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山
從收音機進入中國家庭伊始直到今天，廣播與曲藝就結下了不解之緣。時至今日，仍有許多聽眾忠實地守候著，沉醉于話匣子所傳遞出的嬉笑怒罵、金戈鐵馬、兒女情長之中。毋庸置疑，廣播與曲藝的結緣是一段佳話，相互交融、相輔相成。
今天我們再回首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最早出現在各種電臺廣播中的曲藝形式并不被稱為“曲藝”，而更多地叫“玩意兒”或“什樣雜耍”。曲藝的命名是在新中國正式確立的，在最初的幾年，曲藝還包括著雜技、戲法等民間技藝。雖然有了新的名稱，但在新的社會、新的形勢、新的市場、新的受眾面前，曲藝究竟應該怎么走、往哪里走成了擺在以舊藝人為主體的曲藝從業者面前的首要問題。
此時，無論是國家機構還是社團組織，亦或是民間群體與普通藝人，都在積極思考和尋找方向，從方針政策到具體措施，去糟取精、說新唱新成為了那個時代縈繞在曲藝人耳畔最為響亮的口號，而這個階段中恰有一個重要的參與者、見證者——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也就是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雖然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名稱在歷史上短短一瞥，但作為黨和國家重要的宣傳窗口和輿論陣地，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曲藝節目成為了新曲藝的推行者和實踐者，更成為了曲藝藝術在新中國大地上的推廣者和傳播者。廣播的參與，為曲藝藝術在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能夠脫胎換骨并創造輝煌奠定了堅實而有力的基礎。
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歷史回顧
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前身是成立于1940年12月30日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7年3月中旬到1948年5月2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經歷了三次戰略性轉移，并改名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1949年3月25日，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完成第四次轉移遷入北平，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擔負起了向全國人民宣傳的重任，每天播音5個小時，這也就是后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與此同時，已經于1949年2月2日在北平地區開始播音的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平人民廣播電臺，是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
為適應廣播事業日趨擴大的需要，黨中央在1949年6月5日發布通知，成立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管理并領導全國廣播事業。1949年6月13日，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發布各地廣播臺與北平新華廣播電臺聯播節目的指示，其中對文藝節目提出了可自由轉播的要求。1949年9月1日，北平新華廣播電臺與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委會聯合播出曲藝節目，目的是為了逐步改造舊曲藝，用新的曲藝向全國做示范演唱。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正式改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1949年3月更名成立的北平人民廣播電臺曾于1949年9月1日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第二臺，1949年9月27日改名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第二臺，1949年12月5日改名為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1951年3月正式改名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
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播出曲藝節目的背景
