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霞
摘 要：紅巖村是抗戰時期我黨在大后方的心臟。至今，門前的那顆黃桷樹，仍然見證著這段不平凡的歷史，見證著周恩來在重慶期間的偉岸身影和音容笑貌，見證著他為國家和民族做出的突出貢獻。
關鍵詞：周恩來；紅巖；往事
中圖分類號：D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17-0286-01
張沖，是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重要人物，深受蔣介石信任，曾經破壞過中共上海地下黨機構。但是在西安事變后與周恩來交往中，深深被周恩來的人格所折服，結下很深的個人友誼。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使得國共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多，先后發生了博山慘案、深縣慘案、太河慘案等一系列摩擦，大批八路軍干部戰士遭到殺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9年8月16日，周恩來打算飛回延安，與中央商量解決辦法。但是，當他與葉劍英、鄧穎超等來到重慶珊瑚壩機場時，卻要求出示離境證明。張沖這時恰巧也在機場，得知情況后，直接驅車趕往蔣介石官邸，爭取到蔣介石的放行手令，使周恩來一行安全飛回延安。在國民黨內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如果不是出于抗日御侮的家國情懷，和與周恩來的深厚的情誼，是很難做到的。
史料還記載，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因墜馬造成右臂骨折后，因延安醫療條件較差，需要到蘇聯進行治療。葉劍英找到張沖，希望能夠派架飛機，把周恩來送到蘭州，再從蘭州飛莫斯科。張沖毫不猶豫辦成了此事。
周恩來曾說：“我認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后，始相往來，然自相識之日始，直到臨終前四日，我與淮南先生往來何止二三百次，有時一日兩三見，有時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談所為輒屬于團結御侮。”1941年8月，張沖不幸早逝。周恩來聞號十分悲痛，親致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并致電中央，建議捐款3萬元予以資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致挽聯哀悼。在國民黨高層中，能享有中共如此待遇，是極為少見的。
周恩來與張治中早在北伐戰爭時期就十分熟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蔣介石連續向延安發出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當時，張治中作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起赴延安迎請毛澤東。為了保證毛澤東在重慶期間的安全，周恩來曾與張治中有過一段對話。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2011年在接受《小康》雜志采訪時曾回憶：“爸爸說：‘為了保護毛先生的安全，我準備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來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如果發生任何事情的話責任都會給你，不如還是找重慶警備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在重慶談判期間，張治中不僅嚴密做好安全警衛工作，還騰出住所供毛澤東居住。
紅巖村，是周恩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工作、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周恩來爭取到了一開始反對共產黨或者與共產黨有距離，但是后來與共產黨建立了良好關系的一大批人，如張沖、張治中、李濟深、邵力子等，更是團結了一大批反對蔣介石搞摩擦、搞內戰的國民黨政府上層人士，如馮玉祥。1941年11月14日，馮玉祥60大壽時，周恩來特意要求《新華日報》安排一個整版，以“慶祝煥章先生六十大壽”為通欄標題，刊登各界賀電、賀詞，并撰寫文章，稱之為“抗戰中的中流砥柱”，給予很高評價。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專門發來賀電。馮先生根據周恩來的要求，利用自己的聲望，先后營救出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沈鈞儒等著名愛國人士和共產黨人。
在紅巖，在重慶，周恩來除了國民黨上層人物，還結交了黃炎培、張瀾、馬寅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諸多民主人士，還有國際友人斯特朗、史沫特萊、艾黎、愛潑斯坦、費正清等。這些友人在與周恩來的交往中，不僅認識和了解了周恩來，也透過周恩來了解和認識了共產黨及其主張，擴大了我黨的“朋友圈”，客觀上起到了孤立蔣介石集團的作用。
在紅巖村，周恩來還領導了一支抗日“文化軍”。最著名的，就是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的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17日晚，國民黨政府派出人員對《新華日報》進行檢查，并派出特務進行監視。報社事先準備了一段文字代替周恩來題詞，躲過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第二天一大早，印有周恩來題詞的《新華日報》就發行到重慶的大街小巷，向世人揭露了皖南事變真相。
1941年5月，國民黨在中條山慘敗后，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等媒體污蔑共產黨不作為，掩蓋事實真相，周恩來親自面見蔣介石提出抗議，蔣介石只得說：“能配合行動就好，只要有成績，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自然發給，捉的人我會命令他們放的，根本問題也可以談好。”
在領導文化界抗戰中，周恩來積極指導郭沫若、楊瀚生、田漢、胡風等成立文化委員會。最著名的，是指導話劇《屈原》的創作、演出，組織了由金山、張瑞芳、白楊、孫堅白、施超等組成的強大演出班子。《屈原》上演后，轟動山城重慶，甚至到了一票難求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