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性·身體性·公共性-肯尼迪家族謀殺瑪麗蓮·夢露? 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遇刺,與電影明...
王士強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文化的轉型，加之網絡新媒體的助推，詩歌呈現出活躍、繁榮的發展態勢，大量的詩人、詩作涌現，以至有人驚呼又來到了一個詩歌的“黃金時期”。這樣的判斷或許只是從現象出發，過于樂觀，不足采信。但從總體來看，新世紀以來詩歌更多元、更自由，包含了許多的進步性因素，其活力、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的釋放，這一點是應該得到充分認知的。新世紀詩歌對此前詩歌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定地矯正與修復，諸多不同的力量相互糾纏、頡頏，不同的寫作路向、美學風格并行不悖地進行著自己的探索，可謂百花爭艷、百舸爭流，它的確是在往一個更好、更健康的方向發展的。新世紀詩歌呈現了若干新的特征，本文擬對其中的本土性、身體性、公共性三個方面進行一些分析和考辨。
一、本土性
新世紀詩歌的一個特征是本土性更強，詩歌與此時此地的中國、與當前的時代、現實結合得更為密切。這一問題之所以凸顯出來，有兩個因素值得重視：其一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的社會分化在世紀之交以來呈現愈加嚴重之勢，社會矛盾凸顯，現實問題日益突出，這種狀況下對詩歌表現現實、反映現實形成了“召喚 ”，是一種外在的壓力；其二則是詩歌發展內部的邏輯。 90年代以降詩歌摒棄此前反映論的現實主義寫作規范，“向內轉”，追求詩歌的獨立性、本體性、“純詩”成為寫作的主流，但是，這種寫作取向一定程度上卻脫離了現實，放棄了關懷，成為了語言煉金術和智力競賽。這樣的情況下詩歌必然因為過于精英主義、過于封閉而失去活力，如此，詩歌與現實、與社會的關聯對其構成了一種內部的壓力。在這兩者之外，還應該看到一個“技術”因素——網絡——所發揮的不容忽視的作用。網絡的出現和快速普及不但改變了信息傳播、社會交往的方式，而且改變了文學發表、評價的體系，它所引起的變化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在網絡時代，一方面信息量大增，更大規模的社會現實以更直接、迅疾的方式呈現在網民面前，具有足夠的“震驚”效果，另一方面則是詩歌的發表“門檻”大為降低，傳播平臺與評價體系亦發生變化，如此使得一些比較尖銳、敏感的詩歌可以繞開審查而在網絡上發表（網絡發布雖然也有審查但畢竟相對寬松，而且在網絡發展的早期其審查和“處置”也比較滯后，技術手段上還并不“完善”），這些都構成了詩歌對社會問題、現實問題進行書寫的前提和便利條件。
“底層寫作”、“打工詩歌”在新世紀初幾年成為詩歌界的熱點，究其實質，是對詩歌過于精英化、脫離大眾、遠離生活的一種糾偏。它所引起的關于“詩歌倫理”問題的論爭差不多是詩歌界近十數年來分歧最大、最具詩學內涵的一次討論。對“底層寫作”、“打工詩歌”持認同態度的認為其體現了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恢復了詩歌與時代、與現實的聯系，其聚焦于大地上普通的人與事，寫出了他們所面臨的被剝奪、被奴役、被忽略的狀況，這種寫作體現了人道精神與人文關懷；對其持保留、批評態度的則認為這種寫作距離現實太近而沒有拉開足夠的距離，轉化與提升不夠，藝術上比較粗糙，藝術性不高，等等。關于“底層寫作”、“打工詩歌”，首先應該看到其正面價值和意義，詩歌書寫現實無論如何是值得提倡的，詩歌不應拒絕社會生活、不應拒絕公共關懷，甚至也不應拒絕政治，因為舍此，詩歌則成了完全個人化、私人化的東西，其意義至少并不大。正如詩評家張清華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所指出的：“它給我們當代詩歌寫作中的萎靡之氣帶來了一絲沖擊，也因此給當代的詩人的社會良知與 ‘知識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絲佐證。在這一點上，說他們延續了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寫作精神也許并不為過。 ”[1]當然，問題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關于現實的書寫如何成為“藝術”、成為“詩歌”的問題，亦即關于現實的書寫其藝術成色如何、藝術性高低的問題，正如詩評家吳思敬所指出的：“作為詩歌，面向底層的寫作不應只是一種生存的吁求，它首先還應該是詩。也就是說，它應遵循詩的美學原則，用詩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說世界。我們在肯定詩人良知回歸的同時，更要警惕‘題材決定論的回潮。偉大的詩歌植根于博大的愛和強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淚水不等于詩。詩人要將這種對底層的深切關懷，在心中潛沉、發酵，通過煉意、取象、結構、完形等一系列環節，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用美的規律去造型，達到美與善的高度諧調與統一。也許這才是面向底層的詩人所面臨的遠為艱巨得多的任務。 ”[2]應該說這指出了底層寫作所存在的問題，非常有針對性、有見地。本土性、現實性書寫既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意義，同時也包含著許多的誤區和陷阱，正如歷史上所出現的似曾相識的問題一樣，在這一點上它所處的現實語境并無多少特別之處。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引發了地震詩歌的書寫熱潮，這同樣是詩歌與時代、社會、現實之間密切關聯的一種體現，關于這一寫作潮流的討論與反思也有助于對詩歌本土性、現實性問題的深入思考。這樣突發性、事件性的書寫當然并非常態，實際上詩歌與現實、與時代、與社會之間應該是日常、密切、無所不在而又靈活自如的關系，而不是僅僅對于外在現實的跟風式的書寫，這一點從近年來所出版的“新現實主義詩歌年選”即可看出。這一出版行為一定意義上可以代表近幾年關于詩歌與現實關系的“焦慮”、探索與成就，編選者對“新現實主義詩歌”闡釋道：“新現實主義詩歌就是以詩歌的方式對社會、對歷史、對生活的解構和重建。它不是簡單的‘打油詩、‘諷刺詩 ，也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和一味的批判揭露，而是對社會現實的藝術升華和創造。它不是概念，不是流派，不是運動，也不是一個狹隘的團體和固步自封的風格，而是一種詩歌創作主張或者說方向，換一句話說，是一種對社會和歷史的擔當精神，其核心是變生活為藝術。 ”[3]而關于編選理念，則是“以重塑詩人的社會角色和擔當意識為己任，倡導現實主義創作方向，試圖通過選本的導向作用對當下詩歌創作存在的問題進行干預、介入和校正，力圖在詩人與社會之間、詩歌與讀者之間焊接一座精神與靈魂的橋梁” [4]。應該說，其中關于現實主義的理解是開放、包容的，從其所選的作品來看，也的確比較有現實性、現實感，對當今時代的現實有著多向度、不同側面、不同風格的書寫，其中的作者既有知名詩人，也有“草根”、“底層”寫作者，既有對重大社會事件的書寫，又有對日常生活、個人小事的書寫，既有傳統現實主義手法的寫作，也有以現代技法為主而骨子里不脫現實的寫法等等。“新現實主義詩歌”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新世紀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應該成為詩人們堅持和弘揚的立場，從內在和本質意義來講，現實主義精神其實是不應，也不會過時的。
二、身體性
身體性可以作為觀照新世紀詩歌的一個關鍵詞。身體是諸多新世紀詩歌描寫的對象，而更重要的，新世紀詩歌中是有身體在場的（而并非缺席），形成了一種新的 “身體美學”。進入新世紀以來，政治意識形態氛圍逐漸淡化并退居幕后，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則逐漸大行其道、粉墨登場，在這樣的背景下 “身體”也具有了更多的合法性，獲得了更大、更自由的表現空間。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數詩歌民刊《下半身》，其名字本身便有一種冒犯、褻瀆、“不嚴肅”的意味，其發刊詞則更是張揚凌厲：“我們只要下半身，它真實、具體、可把握、有意思、野蠻、性感、無遮攔。 ”“所謂下半身寫作，指的是一種詩歌寫作的貼肉狀態，就是你寫的詩與你的肉體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緊貼著的還是隔膜的？貼近肉體，呈現的將是一種帶有原始、野蠻的本質力量的生命狀態。 ”“所謂下半身寫作，追求的是一種肉體的在場感。注意，甚至是肉體而不是身體，是下半身而不是整個身體。