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思想試探:從 人如何設想命運 展開-薩德 深思 抵制 韓國人
張立本
一、向陳映真致敬
本文主要討論《死者》《歸鄉》及《忠孝公園》有關 “人如何設想命運”的片段，以為切入陳映真思想的一種把握方式，并后續提問。由于《死者》產生于在一般被認為屬于其創作“早期”的1960年，而《忠孝公園》《歸鄉》等作于 2000年前后，彼此參照，由不同角色應對與構思身外變局之書寫差異，當能提出陳映真思想變動或連續的一面向。
本文也試圖對話當前“陳映真研究”。當前研究首先且首要地受到陳映真自述性質的《試論陳映真》 [1]影響，雖不無啟發卻已有一定程度局限。寫于政治局勢仍屬緊繃的 1975年的《試論陳映真》，仍待批判性理解。 [2]2000年左右，臺灣的文學主流圈則提出嶄新視角，對陳映真的創作以“獄前/獄后”二分，且迅速影響研究者們的預設：入獄前主要表現作者個人的青年精神苦悶，意念先行但有些小說仍具現實嘲諷性；入獄后小說顯現受到獄中左派政治犯影響。考慮 2000年前后島內政治局勢、意識形態爭奪等，便能脈絡地理解二分概括的出現，是為了形成取消陳映真著作之意義的作用。 [3]
因篇幅無以直接響應，但從《死者》探索 “個人 ”范疇外的思想意涵、由《忠孝公園》《歸鄉》考察 “人”之關懷，即為對話并突顯二分論調之化約性。本文雖僅對焦小說片段，但目的仍在借小說自身還原思想性、現實性、政治性，也在于向陳映真致敬。
二、神秘的命運與意寓
讀《死者》，抽離不情愿地回鄉奔喪的青年林鐘雄，先從小說的描述中感受并進而拼湊出林鐘雄零零落落的故鄉與老家。
生發伯早知這是個敗德、私通的莊頭，就連生發伯的妻子也丟下子女逃到鄰村，且死于不堪勞苦與貧困。生發伯開始四面八方討生活，窮困地回鄉，仍立志叫后代離開這淫奔的故鄉。二兒子不貪不取，卻死于壯年；寡媳無依，回鄉照顧老生發伯，卻叫生發伯察覺二媳婦似乎也“私通”。二媳婦的女兒秀子，則做著料想是“大部份出鄉的少女在都市上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悲慘的職業”。大兒子在南臺灣落了戶，原以為總算留下血裔而去，未料又突然死了。生發伯的女兒死于嘔血，她有過許多男人致使林鐘雄不知父親是誰。
何以家族重復如此境遇？生發伯并非沒有思考，卻無由解釋。算命的說過他會長壽，怎就沒人預言臨死的孤獨與苦楚？于是，“總之，他想，一切都是因為住在這個敗德的莊頭招來的了”，終究是“命呢！他想”：
命運如今在他是一個最最實在的真理了，否則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無法解釋的：他勞苦終生，終于還落得赤貧如洗；他想建立一個結實的家庭，如今卻落得家破人亡；他想盡方法逃離故鄉，卻終于又衰衰敗敗地歸根到故鄉來。而那些敗德的，卻正興旺。這都無非是命運罷。這樣想著的他的心情，倒不見得有多少的悲憤。一切打擊所換來的認識竟是：若早先有了這認識，他便或許可以免于敗得如此凄慘。這種想法有矛盾，但這矛盾卻正是命運之神所以神秘的理由了。 [4]
生發伯無可如何的內心敘事，即人生思索的總結，顯示他無從得知與構思身外環境。他曾奉母至孝，也曾努力，卻無法使自己、使子孫穩當活著。陳映真以生發伯對命運之設想，傳達 “人”之困局。
