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初期的鄧小平.-歷史定格鄧小平110張照片背后鮮為人知的故...
楊娟
【摘 要】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法治思想，與鄧小平的其他思想共同組成了鄧小平理論。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并確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該思想萌發于抗日戰爭時期，并在工作中得到體現。通過科學立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堅固的群眾和經濟基礎；通過正反面分析嚴格執法，為政府行為提供指引；倡導全民守法，提升全黨全民法律素養。
【關鍵詞】抗日戰爭；鄧小平；法治思想
中圖分類號：A84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290-02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曾先后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北方局代理書記、中央局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等職務。工作期間，鄧小平作為抗日戰爭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提出了一些法治思想并用于實踐，為后來的鄧小平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并確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該思想萌發于抗日戰爭時期，并在工作中得到體現。主要內容包括：通過科學立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堅固的群眾和經濟基礎；通過正反面分析嚴格執法，為政府行為提供指引；倡導全民守法，提升全黨全民法律素養。
一、科學立法，鞏固抗日基礎
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保護人們群眾的基本利益，鄧小平通過科學的方式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規，為全面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服務。
（一）民主立法，團結抗日力量
鄧小平在其文章《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中多次強調立法的民主性。如在研究政策法令時，要邀請非黨干部參與，甚至參與文件的起草。為照顧非黨干部的情緒，他強調在起草文件之前應通過討論的形式確定起草文件的原則，避免因文件不符合要求被否決而打擊非黨干部的積極性。在共產黨制定法令的過程中，非黨干部的正確意見，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共產黨員因所處立場及看待問題角度的局限性使部分問題考慮不周全的難題。相較于立法工作形式上的民主性，鄧小平更在意立法內容的民主性。他強調立法的性質是照顧所有抗日階級和抗日階層的利益，因此制定的政策應使同意的人盡量多，反對的人盡量少，為此要保障所有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的自由權利。通過法制的力量保護各抗日黨派人員的權益，使抗日力量日益強大，為抗日戰爭勝利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正確立法，促進經濟發展
為了促進太行區的經濟健康發展，鄧小平認為只有符合人民利益和抗戰需要并結合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制定的政策才是正確的政策。抗戰期間，敵人為削弱抗日力量，對敵占區實行反復的人力和物力掠奪策略，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封鎖加掠奪的政策。為了促進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爭取對敵經濟斗爭的勝利，鄧小平以減輕人民負擔和保護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制定了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政策、負擔政策、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政策。
首先，在根據地實行為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為提高勞動群眾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提高抗日根據地的生產能力，制定減租減息政策。為穩定各階層的關系，團結富農和地主中的抗戰力量，制定了交租交息政策。為促使各階層人民努力發展生產和積蓄糧食，規定“存糧存款不負擔”、“雇工工資一半不負擔”、“羊群不負擔”和“負擔抗戰后平年應產糧計算，多收產糧歸人民自己”等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
其次，太行區實行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配合的負擔政策。此種負擔政策既考慮了人民的負擔能力，又滿足了抗戰的需要，還為獎勵發展生產提供政策支持。為減輕人民負擔，太行區通過精兵簡政，使1943年度消耗的公糧只占1942年度消耗公糧的83%到84%，效果顯著；通過以縣為單位統籌統支的辦法，改善村款繁多的病癥；利用統一累進稅政策照顧各階層的利益，使稅費負擔人數達到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既能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又能提高各階層的生產熱忱。
再次，是采取“對外管理對內自由”為原則的稅收貿易政策。為促進根據地的經濟發展，為改善根據地的貿易逆差情況，實現太行區的出入口平衡的貿易目標。鄧小平提出應禁止一切奢侈品和限制非必需品的輸入，同時鼓勵根據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的輸出，嚴格管理對敵占區的貿易，根據地內部則采用自由交易的方式促進商品的流通。通過稅收貿易政策，增強對敵經濟斗爭力量，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使交易市場更加繁榮，為人民的需要提供保障。
最后，是打擊偽鈔保護法幣的貨幣政策。在敵人占有貨幣優勢的情況下，鄧小平為規避敵人利用偽鈔和法幣掠奪人民財物的風險，提出發行冀南鈔票，作為冀南戰略區的地方本幣。貨幣政策減少了偽鈔的使用量，削弱了敵人利用法幣進行經濟掠奪的能力，增強了對敵經濟斗爭的力量，為根據地經濟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正確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不僅使人民利益得到保護，抗戰需要得到保障，還破壞了敵人的掠奪計劃，提前為反攻和戰后建設做了準備。
二、嚴格執法，指引政府行為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通過對“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惡果的深入分析，提出“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的執法要求，從正反兩面為政府行為作出正確指引。
（一）“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的惡果