1949年7月2日，對于新中國文學藝術事業發展有著至關重要意義的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當時的北平召開。這次大會上，曲藝界作為一支重要隊伍也有代表參會，其中有來自解放區的趙樹理、王尊三，還有北平曲藝界的代表連闊如等，應該說具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性和代表性，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到場，更使這次大會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會上，周恩來同志作《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這份報告對新文藝提出了重要論述，闡明了新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主旨方針。報告中首先提到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明確主張文藝創作的主要力量是要為工農兵服務，因為工農兵是人民的主體。同時，報告還對改造舊文藝提出了要求。“凡是在群眾有基礎的舊文藝，都應當重視它的改造，這種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內容的改造，但是伴隨這種內容的改造而來的，對于形式也必須有適當的與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與統一。使我們高興的，就是舊文藝界許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參加這個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藝界的干部團結在一起來進行這個工作。”“舊社會對于舊文藝的態度是又愛好又侮辱。他們愛好舊內容舊形式的藝術，但是他們又瞧不起舊藝人，總是侮辱他們。現在是新社會新時代了，我們應當尊重一切受群眾愛好的舊藝人，尊重他們方能改造他們。”①
第一次文代會的勝利召開，不僅明確了新文藝的發展方向和面臨問題，也為包括曲藝人在內的舊文藝注入了動力和活力，舊藝人得到了政治上的徹底翻身，成為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就在第一次文代會召開期間的7月22日，為落實黨中央的要求，在全國推進曲藝的改革工作，曲藝界發起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王尊三，副主任委員為連闊如、趙樹理。籌委會還提出“為了加強我們的改革力量，要把分散在各地的藝人們和幫助曲藝改革的人們團結起來，進行兩件大事：大力地創作和改編曲詞，充分供應藝人和群眾需要；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輔導藝人改造思想，學習文化政治，提高階級覺悟，達到為人民服務的目的。”②于是，藝人改造和編寫新詞就成為加快樹立“民族形式、科學內容、大眾方向”的新曲藝的當務之急。
毫不夸張地說，包括曲藝藝人在內的新文藝工作者的改造，既是舊藝人的自身革新和政治覺醒，也是帶動和影響整個社會層面大眾群體早日完成除舊立新、思想改造的重要舉措，這其中作為傳統民間藝術的，又形式簡便、通俗易懂的曲藝地位甚為重要。“這次文代大會開過后，所有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們，都一致感覺到文學藝術應該為大眾服務，從這種思想出發，使我們更感到曲藝之重要：全中國有多少說書賣藝的，雖然沒有數字的統計（有人估計約在十萬左右），可是這種藝術的影響，是很普及的——誰還沒有聽過說書或看過玩雜技的呢？有那么多的人，接近的群眾又是那么廣泛，正好為大眾服務，……”“積極來編寫說唱能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服務的新東西，就是新社會一支現成的文化大軍。”③
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播出曲藝節目的情況
正是在黨的文藝方針的正確指引下，在翻身解放、倍感榮光的使命擔當下，無論是王尊三、趙樹理、王亞平這樣的解放區文藝工作者，還是連闊如、曹寶祿、侯寶林這樣的曲藝大蔓兒，甚至于老舍、吳曉玲、苗培時這些熱衷俗文學的文人學者，都一腔慷慨、無怨無悔地深扎到說新唱新的熱潮中。當然，這個過程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順利，不是多認識幾個字、將傳統活“舊瓶裝新酒”拼湊起來能夠實現的，需要從思想角度、創作角度、受眾角度、市場角度等方面辯證來看。1949年10月15日，趙樹理在大眾文藝創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將解放區的新文藝“打入天橋去”的口號，“利用或改造舊的形式，來表達一些新內容也好，完全創作大眾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這些作品打入天橋去，就可以深入群眾中去。”“舊形式和新內容是否配合，新寫的是否比舊的受群眾歡迎，都不是簡單的問題，我們應該下一番功夫研究——無論形式內容，都要下功夫研究，不能隨隨便便對付。”④而老舍則主動為舊文人四處奔走、尋找出路，積極動員他們加入到新文藝陣營中來，同時也聯合相聲藝人，認真參與到了新曲藝創作中。有了一支團結、能干的隊伍，既聚攏了人氣和力量，也確實撰寫、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新創新編曲藝作品，曲藝人此時還需要一個廣闊又固定的平臺，能夠為整個舊曲藝改造提供樣本傳播和試驗的舞臺。此時，曲藝與廣播毫不猶豫地走到了一起，1949年8月31日的人民日報刊文《北平新華廣播電臺 九一起播送曲藝節目》，“為了逐步地把舊的曲藝改革成新的人民的藝術，把新的曲藝對全國做示范性的演唱研究，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委會和北平新華廣播電臺聯合籌備了演唱曲藝的‘文藝節目，首先組織了一個包括連闊如、曹寶祿等十余在平民間藝人的‘曲藝廣播實驗小組，有京韻大鼓、樂亭大鼓、西河大鼓、單弦、墜子、評書等多種形式。”⑤