矛盾的是，生發伯亦象征某一種的人的處境：倘不以命運之神秘為歸咎，則無法解除至大的失落。于是乎即使命運惡劣，生發伯但覺 “總算是遭受了；而且除了捶心痛哭之外，似乎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反正“該遭遇的，都過去了”“希望和計劃是早已破滅了”，故瀕死之心如“劇烈的波動之后的潭水，便是漣漪也沒有了”。神秘的命運若為必然，想著即將躺在漂亮、巨大的棺材里，獲得“佩服和欽敬的眼色 ”，生發伯仍可歡喜地死去。
不斷的死亡、社會關系裂解、人的意識困局，足以讓我們進一步探索陳映真思想基底。同一時期，至少《貓它們的祖母》中的祖母也有類似的內心悖論。先生庾死后，家產為人奪；兒子發瘋，女兒因生下私生兒不能立身而漂泊離去；孫女為討好孫女婿而拒絕與她共食，甚至另隔局促的房間叫她住。對此種種，祖母竟只是等候著：
那神圣泰平的一天。德興先生說那時辰無病無災，但自己能知道自己的時刻，而且要趁著那時刻未到，便得妝扮整齊，盤坐誦經直到末了。伊憧憬著那樣的幸福的時刻，彷佛那樣的末了已足以補償伊的畢生的不幸和勞碌了。然而此刻伊病得十分沉篤，極其痛苦。 [5]
全然無法響應生之實際，卻在想象死亡時寄望于神秘。然而，《死者》末尾的旁白式補充，卻又展示了陳映真并非就人本身而批判，而是帶有逼視人的思維及行為背后原因與動力的企圖：
而且一直十分懷疑這種關系會出自純粹邪淫的需要；許是一種陳年的不可思議的風俗罷；或許是由于經濟條件的結果罷；或許由于封建婚姻所帶來的反抗罷。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是一群好淫的族類。因為他們也勞苦，也苦楚，也是赤貧如他們的先祖。 [6]
將人們安置為 “也勞苦，也苦楚，也是赤貧如他們的先祖”，卻書寫生發伯們面對命運撥弄時精神上的無法紓解，讓我們對人的蒙昧狀態產生為疑問：要如何理解這些赤貧人的位置，從而理解他們之所以如此設想命運？
被生發伯理解為 “命運”的還能如何看待？回到林鐘雄。首先，林鐘雄同樣不明白家中境遇的原因，故可料想，倘若林鐘雄遇到困難，恐怕仍得歸咎神秘。林鐘雄之眼因此并非陳映真之眼，而是借以嘲弄林鐘雄所抱持的思緒。從而第二，疏離的林鐘雄所想象的“事業的景氣”，就讓我們懷疑，鄉下人都漸漸闊起來、好發財的時刻，怎地普遍地伴隨死亡與分離？
如此“景氣”，就不得不思索，對于死者而言的 “命運”究竟是什么？陳映真如此書寫命運與故事主體之關系，也擴充了詮釋余裕：不安與痛苦怎么來？怎么紓解？且甚至可以提出：如何看待經濟發展，及經濟發展下的窮苦人？誠然《死者》沒有任何希望，但，一部分人被拋向社會邊緣，這些人與身外環境的關系是什么，他們還能如何生存？這些思考促使我們轉向《忠孝公園》與《歸鄉》。
三、人如何做人？命運又如何？
《忠孝公園》主敘者之一是林標，是日據時期“強制自愿”兵，被送到菲律賓當軍夫。 1948年歸來，妻子阿女于前一年貧病而死，留下林標初見的四歲孩子林欣木。年輕佃農林標，向一位勉強也算遠親長輩的地主懇求續佃一甲多的地，拼著命把戰時被強迫改種蓖麻的地翻耕回水田。農地改革使林標成了小自耕農。欣木 24歲那年，種稻收入已遠追不上肥料、農藥和日用品等開銷。村中青年紛紛外流工作；從不知疲累的、負責又勤勉的欣木也終于說服林標賣地。將土地公錢緊包于腰，欣木帶著孩子和女人，“來到了猬聚著小型地下工廠的、空氣污濁、卻沸騰著對于成功發家的強烈欲望的三重市”。在競逐求活的工廠區，欣木一家先是撐住了，然而：
