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李爾王》為人“詬病”的結局為切入點，對李爾王的死亡命運進行系統而深入的文本分析，討論人物死亡命運背后的深層意義。以人文主義批評為導向，以安·塞·布拉德雷的以“人物為中心”的批評模式為主要依據，力圖探究在人文主義和宗教運動的雙重背景下劇中人物死亡命運背后的深層內涵。

【關鍵詞】莎士比亞；李爾王；死亡；人文主義；基督教；救贖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2-0190-02

人類關于自身存在與死亡的思考從未停止過。生命、死亡、重生、救贖，這一列詞語構成了人類活動的最重要的主題。作為人類杰出的先賢，文壇巨匠莎士比亞絕對不會遺漏“死亡”這一重大歷史命題，通過多產的劇本和詩歌，他向世界闡釋了自己關于死亡這一永恒主題的理解和認知。作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最富有爭議的一部，《李爾王》自公開演出之日起，關于其悲慘結局的爭論便再未停止過。在《李爾王》中，天才的莎士比亞摒棄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世俗道德的捆綁，編排了一出人間慘劇收場，令人唏噓不已，也恰恰因為莎翁的不落窠臼才成就了《李爾王》永垂不朽的地位。關于《李爾王》爭議結局的研究，評論家和讀者認為，李爾的死亡是劇本的一大缺憾。那么，李爾王的悲慘結局究竟是敗筆還是莎士比亞另有深意的安排？

一、人文主義巨匠

作為高舉人文主義的旗手，莎士比亞從未在自己的作品中掩飾過自己對于人性的呼喚和渴望。《李爾王》于1606年首次公開演出，而這一時期也正是文藝復興在西歐繁榮發展的階段。莎士比亞更多的是借助戲劇中人物的形象來表達自己對于人文主義的思考。比較一下莎士比亞十六世紀最后十年和十七世紀頭十年寫的劇本所表現的世界，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了。創作主題由喜劇轉向悲劇并不是偶然，這種轉變恰恰暗示了深層次的社會轉型。表面的一片繁榮卻暗藏兇險的危機。通過悲劇創作，這些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的變化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得到了清晰地反映：在前期喜劇創作階段，莎士比亞筆下的英國形式一片大好，國家繁榮富強，世風清明，人民安居樂業，對生活和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而后期的悲劇作品卻展現出完全相反的畫風：如沐春風的場景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呼嘯的寒冬，世風日下，國之不國，人民的生活凄慘悲涼。正如葛羅斯特所言：

親愛的人互相疏遠，朋友變為陌路，兄弟化成仇讎；

城市里有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之內潛藏著謀逆；

父不父，子不子，綱常倫紀完全破滅。（第一幕，第二場）

該劇的悲劇根源在于李爾王幼稚可笑的自由意志：用三個女兒對他花言巧語的奉承作為分封王土的標準，堂堂一國之君孩子氣的想法，真是可笑之極。莎士比亞深信：不加約束的自由意志必將滑入災難的深淵。李爾王為自己魯莽輕率的想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那場著名的大雨不僅洗清了李爾的雙眼，更滌蕩了他蒙塵的靈魂。在荒原上的一幕，與其說李爾悲憤的仰天長嘆：“難道人不過是這樣一個東西嗎？”（第三幕第四場）不如說是莎士比亞吼出了他自己對于人性的拷問。在《李爾王》中，從表面上看，李爾王失去了之于人最寶貴的生命，而事實上，安排李爾王的死亡正事莎士比亞關于人文主義的反思，呼喚用愛去對抗暴力與邪惡。作為人文主義的信徒，莎士比亞借用自己劇本中的人物代自己發聲：“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難道人僅僅就這樣一種動物嗎？人究竟應該追求世俗的享樂還是高貴的精神？人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對于這一系列的追問，劇中的人物代莎士比亞作出了最明確的回答：“天道的車輪已經循環過來了。”（第五幕第三場）。

死亡并不意味著失敗，相反，它彰顯了莎士比亞關于人類本質的反思，那就是，人性中善的力量。教條主義的奉行“善惡有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只會將《李爾王》只會被歸入平庸世俗道德劇之列，更不會有今日的經典地位。盡管受盡磨難，甚至犧牲，李爾所代表的仁愛精神終究戰勝極端利己主義，取得道義上的勝利，這也彰顯出作家在馬基雅維利主義泛濫的情況下，對人性的善始終抱有堅定地信念，以及重建人文主義理想的人際關系模式的愿望。正如馬修阿諾德所寫的那樣：不朽的精神所必須承受的一切痛苦，一切傷人的弱點，一切壓倒的悲傷，在哪個勝利的額頂上，都找到了它們唯一的聲音。

二、與上帝同行

從1350年到1600年這段二百多年的歷史時期被貼上了文藝復興的標簽，用來劃分歐洲現代史的初期階段。因為這樣一段歷史時期波瀾壯闊而又豐富多樣，因此無法賦予它一個單一的特征。學術界已經不能接受把文藝復興時期的特征簡單概括為人文主義。宗教運動、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就是其中的例子。將人文主義與基督教看做勢不兩立，這其實完全是一種誤解。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反對宗教和教會，并不是指反對基督教這個文化體系本身。他們反對的是教會對于落后蒙昧教條的固守，反對教士利用宗教來實現個人邪惡母的的行為。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時期，堅信上帝的存在仍然是當時文化的主流。

