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歌
【摘 要】日前，《社會史視角下的漢劇（1912—1949）》一書出版。該書的設計立足于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將藝術史研究和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漢劇的活動與人物，揭示漢劇生存發展的機制以及其獨特的文化功能。作者以獨到的學術眼光、新的研究方式與史料，深化了讀者對近代湖北城市生活、大眾文化的認識，深化了對漢劇這種文化形態的認識。 【關鍵詞】新文化史；大眾文化；漢劇中圖分類號：J8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035-0221世紀伊始，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與成果開始被系統地引入大陸史學界，1999年9月，英國劍橋大學社會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應邀來華講學，他的《西方新社會文化史》一文經過翻譯后，讓國內學者初步了解了西方日益成熟的史學研究新動向，包括它的研究課題、原則、產生的背景以及存在的問題。目前“新文化史”作為史學發展的趨勢，正在影響著大陸年輕一代學者的研究理念。社會史的研究包括社會生活、社會行為、社會結構、社會運行等方面，并滲透到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各個領域。近年來社會史研究出現的新研究視角，即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學界稱之為社會文化史，“以文化理論分析歷史上的社會現象或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歷史上的文化問題”，“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并以中國近代社會生活、風俗習尚、大眾文化、民眾觀念、社會倫理、下層文化與上層文化的互動等為主要研究內容。”社會文化史家注重自下而上地看歷史。彼得·伯克認為社會文化史的一個顯著特征即研究日常生活，并試圖找出隱藏于表面之下的規則、常規、習俗和原則。正是在“新社會文化史”的浸潤之下，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社會史視角下的漢劇（1912—1949）》，即是在鄭維維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作者本人對于漢劇的研究，提出新的問題、嘗試新的方法、找尋新的史料，在意向及方法上都是很好的大膽嘗試。漢劇為湖北主要的戲曲劇種，早期稱“楚腔”“楚調”“漢調”等。1912年，漢劇史學家楊鐸在《漢劇叢談》中第一次將“楚調”定名為漢劇，沿用至今。漢劇主要流行于湖北境內長江、漢水流域以及河南、湖南、陜西、廣東、福建的部分地區。其聲腔為西皮、二黃，在地方劇種中開創皮、黃合奏之先河，形成皮黃聲腔系統，對京劇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末民初到20世紀30年代末，是漢劇的興盛時期。其時，漢口有二十余個漢劇班，演員達千人以上。丹桂舞臺、老圃游樂園、天仙舞臺、長樂戲院等二十余家演出場所遍及江城，多數以漢劇演出為主。漢口民眾都喜歡看漢劇，最為普遍的待客之道就是“逛園子”聽漢劇，故時人稱“20世紀30年代前后，漢劇就是武漢的流行歌”。毋庸置疑，漢劇與民國時的漢口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響的，缺失了漢劇元素，我們心中的漢口將不復存在。可見，漢劇對研究近代武漢城市民眾的文化與日常生活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對象。從近代城市底層民眾、大眾文化的角度去看，把城市空間、城市人群、日常生活、大眾娛樂、地方戲劇等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中，會呈現一些什么樣的景象？正是基于這種思考，本書突破前人“就戲言戲”的窠臼，嘗試著從社會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新視角考量漢劇，揭示漢劇生存發展的機制及其獨特的文化功能，希圖以此來進一步拓寬和深入對近代武漢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以往對漢劇的研究都是從曲藝史或文學史的角度進行的，文學史較重視作為文本的漢劇劇本的研究，曲藝史較重視其藝術特色、音調、流派唱腔等問題。史學界對于漢劇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很多方面需要依賴文學史、曲藝史等的研究基礎。但是，現在要從社會文化史的全新視野開展研究，幾乎沒有可借鑒的前期成果，學術難度相當大，解決的辦法還是從資料入手。武漢地區的戲曲材料固然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而民國時期武漢地區的報刊更是本書最主要的資料，如政府公報《社會》《新漢口》；官方媒體《中山日報》《武漢日報》《和平日報》《民國日報》；地方大報《漢口中西報紙》《國民新報》《大光報》；地方小報《鏡報》《新快報》《羅賓漢報》《漢口導報》《楚聲日報》等等。總體而言，這些報紙的副刊熱衷于戲劇和名伶評介、對戲劇動態的報道，雖然簡短和不全面，但為本書重構漢劇的往昔提供了鮮活的歷史“碎片”。通過梳理這些民國時期的地方報紙，作者挖掘了大量有關漢劇的史料，這些史料在前人的研究中還未被重視，本文尚屬首次使用。不難看到，因視角的轉移，鄭維維博士在其專著中的確有一系列新見解和新探討，這種探討在總體方法和寫作取向上是敘事的而非分析的，是描述的而非說理的。如何描寫歷史？無論史學如何演變，“故事”始終是歷史的中心線索，而“描述”或“描寫”，即講故事的能力則是歷史研究者最基本的技藝和看家本領。著者將民國時期漢劇的命運、藝人的浮沉用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徐徐展開，文義清晰地再現了歷史的全幅式場景，使歷史變得可以觸摸、可以接近。顯然，這是本書在風格上的又一新追求。總而言之，篳路藍縷，著者認真研讀新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資料深入細致地展開討論，終于有所收獲，《社會史視角下的漢劇（1912—1949）》之寫成至少有下列幾點意義：其一，在書寫對象上，關懷窮人以及默默無聞者的生活、感情以及行為，而非大人物或有權者，還原弱勢的下層社會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場景；其二，在方法上，分析與敘述并重，利用敘事技巧說故事，將歷史之“實”帶向文學之“虛”的路途上；其三，擴大史料范圍，重視其中人事情節賴以重建的人們行動所自來的文化；其四，描述一個藝人，或一次演劇，或是一件戲劇性的事件，其目的是要于過去的社會或文化有所啟示。學術研究需要嚴謹的科學態度、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獨到的學術眼光，鄭維維博士在其專著中已循此方向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以后的學術研究道路上她還會走得更遠。參考文獻：[1][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輝譯.什么是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梁景和.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3]劉志琴.青史有待墾天荒──試論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崛起[J].史學理論研究，1999（1）.[4]李長莉.社會文化史的興起[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