木偶戲棚下常聽說“天有不測風云”的戲辭。那年平地刮起了國際石油漲價的大波浪時，林欣木才愕然地理解了這句戲辭的意思。像病害突然連片掃過廣闊的田野，在怔忡間，稻穗干了，黑了，噴灑農藥的速度也趕不上病害擴散的步伐。貿易公司接不到訂單，這就像斷了上游的田水使下游的田地干涸一樣，地下工廠接不到轉包下來的訂單，開始像土崩那樣，連片地倒塌。林欣木他們終于也逃避不了倒閉的噩運。 [7]
林欣木落得四處打零工，太太也跑了，不得不將 12歲的女兒林月枝送到家里附近的車站，騙她自己回家找阿公。幾年后，由于欣木沒有依約帶她北上讀高中，月枝和理發師明發跑了。
參照《死者》，則《忠孝公園》更明確地點出屬于世界范圍政治經濟變化的事件，將之轉為“天有不測風云”之“運”與 “命”，也促動人們設想日常生命與抽象層次之關聯。更應注意，同是社會關系裂解，欣木們也不能回應 “命運”，《忠孝公園》的筆調卻與《死者》截然不同：林欣木流離失所是因未能“把這筆土地公錢完好、加碼捧回家來”；林月枝，無論私奔或離開明發后“北、中、南都去拉保險，賣健康食品、做美容師，當餐廳領班”，她“每到一個地方，打探哪里有街友，她就到哪里找人 ”，目的是為了把阿爸找回來。
書寫調性變化，提醒讀者進一步把握此階段陳映真思想狀況。林標內心敘事值得省思，他待在據說是欣木棲身處時，心想：
欣木，你聽我說，如果這次果真是你，如果這次你心愿和阿爸回家去，我們一家就團圓了。你女兒月枝，你自己算算也知道，如今都是三十出頭的人。她就在下星期回來看我，說是也帶一個朋友回來玩。你果真回來，我們一家三個人就團圓了。也沒有戰爭，也沒有天災地變，怎樣我們一家就這樣四四散散？講這是命，我信不下。 [8]
家人四散是現實，《忠孝公園》未見團圓結局，但林標話中帶有質疑命運從而挑戰現實的契機：“講這是命，我信不下。 ”林標同生發伯一樣不解，但他如何有此動力？
林標并非無端而想，他遭遇連串身外挫折后，開始歸咎自己在外奔走、疏于照料孫女。并置林標與《歸鄉》主角楊斌，就能呈現另一種 “人如何設想命運”的樣態，豐富林標思想方式的意涵，且勾勒此時已堪稱完整的陳映真的關懷。
楊斌的話似與林標相反： “人生有很多由不得自己的事。這叫命運。 ”但若閱讀小說整體，將察覺楊斌非但不是安于、畏于或溺于神秘的命運，反而是充分設想命運后的省思之言。楊斌的認識是什么？為何如此面對命運？楊斌是原臺籍國民
黨兵，兩岸分斷后滯留大陸， 20世紀 90年代才回鄉省親。然而，即使楊斌憤怒回想當初由外省兵舉槍押著上船，卻仍以安慰的口氣，對著也曾欺騙來營探子的某父的外省人老朱說：“說來，你也不能不那么辦”然而，楊斌面對父親死前堅持留給他幾分田，被楊斌二弟的兒子冒名賣了，決定不爭時，卻說：
別人硬要那樣，硬不做人的時候，我們還得堅持絕不那樣，堅持要做人。這不容易。 [9]
看似矛盾的想法，出于楊斌的經驗。自1955年開始，即使曾在戰火中為了生存始終互相扶持的臺灣同鄉，也互相寫告發信、把人不當人地整。雖仍有人幫助，但始終支撐楊斌的只有妻子。 20世紀 80年代，政策改了才“脫帽反正”。楊斌與妻子得出結論： “人為了信念，或者為了自保，人跟人就那么對著干，是由不得自己。但也該有個限度。 ”
由此透露出，楊斌的 “命運”不是神秘或必然的。楊斌所認識的 “命運”，是看見不同的人的意志如何集合作用，是對波濤起伏的經驗的總結，從而在“不能不那么辦 ”與“我們還得堅持絕不那樣”之間產生張力，不但近似林標不屈，更由于認識到，雖有身外之力難以超脫，但命運實為人與人的關系組成，不能以命運為自我說服或放縱，而得在 “命運”之不得不之中保存“堅持做人 ”的內向反思。