因為我們的身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傳統、文化、知識等外在之物異化了，污染了，已經不純粹了。太多的人，他們沒有肉體，只有一具綿軟的文化軀體，他們沒有作為動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憐的叫做 ‘人的東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體，追求肉體的在場感，意味著讓我們的體驗返回到本質的、原初的、動物性的肉體體驗中去。 ”“詩歌從肉體開始，到肉體為止。 ”[5]其對身體性、肉體性的強調達到了極致，可謂無以復加。這些表述如果認真分析的話顯然是有問題的，許多論斷過于極端，站不住腳。但如果放到大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之中來看，卻又不無必要性和正面意義。在中國數千年的禁欲主義文化傳統中，“身體”一直是被抵制、取消、遮蔽的，身體、肉體、欲望被道德化、原罪化了，而“下半身”詩歌所做的，則是對其的“去道德化”、“非罪化”，如此自然是有一定的“顛覆”和“解放”意味的，有其進步意義。這種宣言式、口號化的表述所體現的極端姿態大概也屬于處于弱勢的反抗者不得已而為之的矯枉過正，這和魯迅所言欲在黑屋子里開一個窗子需主張將屋頂掀掉的情形不無類似。實際上，“下半身”其最大的意義可能并不在“下半身”而是在于“身體”：身體的在場、身體的合法性、身體的意識形態身體的缺席既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也和中國新詩的具體狀況有關。中國詩歌一直缺乏真正的
身體，身體很大程度上只是通向“志”、通向意義的手段和橋梁，在1990年代的詩歌中，精神高蹈、重靈魂而輕身體的詩歌寫作占據主流，在這樣的條件下對身體的強調同樣是對詩歌發展狀況的一種不滿與抵制。正如于堅在這一時期的詩論《詩言體》中所說：“詩自己是一個有身體和繁殖力的身體，一個有身體的動詞，它不是表現業已存在的某種意義，為它擺渡，而是意義在它之中誕生。 ”“沒有身體的詩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時代之情，抒集體之情，闡釋現成的文化、知識和思想，巧妙地復制。我理解的詩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發工具，詩歌是母性，是創造，它是‘志的母親。 ”[6]從這個背景下來看新世紀詩歌中的身體，無疑能夠更多地見出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新世紀詩歌中的身體性主要表現為身體不再是一個禁區，身體的覺醒、欲望的張揚、身體合法性的強調、身體的奴役與反抗、身體的消費性等都在詩歌中有著充分的表現。這里面的情形非常復雜，有歷史的進步意義，也有過度、失當甚至突破底線的情況出現，比如關于“性”的書寫，性話語泛濫、過分張揚肉體欲望、性生理與性心理的無意義展覽營造起了一個肉體烏托邦，將人的肉體、生理屬性單向度突進，放逐了社會、歷史、文化等屬性，其中的偏頗顯而易見。在這其中“下半身”詩歌仍然是具有典型性的，其對身體的喚醒、對身體合法性的強調都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其對欲望、對“下半身”的書寫也有把握失當之處，“為性而性”，“性”、“身體”成為了唯一的目的，這必然走向了其自身提倡的反專制的反面，正如朵漁后來所分析的：身體在這里成為了“沒有差別的身體”，“這里的身體，都是沒差別的身體，它們被擴大、被夸張，成為被 ‘先鋒雇傭的陳詞濫調的腐尸。 ”[7]180“首先確立一種平庸的身體倫理，然后通過對身體的某一部分的怪異的強調與變形，挑釁這種平庸倫理，試圖通過一種觸犯眾怒的倫理暴力，來使自己的寫作獲得意義。此時，身體成為不折不扣的工具，從對抗一種道德專制中建立起另一種道德專制。 ”[7]181這自然會使得寫作中的“身體”重新回到一種單一、貧乏、蒼白的狀態，是另外一個極端上的對身體的取消和扭曲。“下半身”詩歌有其意義，但也有其問題和負面影響，這是而今我們進行回顧與反思時應該看到的。時至今日，關于性的赤裸裸的書寫在網絡上仍有不少，它們雖然也屬于“身體寫作”，但只是其中品格不高、意義不大的一支，不能代表身體寫作的真實水平。真正的身體寫作，應該既不漠視身體、妖魔化身體，也不過分拔高身體，將身體神圣化，身體是存在的、在場的，應該尊重其欲求、要求，但同時身體也不是唯一的，它是在復雜的關系網絡之中的，具有社會屬性、文化屬性。詩歌應該寫出身體在這個時代的復雜而真實的處境，既不回避，也不偏激，或者說，詩歌應該是有身體的，但不應該是唯身體的。
