983（3）.
[4]Cathy Caruth. Trauma and Experience： Introduction[M].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5]Linda Hogan.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A Native Memory [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2.
[6]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7] Leys Ruth.Trauma ： A Genea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8]Williams，John. The Burden of Justice： Louise Erdrich Talks about The Round House [EB/OL].（2012-01-10） http： / /artsbeat. blogs. nytimes. com/2012 /10 /24 / the - burden - of - justice - louise - Erdrich - talks - about- the - round - house /.
[9]李劍鳴.文化的邊疆： 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10]秦蘇玨.北美印第安“大地之母”神的生態原型探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