因此，從《死者》至《忠孝公園〉，除有大致類似的思索，更有 “人”與“命運”命題之復雜化。若《死者》以人之苦楚逼問人與命運之關系，則《忠孝公園》與《歸鄉》就是以超越的方式表現陳映真思想的變化，遙應《死者》。林標與楊斌，并非直面命運之具體所指且介入實踐，卻總歸在出于親愛、友愛的前提，而重建、維持人與人的關系等的目的下，鮮明表現以 “人”為核心的思索。由于強調 “人”自身，如何活著、活著還能如何等命題，有了更細致的意涵。以此論，也就超越一般的視陳映真自 1978年起的小說為政治意識形態之單調反射的論調。
結語
本文僅就 “人如何設想命運”的特定片段討論。即便如此，仍見陳映真始終關切人如何生活于世界，及人對身外變化之感受。陳映真不斷地表現人們立志、努力、尋求，但同時遭遇各種困頓、苦難，然而，書寫之變化、陳映真小說世界、描述人的方式的變化，也讓我們得以把握陳映真思維本身之變化。
早年的小說更多地讓我們讀到人無法合理認知自己所處的情境，較難設想 “命運”為何物、自身與命運之關系，從而也有余裕讓讀者深掘，何種思維驅動如此書寫？晚年的陳映真，表現了人因重建、維持關系之渴望而產生多種積極的探索，其可能性亦仍待展開。本文越過 1960年至 2001年的四十年，也當引起疑惑：倘使陳映真是社會地、現實地思索世界與人，那么，是什么經歷與契機調動了陳映真自身的思索？他自己又在響應與構思著什么？諸多疑問猶待志者有脈絡地回歸文本，深掘并闡揚尚未現身的小說內涵。
注釋：
[1]陳映真.試論陳映真[I].將軍族.臺北：遠流出版社，1975：17-30.
[2]陳映真入獄前，沒有太多針對陳映真著述的討論，遑論系統性、分析性之評議。據筆者考察，20世紀80年代前后方逐步出現有針對性、較具規模的討論，于是1975年的《試論陳映真》也成為研究與評論者之參照文本。究其因，20世紀80年代前后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局勢變化，及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局勢牽動著的兩岸形勢與島內形勢變化，加之白色恐怖，政治犯出獄后仍受監控乃至常有二度入獄，及許多關押三十年的政治犯不能出獄等，多層現實因素活躍了陳映真的思想與具體活動、書寫，從而外在形勢也勾動各式各樣針對陳映真的主動批評與響應。20世紀80年代環繞陳映真思想狀況的各種現象實為值得深入的題目，在此不及展開。然而筆者認為，恰恰因為陳映真思想內蘊之政治性，及陳映真小說或文論書寫之現實性，故需歷史地、以參照社會時空脈絡地方式，從其書寫的當下性貼近陳映真著作，并以此相同態度檢驗歷來文評、論辯甚少能不帶有特定政治回應的性質。
[3]此處礙于篇幅無法展開，讀者可參考我的《陳映真“關心受辱、弱小者”嗎？──從小說版本差異開始商榷》，載《保馬》，2016年9月22日。若讀者想直接參照二分論調的臺灣文學家之原著，亦可由該文參考書目獲得。
[4] [6]陳映真.死者[I].我的弟弟康雄.臺北：洪范出版社，2001：71，75.
[5]陳映真.貓它們的祖母[I].我的弟弟康雄.臺北：洪范出版社，2001：86.[7][8]陳映真.忠孝公園[I].忠孝公園，臺北：洪范出版社，2001：183.
[9]陳映真.歸鄉[I].忠孝公園.臺北：洪范出版社，200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