由此，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每天下午18：30至19：00利用半個小時播放新曲藝，同時為了方便藝人們學習，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委會還與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合編了廣播稿增刊“廣播曲藝（新唱本）”。此外，兩家單位還與大眾文藝研究會合作，編輯出版《新曲藝叢書》，由新華書店發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曲藝叢書》從第7輯開始，編輯者去掉了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此時，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已改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二臺改名為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但這部叢書至1950年12月共完成了二十輯的編輯任務，在全國的出版發行翻印則更延續到1951年的6月份。據不完全統計，在一年半時間之內，《新曲藝叢書》發行銷售達35萬冊，傳播發行地區除了北京向全國發行外，還在東北、華北、中南、東南重點地區進行了再版印刷發行，可知其印刷數量之巨大和印刷發行銷售范圍之廣泛。⑥
從1949年9月1日至1949年12月5日，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曲藝節目成為新曲藝作品的重要演唱陣地，許多新創作出來的曲藝節目經過演員精心的二度創作，第一時間展現給了聽眾，并借助電波將示范性的新曲藝傳播到了全國的各個角落，為新中國的曲藝事業改革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成為貫徹和落實第一次文代會制定的文藝方針的具體體現。據不完全統計（附《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1949年12月5日前播出曲藝節目統計表》，因所見史料不足，筆者統計表中的有些內容未能找到），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從1949年9月1日至12月5日的96天時間中，除去重大活動和重大節日進行的節目調整，共播出王尊三、陶鈍、王亞平、史若虛、苗培時等創作或改編的新曲藝作品34篇，涉及西河大鼓、京韻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書、單弦、樂亭大鼓等曲種12個，曹寶祿、關學曾、新嵐云、魏喜奎、蔡金波等近30位曲藝人的演唱隨著電波傳揚開去，成就永遠回蕩在新文藝事業發展歷史長河中的動人旋律。
這些新曲藝作品中，有的講述了艱苦的革命斗爭歷程，如《飛奪瀘定橋》、《趙享德大鬧正太路》；有的記述了解放戰爭中催人淚下的動人場景，如《解放軍橫過小西天》、《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有的直接諷刺揭露封建迷信的流毒，如《考神婆》、《藍橋恨》，可謂特色鮮明、主題豐富、內容積極，許多新作品被編排成不同曲種形式，其中王尊三創作的《三婿拜壽》分別以北京琴書和樂亭大鼓的形式播演，而來自山東的李子虔創作的《侯昭銀殺敵救女記》分別以單弦、樂亭大鼓的形式播演。這些新曲藝作品的播出，在社會上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良好的反響，如沈彭年創作、曹寶祿演唱的單弦《好夫妻》為解放后新型夫妻關系的建立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同時也展現了新曲藝工作者、新文藝工作者的嶄新形象，既履行了改造舊曲藝推出新作品的初衷，也圓滿完成了宣傳推廣新政權、新思想的重任。
更值得慶幸的是，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自1949年12月改組，分別成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后，仍然堅持播出曲藝節目，持續擴大著新曲藝的示范性和影響力。
今天，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的時候，不應該忘記北平（北京）新華廣播電臺這樣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在新曲藝改造和傳播中起到的獨特作用。
曲藝與廣播的姻緣仍在延續，歷史像一面鏡子一般，客觀反映著過往曾經的磨礪和輝煌，也必能成為今天曲藝事業繼承發展要重新思考和繼續體悟的重要參照。
注釋：
①引自《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第9頁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 新華書店發行 1950年3月
②引自《全國曲藝界大團結的開頭》 原載《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宣傳單》
③引自《中國曲藝改進會籌備緣起》 人民日報1949年8月3日
④引自《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第3-4頁 趙樹理曲藝文選 中國曲藝出版社 1983年
⑤引自《北平新華廣播電臺 九一起播送曲藝節目》 人民日報 1949年8月31日
⑥引自《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方針的制定與實踐—以<新曲藝叢書>刊行傳播為例》 李豫、于紅 晉中學院學報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