一般來說，新世紀詩歌距離觀念更遠而距離身體更近，它是有生命的投射、生命的痛感的，個人的處境與命運嵌入到了詩歌之中，“詩”與“人”在一定程度上合而為一，詩歌具有了對于時代與個人的雙重意義的見證性。身體既是一個時代苦難和眼淚的承受者，同時也是歡樂與笑容的承受者，與時代、歷史、個人、命運等均有著深度的關聯，寫出身體的真實處境，便寫出了一個時代的真實，同時也寫出了一個個的個人的真實。總的來看，新世紀以來的詩歌所體現出的身體狀況是有效的、值得信任的，呈現出了這個時代身體狀況的膠著、混沌、掙扎，是有復雜性、有深度的。這其中，尤其是許多女性詩人身體書寫的特征非常明顯，值得分析。身體在消費時代既是一個主體也是一個對象，對于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近年的女性身體寫作包含多種類型，比如有的是具女權主義意味的對女性身體權利的張揚，有的是淡化性別立場，以“中性”的、 “人”的立場進行書寫，有的則以挑逗、作秀的方式迎合著對女性身體的窺視與消費等等，頗值得分析。由于女性更為感性、敏感的特點，她們的寫作中優秀的作品往往能夠將身體、時代、個人等結合起來，既有女性身體的獨特性，又有時代性、普泛性和動人的藝術力量。比如，鄭小瓊關于“斷指”的書寫讓人震驚不已，寫出了一個時代驚心動魄的真實，這是身體的殘缺、傷痛，也是靈魂的悲愴、無告，頗具象征意義。玉上煙近年所寫的《乳房之詩》、《子宮之詩》等顯然也屬于身體寫作，她寫出的是生活中普通女性的身體經驗，同樣讓人過目難忘，其《乳房之詩》寫道：“張玲，乳腺癌。寬大的衣服并沒有出賣她。但她的一只乳房空了，另一只，孤單地睡在腋窩下。 /高慧芳身材高挑，秀峰是重量級的。飛蛾撲火躺在了另一個男人的手臂里。一年后乳房被那人老婆用刀捅傷。 /黃金的酒杯已在生命中破碎。 /劉秀麗，兩只胳膊垂下來能遮住肚臍，人稱飛機場。男人去外地打工，至今愛歸不歸。 ”相比她們三人各自的困境，“我”是被羨慕的對象，因為“我能說會寫，長得又好”，但是事實上她也是悲傷的：“我悲傷是因為我在等待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人。 /盡管，我有美好的乳房”，這樣的書寫是真實而疼痛的，敏感、悲憫而又舉重若輕，雖然看似“敏感”但絕不淺薄。
三、公共性
新世紀詩歌還體現為公共性的增強。詩歌更為關注公共生活，具有敞開、介入、批判的特性，詩中體現的公民意識也更為明顯。在問題迭出、困難重重的轉型期，許多的詩歌表現出明顯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自由意識，飽含著對于人的關懷和對于社會的關切，這些詩歌敢于直面困難（內心的困難與生活的困難），敢于說出真實（內在的真實與外在的真實），對當代人、當代社會做出了及物性的表達，體現了寫作者的擔當、良知與勇氣，為萎靡浮躁的時代帶來了一股讓人耳目一新的空氣。公民意識的覺醒與高漲成為近年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一般而言， “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關于自身權利、義務的自我意識和自覺認同的總稱。公民意識包括公民對自身社會地位、社會權利、社會責任和社會基本規范的感知、情緒、信念、看法、觀點和思想以及由此而來的自覺、自律、自我體驗或自我把握；還包括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和公民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自我價值、自我人格、自我道德的評判，對實現公民自身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取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群體的情感、依戀、感應和對自然與社會的審美心理的意向。公民意識主要包括人格意識、自由意識、責任意識、義務意識、權利意識、制度意識等。 ”[8]公民意識包含了對于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生存的方式等方面的新的想象與理解，頗具現代性意義。關于這一點， 80后詩人的鄭小瓊曾在接受訪談時說：“現代人的意識最為基本的便是以個體尊嚴開始的，當把內心的尊嚴擴大到社會群體，讓群體與個人的尊嚴能夠得到保證，獨立思考和民主意識，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我們個體的尊嚴得到了保證，個體的自由沒有遭受到損害，每一個個體的言論能夠不被戴上這樣或者那樣的帽子。