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華生
摘 要：歌劇《比利·巴德》是英國作曲家布里頓根據麥爾維爾的小說《比利·巴德》創作而成。小說《比利·巴德》的創作是麥爾維爾對自己早期航海生涯的緬懷，作品詳盡的細節表述正是強有力地體現了作品的自傳性。在麥爾維爾的創作中，海軍事務和矛盾問題的詳細討論往往是他感興趣的話題。因此，在《比利·巴德》中：士兵被鞭打，讓人畏懼的軍官，戰爭的場面，新兵的征召，人權，同性戀話題，法律與道德的沖突等便被描寫的相當精彩。故事通過一系列的隱喻、人物刻畫和矛盾沖突，尖銳地抨擊了人性的善惡問題和當時社會的病態。
關鍵詞：背景；形象特征；隱喻；矛盾沖突
1 《比利·巴德》的故事背景
《比利·巴德》的故事草稿保存在麥爾維爾的孫女埃利諾·麥爾維爾·梅特卡夫手中，之后它才得以有機會在1924年被整理完成并首次出版。1928年韋弗完成了作品的修訂版本，隨即被翻譯成多國語言。1946年威廉·普盧默立足英國當時現狀，對韋弗的版本作出了一些帶有個人見解的改動，其中一份被布里頓所擁有。兩年后由美國作家F.B.弗里曼指出了韋弗版本中的一大批錯誤和誤解。直到1962年，哈里森和默頓在學術和專業原則基礎之上完成了一個詳盡的、可靠的文本。
由于美國護衛艦1842年時發生的薩默斯事件，當時三名船員被指控叛亂并被戰地軍事法庭定罪處死。因此本故事在設計的時候故意描述為英國海軍在1797年發生的叛亂，從而避免與美國艦隊事件有著太明顯的聯系。《比利·巴德》的事件被設定為是1797年夏天英國軍艦駛入地中海時發生的，1797年這個節點的選擇是由于：在1797年4月15日發生了樸茨茅斯和懷特島之間的斯匹特黑德叛亂；緊接著是5月20日發生了泰晤士河口岸的諾爾叛亂；7月和9月，在地中海地區爆發了一些較小的叛亂；因此，為威爾船長的偏執和對特拉加特虛構的指控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背景。
2 小說創作的階段過程
《比利·巴德》中作者對故事的描述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過程的組成理念在故事道德模糊性和開放性的認識上是至關重要的；其特征經常被人挑出來評論，比如同性戀問題。在第一階段（從1886年開始），《比利·巴德》僅僅是由一個短的散文詩的結構組成，一個只有32行的民謠——“戴手銬的比利”。麥爾維爾的《比利·巴德》這部小說所表達的思想在之后的發展中絕對不是單一的特征。威爾作為一個最高指揮官，一個全船的靈魂性人物，當他在等待一個無辜人被指控叛亂并行刑時是有罪的。布里頓和他的歌詞作者最初讀到“游戲開始了”的時候，一向保留作品原貌的他們一反常態，改為“是的，是的，一切都開始了”，顯然目的是為了突顯接下來將要迎接比利的悲慘命運。
在《比利·巴德》的結構進入了第二階段的時候，麥爾維爾決定將民謠改為散文故事。為了這個目的，他創造了糾察長這個角色——具有惡毒人物性格的約翰·特拉加特，來與比利形成一個明確的對比；然而為了進一步體現人物的對立和沖突，在這個階段中比利被塑造得更加年輕和更加天真。
故事發生在一段充滿了叛亂主題的歷史背景下，因此特拉加特給比利所捏造的罪名指控是很合理的，而比利對特拉加特攻擊造成的后果，也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對比利死刑的判決。在這個階段，故事的發生被集中設計在體現戰斗力強大的“大無畏號”上，從側面也暗示了社會舊思想的強大。這個節點上作為戲劇的擴張，他決定從加大對威爾船長性格描寫的重要性出發。然而在這時威爾的上場似乎是簡單的，沒有太多的評論；但是，此時以這位最高指揮官在場景中的出現為線索引出了一系列的戲劇沖突，他的特性的擴展主導了接下去的整個故事。
3 小說的隱喻與思想理念
