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會會+郭艷紅
【摘 要】艾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逃離》，通過對勞拉逃離和回歸故事的講述，表達了作者對女性命運的關注，探討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一方面男權制的擠壓使女性身處牢籠，另一方面對“他者”身份的主動認同使女性成為自身的壓迫者。在女性出路的思考中，作者以更加包容的姿態來看待男女關系，顯示了獨特的女性生存智慧。 【關鍵詞】艾麗絲·門羅；逃離；男權；他者；出路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243-02作為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艾麗絲·門羅憑借其杰出的短篇小說創作才華，被譽為“當代的契訶夫”。 小說集《逃離》是作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曾榮獲當代英文小說最高獎項之一的布克國際獎，也是在中國最早出版的小說集。其中的短篇小說《逃離》濃縮了作者對平凡女性命運的思考，從中可透視出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處境以及女性自身的反省，在對女主人公勞拉逃離和回歸的敘述中，隱含著作者對于女性出路的特殊思考。一、女性的囚籠與逃離——對男權制的批判從1781年奧蘭普·德古熱發表《女權宣言》，發出第一聲呼聲開始，幾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在為追求男女平等、爭取自己的權利做著不懈的努力。但是直到二十世紀，在愛麗絲·門羅的筆下，這種追求依然是一個神話，從她的作品中仍然能看到男權制根深蒂固地存在。凱特·米利特曾經在《性政治》中首次引入“男權制”這一概念，并用以表示男尊女卑、男性統治女性的社會現實。[1]169《逃離》中的男主人公克拉克無疑是男性極權的現實化身，他在內心深處對妻子勞拉持一種輕蔑態度，“他瞧不起她”。在家庭生活中，他充當立法者和審判者的角色，在他眼中，勞拉“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對的，不管說什么都是錯的”。而且他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每當兩人產生矛盾的時候，他會用“用不著你來告訴我我怎么了”，來宣告自己的絕對權威。甚至在克拉克眼中，女性徹底喪失了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和意義——“我的老婆也是一個人嗎”。克拉克赤裸裸的男性中心主義使勞拉的生存空間遭到了巨大的擠壓，與克拉克共處的空間成為勞拉的牢籠。每當克拉克心情不好、家里的氣氛壓抑的時候，勞拉“最能排除煩惱的還是上廄棚去找點什么活來干干”[2]336，馬廄作為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的現實變形，成為她的精神避難所。在克拉克的步步緊逼下，勞拉終于感覺“我受不了了”“跟他一起過真要把我逼瘋了”，男權的重壓迫使勞拉選擇了逃離，“選擇了另一種生活，另外一個地方，僅僅是因為那里沒有克拉克。”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巴在《閣樓中的瘋女人》一書中曾指出，“囚禁與逃跑”是女性描寫的一種文學傳統和模型[3]1。艾麗絲·門羅以自己的創作與兩位女性主義學者的理論遙相呼應，也悲哀地證實了經過百年的抗爭，男性中心主義的陰霾依然籠罩著女性的世界，勞拉的困境是所有生活在男權制度下女性處境的縮影，逃離是女性生存空間被吞噬殆盡的被動和無奈的選擇。二、“他者”身份的自我沉溺和掙脫——對女性自身的反思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對造成女性困境的成因進行了一種深刻的分析：女性是作為“他者”被造出來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1]309《圣經》中夏娃誕生于亞當的一根肋骨的神話，隱喻著一種父權的想象：男性是女性的生命之源，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存在，女性本身是被再造而生的。而女性的悲劇性在于，經過父權社會的“他者”再造，女性“有意識的自我把自身變成了一個超越有意識的自我的人的客體” [2]336。