我一直認為，人類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人作為個體的解放史，在這種不斷解放的過程中，作為人群不斷形成了他人和自我的自由與尊嚴得到了保障。而作為現代公民，個體的獨立思考和尊嚴最能體現現代公民的核心觀念，而由此推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家庭、人與自我之間的關系，公民本身便是具有公共責任的人民，作為一個公民要承擔著這種公共責任，不逃避這種責任。 ”[9]特別是在年輕的詩人中，這種公民身份的凸顯是比較明顯的，詩中體現著更多社會良知、公共關懷的特質。
中國數千年以來的傳統社會一直是臣民社會，社會大眾是臣民、子民，面對等級森嚴、動輒得咎的社會權力結構，他們只能在強權的縫隙中小心翼翼地過活，毫無個人的權益、尊嚴和價值可言。在歷史并不長的 “人民社會”中，雖然 “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站起來了”，但是就個人、個體而言，其獨立性、合法性依然沒有真正建立。 “人民”是一個集合、集體，它的內涵很寬泛，似乎無所不包，但同時其所指又并不確定，任何一個個人都可能被剔除出 “人民”的隊伍而成為“敵人 ”的一員，所以，這種不確定性、含混性、彈性使它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范疇：可大可小、可輕可重、可“是 ”可“非”。這使得 “人民”在某些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成為被征用的對象，甚至成為一種話語空殼、語言游戲，這是革命話語的強勢推進所造成的一種“污染”，是對其本意的嚴重窄化、異化。和有些語焉不詳的 “人民”相比， “公民”的內涵與外延則要清晰得多，它首先是以對于個體、個人的尊重為前提的，個人的主體性是第一位的，不存在被置換、被抽空的危險，同時，公民是以平等、民主、自由、正義等為核心訴求的，更具現代性，也更符合社會歷史的發展潮流。故而，“臣民”、“人民”與“公民”之間差別甚大，前兩者屬于等級社會、階級社會的范疇，而后者屬于現代社會、平等社會的范疇，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個人有沒有獨立性，個人的價值是否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與保障。公民意識的覺醒，實際上真正在中國文化中將個人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使他們占據主要的位置。中國文化歷來重群體輕個體，總是羞于談起自己（欲望、需求、利益等），偶爾說起也總是遮遮掩掩、欲語還休，而公民意識則與此完全不同，個人真正地站立起來，個體的欲望、個體的合法性得到充分的尊重，以此為基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善、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才有牢固的基礎和可靠的保障。
雖然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詩歌中便出現了公民意識的萌芽和生長，但只是到了近年它才得到加速度、勃發式的發展，這一情況的出現與詩歌界內部的發展脈絡有關，同時與中國社會的總體變革、發展階段密不可分，是對于外部現實狀況的回應。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矛盾進入多發期，各個社會階層均感到壓力巨大、困難重重。詩人原本敏感，自然會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痛苦、無助、匱乏，同時，也能夠感同身受地體味到他人的痛苦、他人所受到的不公不義，感受到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權力與壓迫機制等等。所以，他們在詩歌中表達著對自我、對他人、對社會的關切。公民意識在詩歌中的體現越來越明顯，雖然在具體個案中有隱有顯、有多有少，但作為其價值內核的自由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等，卻無疑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了。