鄧小平在其分析新兵工作的文章——《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中指出：在動員新兵的工作時發現，即使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民眾不僅沒有帶著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戰前線的沖動，反而產生和增長避免兵役的心理。原因在于錯誤的征調壯丁的方式和沒有切實實行政府所頒布的對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辦法。錯誤的征調壯丁的方式，不僅給動員新兵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難，還使已經入伍的戰士缺乏對敵作戰的勇氣和堅定的意志，影響部隊的戰斗力。甚至為敵對勢力離間抗日力量提供口實和機會，使人民群眾與政府、軍隊形成對立的局面。而對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政策不落實使在前線抗戰的軍人不能拋開對親人的顧慮而安心作戰，增添了民眾參軍的顧慮，影響他們參軍的勇氣和決心。“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使人民群眾不相信黨與政府，難以團結抗日力量，對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極為不利。
（二）“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的要求
在《黨與抗日民主》中，鄧小平強調在政權中工作的同志要自覺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鄧小平從正面要求政權工作人員要“有法必依”，不能有干涉政府的行為。即使是對待做了違反人民利益、違背統戰原則的個別地區的某些政府，也要采取民主且正當的方式處理。即使是對待反革命，也要在民主斗爭或取得合法手續后，才能對其進行逮捕和處理。
在有關群眾運動上，鄧小平提出為了幫助基本群眾，政府應采取堅持法令秉公辦理的態度處理群眾和地主的糾紛。在解決群眾斗爭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政府法令的解釋，通過合法途徑幫助群眾運動；政權中工作的人員的任務是向群眾解釋政府法令，督促實行，并表明不準不實行的態度。
為增強抗日力量，鄧小平指出在根據地，不僅要團結以工農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還要團結其他有抗日意愿的階層。他認為在根據地落實減租減息政策和合理負擔法令政策是充分發動群眾、鞏固統一戰線的基礎。發動的其他群眾運動也應以不破環統一戰線為底線。為此，他強調政府的行政行為既要堅持“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的原則，還要堅持執法的恰當性。
三、全民守法，提升法律素養
鄧小平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應該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活動，通過提倡全黨、全員尊法、守法，提升全黨全員的法律素養。
（一）轉變治國理政觀念
鄧小平在其文章《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中強調“以黨治國”是國民黨的做法，具有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和使黨脫離群眾的嚴重危害。“以黨治國”觀念是國民黨的不良影響在共產黨內的具體體現，主要表現在：有的同志認為黨的優勢就是黨員包辦；有的同志認為黨的領導就是“黨權高于一切”；有的同志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舉手解決，多數黨員的意見就是正確的意見。“以黨治國”的結果是非黨干部消極不敢講話，不再認同共產黨，進步分子為共產黨感到擔心；群眾認為政府只是擺設，決定權只在共產黨手中，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群眾；黨的各級指導機關過多干涉政權事務，無暇顧及政治領導；部分黨員不能正確對待非黨員，缺乏守法意識，不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
鄧小平強調為使政權符合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要求，黨應強化對政權的指導和監督，通過政府活動體現和落實黨的意志。黨對抗日民主政權的正確領導原則是指導與監督政策落實情況，而不是包辦和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于一切。
（二）規范行使政權形式
鄧小平指出黨員和政權工作者要帶頭遵紀守法，通過規范的形式行使政權、如有黨員作出違法犯罪等行為，除接受行政應有懲罰之外，還應接受黨紀處分。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也應運用法律途徑解決。涉及租佃關系、債務關系和主雇關系甚至一般的民事案件等都應運用法律進行調解。如有敵占區人民向抗日政府提起民事訴訟，也應接受和秉公辦理，并適當照顧基本群眾利益。秉公辦理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群眾的基本權益。
工作中出現錯誤時，要及時糾正。鄧小平認為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則，在文章《根據地建設與群眾運動》中指出應糾正個別地方政府在執行減租清債等法令時不當的行為，尤其是糾正算陳年舊賬的辦法。
（三）培育人民法律意識
鄧小平多次強調要積極宣傳政府法令，使人民了解政府法令，實行政府法令，培育人民的法律意識，養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權法律的習慣。他在文章《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中指出文化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是與黨組織、政權機關和其他群眾團體共同向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為群眾解釋政府的抗戰法令，使人民群眾知法、懂法、用法，提升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
四、鄧小平法治思想對法治中國建設的啟示
鄧小平的法治思想是中國實行依法治國方針的理論基礎，學習研究鄧小平的法治思想對新形勢下建設法治中國有很多重要的啟示。
法治中國的實現，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依法治國、全面提高黨的執政科學化水平、實行依法行政建設服務型政府三者協同發展。通過科學、民主立法，團結各階層人士，為法治中國建設夯實群眾基礎；通過正確、及時立法，保障經濟健康發展環境；通過嚴格、適當執法，保證法治中國建設的效力機制；通過培育法治文化，弘揚法治精神，營造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從而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實現法治中國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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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正楷.鄧小平與抗日戰爭[J].中共黨史研究，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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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 娟（1989-），女，漢族，四川南充人，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3級研究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