女性的主體性喪失，轉而認同男權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自己的“他者”身份，成為男權制的同謀和自身的壓迫者。在《逃離》中，勞拉因為不滿現實的處境，背棄父母和克拉克私奔，是因為她把克拉克當作“二人未來世界的設計師”，這本身就隱含著女性靠男性拯救的虛幻想象，而且在克拉克面前，她“甘愿做俘虜，她的順從既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心甘情愿的”，更是表現了對男權的主動臣服。為了急切地“討丈夫的喜歡”，她不惜犧牲自己的尊嚴，一次次向丈夫重述垂危的男鄰居如何對她心懷不軌的故事，用所謂女性的特質——色和性來激發丈夫的熱情。男高女低、主人和仆人、主宰和順從，勞拉欣然接受這一系列二元對立的不平等關系，昭示著男性中心主義“他者”再造的成功和女性自我的蒙昧。但是《逃離》描寫的光芒在于，勞拉并未一味地沉溺在“他者”的身份中不可自拔，西爾維亞太太作為一個啟蒙者，幫助勞拉開始了一場“乘著大巴希望能尋回自己”的逃離之旅，進行了一次以“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勇敢嘗試，雖然逃離最終以勞拉的自我放棄結束，但是勞拉在矛盾和痛苦中完成了自我選擇，這本身就是女性打破男性權威、探尋自我價值的重大進步，是對“他者”身份的有力挑戰。三、挪拉式的出走與回歸——對女性出路的探索女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這是女性主義最終要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命題。19世紀上半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借娜拉的出走為深受壓迫的女性指明了一條出路。激進女性主義一度將拋棄婚姻和家庭當做實現男女平等的手段，其理論前提是男女矛盾的不可調和，“男性是女性的敵人”。相較而言，門羅的態度遠遠沒有易卜生和激進女性主義的激烈和決絕。雖然勞拉也在現實的禁錮中一度選擇了娜拉式的出走，但是她卻對克拉克以及他們共同創造的生活充滿感情，丈夫并不是她的敵人。在她向西爾維亞滔滔不絕地傾訴時，沒有提到一件特別的傷心事和煩心事，而且她還在不時地擔心家里的生意；在終于下定決心要離家出走時，她“不斷發抖”“手抖得厲害”，驚慌失措到字條上的字都寫錯；在去多倫多的途中，她還在潛意識中為他們的馬場選一塊好地方。所以，出走讓她意識到了對丈夫的真正感情，最終選擇了一條和娜拉不同的回歸之路。而丈夫也并不是完全魔鬼式的存在，在她回來之后，克拉克對她的表白——“當我看到你的字條時，我的五臟六腑一下子像全被掏空了……如果你真的走了，我就會覺得身體里什么也沒有留下了”，也是真情流露。所以在門羅的筆下，男女關系沒有尖銳到完全對抗，而勞拉的回歸反而使夫妻關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部分地實現了娜拉追求的“改變到在一塊兒過日子真正像夫妻”。克拉克開始關心和體貼勞拉，兩人在各自干活的時候揮手作別，溫情重現。所以，在女性出路的探索上，門羅的觀點更溫和，“也更充滿了和解和包容的姿態”。 [5]艾麗絲·門羅借勞拉的逃離和回歸，幫助女性實現了一次精神洗禮和自我探索之旅，但是勞拉的回歸遠遠不是結束，“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進去了一根致命的針，淺一些呼吸時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當她需要深深地吸進去一口氣時，她便能覺出那根針依然存在。”[2]47在看似對正常和平淡生活的回歸中，逃離作為一種誘惑始終存在。但是勞拉學會了如何抵抗它，并慢慢習慣了心里的刺痛而不感到驚異，這是艾麗絲·門羅獨特生存智慧的展現，“從前，結婚就是出路，近年來，離開丈夫成了出路。在我看來，這樣的出路很可笑。我的出路只是過日子，活下去。”[6]102參考文獻：[1]凱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偉譯[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艾麗絲·門羅.逃離[M].李文俊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3]桑德拉·吉爾伯特.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5]艾麗絲·門羅：人類的關系和心理之謎，就是文學的本質[N].文學報2013-10-17.[6]An interview of alice
munro[J].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