為了能夠反映人物個性的特征，有三個名字具有特殊意義而經常受到麥爾維爾的特殊關照。比利·巴德的名字來源于被凱爾特人視為阿波羅神的“Beli”和“Budd”，后者代表了健康、生機和春光。威爾船長的名字是拉丁語vir（男子）和veritas（真理）的雙關語，而他的中間名字費爾法克斯可以理解為“公平的事實”。特拉加特這個名字起源于過時的動詞“阻礙”，這意味著一種帶有危險的反常規的固執。
這些對《比利·巴德》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了對這部小說中的“立意”或多個“立意”的分歧，而早期的評論內容是對這個講述純粹善良和極端邪惡之間矛盾沖突故事最簡單程度的接受。對威爾判決的影響并沒有詳細的探討，但在20世紀40年代更多的重點放在解釋威爾為中心人物的可能性，并且他所處的立場引起了激烈的探討和爭論。在布里頓歌劇版本的舞臺上，有一種方式是將故事的注意力集中于反諷威爾的立場，認為其深層的道德意義與表面所表現的完全相反。當然，《比利·巴德》這個復雜的、有歧義的故事沒有“正確”的解釋，正如布里頓所言：“一切麥爾維爾所寫可以稱之為對‘遺囑的接受”，因此對它接受的問題，是帶有矛盾和不確定性的。不可否認，麥爾維爾的小說《比利·巴德》中所蘊含的復雜性（或不確定性）的風格，是很難被窺探到的。在早期令人生厭的描述和詩意語言的豐富度上，《比利·巴德》都是非常罕見和標新立異的。不像麥爾維爾的其他故事中對海景的精彩描寫；這篇小說沒有對大海進行任何生動的描寫，更多的是引發人們對一種反思哲學的思考。只有當比利的生命將被終結時，象征不祥的海鳥降落在甲板上，他們刺耳奇怪的尖叫聲回響在每個水手腦中。
這是個從根本上體現人性反思的故事，顯然非常適合表現將罪惡突顯放大的古典希臘悲劇的哲學思想。每當威爾船長陷入困境時也采取的是蘇格拉底式的解決方案：根據既定的現實原則基礎上，支持公共秩序，并以衡量既定秩序和特殊情況的事實之間的差異幅度作為評判標準，不斷引導威爾作為一個象征立足于良好教育和正確認知上的公平正義；另外，不論是威爾從他個人的認知中似乎獲得和平的戲劇反諷的悲劇意識，還是去表現“天真”與“罪惡”的化身比利和特拉加特的地方，都受到了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影響。
關于船被設置為世界的隱喻，以麥爾維爾的朋友W·H奧登為代表的評論家們做了大量篇幅的探究。作者通過表述船與海洋環境之間的關系所傳達的象征性意義，反映出了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時代特征和命運掙扎的理念。在當時的背景下，最讓人感興趣的是他的象征性，海上的能見度代表了人物意識所能承載的知識程度，“濃霧”代表著懷疑和自我欺騙，晴天意指人們有了自己正確的意識，或是代表事情的真相大白。在麥爾維爾的小說中，對海洋環境描寫時的這種理念是很少被用到的，但布里頓給這種象征性意義賦予了特殊的色彩。在歌劇中，對法國的戰爭發生在大霧的天氣，威爾船長說道，“我不希望看到這可惡的霧”帶有故意的諷刺意味；當威爾船長面對特拉加特對比利的誣告進行調查時，他宣稱“霧正在消失”；當特拉加特死后他說道“霧已經散盡了”；在結語部分，當比利的尸體消失后威爾回憶說，船行駛在晴朗的日子里。
歌劇《比利·巴德》是作曲家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礎上，通過藝術性的手段，進一步進行深入加工；從而使作品的戲劇沖突更加尖銳，內容更加豐富，意蘊更加深刻，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是一部具有相當高藝術價值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