這種情況的出現，和網絡平權時代的大環境有關系，和新詩人的知識結構、精神視野有關系，也和社會公眾思想開化、啟蒙與自我啟蒙的程度有關系。出現這種情況，自然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包含了關于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的新的可能性與愿景。李寒有一首《國情課》，其中包含了對現實的深切關懷，可謂憂國憂民：“古樹扎根于深山的巖石間， /灌漿的麥子長在田野里， /疲憊的母親擁著孩子睡在土炕上—— /他們希求的，只不過是身下 /一小片安穩的土地。 /然而，城市等不及了，/鋼筋、水泥、推土機等不及了。 /拆！拆！拆！！這惡鬼畫出的符咒， /讓世代繁衍的村莊，一夜間從地球上消失。 /從此后， /我們都成了無根的漂木，沒有故鄉的旅人。 ”“誰懂得我內心的這份沉哀—— /邪惡的時代，恬不知恥的人， /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在體內埋設了毒藥。 /對于轟然而至的車輪和嗜血的履帶， /智者的沉默，匹夫的憤怒， /都顯得如此無足重輕。 ”它有著社會關懷、公共指向，也有內心的“沉哀”、悲憫，讀來令人動容。朵漁《夜行》、唐不遇《歷史——致弱冠之年的你們》、藍藍《 2010年10月 8日紀事》等作品同樣兼具“關懷”與“詩性”，有對“不可言說之物”的言說，亦有對“詩意匱乏時代”的詩意發現，同樣體現著一種可貴的寫作倫理。詩歌的公共性作為對過度私人化、放逐價值訴求寫作取向的反撥，作為密切詩歌與社會、與公共事務的關聯，作為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弘揚，均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今后當會獲得更充分的發展。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文所述新世紀詩歌的本土性、身體性、公共性特征，大概只是近年來詩歌發展的幾個側面，而并非其全部特征，本文之所以討論這三個問題更多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個人化的視角，希望能夠引起學界對相關問題的更多討論。此外，這三個方面的特征之間也是有內在關聯的，本土性、現實性落實到個人層面則為身體性，落實到社會層面則為公共性，而身體性則是本土性和公共性的前提，保證了其真實性和有效性，公共性則是本土性和身體性的延伸，包含了對兩者的尊重。它們之間有共通之處，但又不盡相同，有時不分彼此，有時分工合作，有時則不無齟齬，它們共同推動著新世紀詩歌的開拓前行。總的來說，新世紀詩歌正走在一條寬闊的道路上，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方向上做著富有成效的探索，依然充滿活力與創造性，依然值得人們的信任與期待。
注釋：
[1]張清華.“底層生存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寫作倫理[J].文藝爭鳴.2005（3）：52.
[2]吳思敬.面向底層：世紀初詩歌的一種走向[J].南方文壇.2006（5）：22.
[3]李榮.前言 ·讓詩歌離生活更近一點.當代新現實主義詩歌年選 ·2012卷[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2.
[4]李榮.與熱愛有關（代編后記）.當代新現實主義詩歌年選 ·2013卷[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295.
[5]沈浩波.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J].下半身.2000（1）：1-2.
[6] 于堅.詩言體[J].綠風.2000（5）：7.
[7]朵漁.沒有差別的身體.意義把我們弄煩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8]姜涌.論公民意識的基本內容[C].何中華、林聚任主編.當代社會發展研究（第3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40-47.
[9] 周發星.獨立行走的自由——鄭小瓊訪談錄[J].創作與評論.2012（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