我們必須看到，新生事物的誕生必定是建立在舊事物的母體之上，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關系便是剪不斷的。文藝復興沒有也不可能結束西方中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文化的絕對統治地位，相反，文藝復興本身隨著羅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和城市共和國的解體而告終。人文主義者對于人性解放的追求，沖破封建神學的桎梏；對于博愛的呼喚也恰好與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不謀而合。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亞的戲劇既具有當時先進的人文主義文學所共有的那種反對封建桎梏、爭取個性解放和社會進步的強烈的時代精神，同時又貫穿著作家鮮明的仁愛、寬恕和博愛的精神。這種精神既來自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傳統，更來自基督教經典《圣經》。

生與死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回避的主題。對人的存在意義的探索，使得莎士比亞的戲劇與基督教有了共通之處。在《李爾王》中，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死？在這種反思中，莎士比亞體現出由于文化繼承性而不自覺地承襲基督教的生存方式，變成了對基督教生存方式的主動承接。根據基督教的原罪說，人生來有罪，經受痛苦的折磨恰恰是洗禮靈魂的必經階段，以便死后能夠進入天堂。已是耄耋老人的李爾，因為自己危險的自由意志，受盡苦難，正是驗證了原罪理論。也是因為經過了苦難的洗禮，心靈才得以凈化。雖然以塵世的眼光看，李爾的肉體消亡了，但是他的精神卻得到了解脫，得以進入永生的樂園。因此，李爾的死亡不是上天的不公，而是上天對其高尚靈魂的肯定。短暫的肉體存在與崇高的精神相比，哪個更有意義？作者通過李爾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三、死亡與救贖

在西方傳統文學看來，死亡并不僅僅指肉體的毀滅，更代表著精神的凈化，死亡不是懲罰，而是救贖。馬克思認為：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是以人為導向的，世俗宗教對于人的存在意義都有各自的闡釋。也正因為如此，宗教才贏得了人類的尊敬和崇拜。我們應該看到，即使是最荒唐可笑的宗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人類存在的意義。

莎士比亞將自己關于人類存在意義的思考投射到李爾身上。李爾的認知中混合著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對世俗物質的貪戀，而殘酷的現實逼迫著李爾退回到基督教所描繪的理想天堂尋找溫暖的庇護。但無所不能的上帝并沒有給李爾任何明示，李爾只能靠自己解決這一困境。上帝從主宰地位隱身到客體旁觀，留給人類的不僅是自由還有磨難。人類需要獨自面對生命中的痛苦和混亂。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人有自我拯救的能力，而這種自我拯救主要是來自于人的內心向善的能力，即基督教所主張的可以通過自己內心的力量來達到天國的能力。這樣，人既滿足了自己的欲望需求，又可以通過自己內心的善的力量來實現自我拯救。

即使邪惡會暫時壓制正義，莎士比亞依然選擇相信人性，相信最終的勝利必將屬于正義。人類要相信代表正義和善良的上帝始終與我們同在。考驗磨練了人性，正是上帝應允讓人類經受苦難。苦難不僅洗滌人的罪孽，更是凈化人的靈魂的必經之路。唯有如此，在歷盡痛苦折磨之后，人才能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與上帝一同走向天堂。在這一過程中，李爾從一個頑固自私的國王，淪落為悲慘孤苦的老人，擺脫了世俗王權的羈絆，他看到了曾經不曾看到的父女真情，感受到了從未體會過的純粹，最終實現了自我的精神救贖。在堅持基督教的領導下，人類是可以前進的。經歷過痛苦的折磨，人物完成了對自身局限的超越，成為更豐富充實的人：葛羅斯特用瞎掉的眼晴反而能更清晰的感受愛的世界；愛德蒙在臨死前的悔悟彰顯了人性中善的希望；李爾在心力憔悴的瘋癲中擺脫了世俗王權和野心欲望的羈絆，見理智時所未見，感清醒時所未感，最終以自己和女兒考狄利婭的死完成了對亂世的精神救贖。

李爾肉體上的消亡并不意味著失敗，死亡帶給李爾的是靈魂的救贖。事實上，《李爾王》中看似缺失“詩歌正義性”，卻正是李爾自我救贖的體現。通過李爾的瘋癲，莎士比亞意在告訴人們，拋棄上帝和基督教，人類無法獲得存在的真諦。暴風雨滌蕩了李爾的靈魂，使得他最終能夠看清愛的本源。在莎士比亞眼中，死亡不僅是一種解脫，更是對愛的熱切呼喚，是在完成了自我救贖之后的圓滿結局。

在《李爾王》中，莎士比亞通過設置李爾王的死亡來呼喚博愛，寬容和仁慈，表達了他關于人類存在意義的理解，借基督的核心價值觀來抵御人性的墮落，這不是對基督教教義的簡單回歸，而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于宗教以及人的存在意義的深刻反思，是一種基督教的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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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文哲（1989-），女，河南鄲城人，周口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