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 字當頭 中國經濟平緩向好發展
劉碩
摘要：中國樂律學的歷史由來已久，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十二律名、漢代的《淮南子》、唐代的燕樂二十八調、宋代的十八律至明代朱載堉的“新法密律”，到近現代樂律研究的論文與專著。中國的樂律理論從最初的諸子百家的學說觀點，到后來的個人樂律學說的成熟與界定，走出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樂律學道路。
關鍵詞：中國樂律學 ? 古琴律制 ? 純律 ? 三分損益律 ? 十二平均律
中圖分類號：J605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18）05-0033-02
中國律制有弦律、管律、鐘律、琴律，三分損益律、純律、十二平均律等不同體系，其歷史沿革可追溯至兩千五百年之前，按照時間分期，可劃分為：律制初級階段、多樣化階段、發現十二平均律階段、近代律學發展階段。古琴的律制是律學的重要分支，是具有中國傳統樂器發音特征的，與三分損益率、純律相關的律制論說。
一、中國樂律史的四個分期
中國的律學史根據中國律學發展的特點，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時期。
（一）律制初級階段
根據中國古典文獻，最早在《國語·周語》中，周代的樂官伶州鳩答周景王問律時提到了十二律的律名，還提及“七聲音階”和階名宮、角、羽。古代的十二律是律名，第一律是黃鐘，如果是高八度的律，則用“清”字著稱，如“清黃鐘”。
管仲所著的《管子·地員篇》提出了三分損益法，這既是生律的方法，也是定律的方法。由于用“三分損益法”所生的五律已經構成了五聲音階，所以《管子》的律學計算止于五律。中國三分損益律的基本原理和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律”是相通的，但二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呂氏春秋·音律篇》在《管子》生五律的基礎之上，把三分損益法由五律增加到十二律，使得調式的范圍擴大，可以在十二律上進行“旋宮”，構成各種高度的調式。
（二）律制多樣化階段
《后漢書·律歷志》詳細記載了“京房六十律”每一律的律數以及由律數轉化的具體長度。京房用“三分損益律”繼續生律，直至第六十律，并把這六十律的律度標記在他的十三弦“準”上。樂器的出現和發展帶動了音階、調式、律學的發展進程。
三分損益法生律十一次以后不能回到出發律上，使十二律不能周而復始，不能完美地“旋相為宮”。中國的律學家們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第一種是在三分損益法相生到十二律之后，再繼續往下生律，有京房的六十律，錢樂之的三百六十律。但律的數量太多，在樂器制造還是和實際演奏方面，都是不可行的。另一種方案是在十二律本身的內部調整各律的高度，使十二律的最后一律回到起始律上，這是解決律制的基本方法。
京房提出了“六十律制”，從黃鐘起相生到中呂，從中呂起繼續往下生律，直到六十律為止，京房發現用管定律與用弦定律的不同，首次明確提出了“竹聲不可以度調”的理論。京房發現了三分損益十二律的不完美，把一個八度再細分為六十律，首創用弦律器做律學實驗，給予后世的研究者以啟發。
南朝宋的錢樂之沿著京房的六十律繼續生律。南北朝的何承天創制了一種新律，他反對京房一味地增加律數的做法，而在十二律本身內調整各個律的高度，使得十二律中最后的一個律能夠回到起始律，創造了最早的十二平均律。隋代的劉焯和五代的王樸都利用十二律本身來調整各個律的長度。
宋代的蔡元定提出了“十八律”的理論。他在著作《變律篇》中仍根據三分損益法，生到十二律之后，再往下生六律，共十八律，蔡元定稱后加的六律為“變律”。六個變律都比原來的同名律高出一個最大音差。筆者認為，蔡元定的律制理論與京房的相似，但在律數上有一定的限制，這種律制雖然不能解決回到出發律的問題，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適應十二律的旋相為宮。
（三）十二平均律發明時期
明代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論，最初發表在他的早期著作《履歷融通》中，與此同時，他發現以管定律和以弦定律的差異，提出“異徑管律”論，以起到管口校正的作用。“異徑管律”論是，各律以半音進入較高次一律時，管不僅要縮短長度，同時要縮小圍徑。他在所著的《律呂精義》一書中，在規定各律管長度的同時，規定了律管內徑的大小。
琵琶、阮、月琴等撥弦樂器，是用“品”和“相”來調節振動弦長而產生不同的音高，每一個品或相，都是要兼管幾條弦上的音。這些品或相的形狀都是直的，故在異弦兩個同位“相”或“品”之間，不可能產生互相不同的大小全音或大小半音。雖然古代習慣用三分損益律或純律，當品位增多的時候，就形成了十二平均律。這類樂器從弦上應用固定距離的品位以及從移調方面來看，實際上早就已經接觸到了十二平均律問題。
（四）近代律學時期
從1911年至今是中國律學史上的第四個時期。在律學領域，除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伴隨鍵盤樂器的傳入而得到廣泛應用以外，國外研究律學科學的方法和律學研究成果，被我國近代音樂學家所接受和吸取，打開了中國律學研究的新局面。
王光祈著有多種介紹和研究西方音樂、東方音樂和中國古代音樂的論著，并有多篇樂律學方面的論文。《東西樂制之研究》和《東方民族之音樂》都是中國最早運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來研究世界樂律的著作，其《音學》是中國第一部引進西方音樂聲學并由國人撰寫的專著。
楊蔭瀏在樂律學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平均律算解》《三律考》《關于春秋編鐘的音律問題》《管律辨訛》《談琵琶的音律》等律學方面的論文，以及《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國音樂史綱》等著作。楊蔭瀏把琴律歸納到中國古代律學的范圍之中，對于中國歷代見之于文獻記載的各種黃鐘管長度，經過推算以后算出其音高后，用現代的頻率和音名，列表作比較。楊蔭瀏的律學研究，并不局限于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梳理中國古代的律學，他為了研究晉代的荀勖笛律，甚至親自制作了幾十根長短有序的律管。楊蔭瀏始終把樂器音律研究和中國音樂理論、樂器制作、改革創新結合于一體。
二、有關古琴律學的研究
純律是一種自然律，繆天瑞曾經在其1950年出版的《律學》一書中根據古琴的弦制與發音特點，提出了“中國應當是有純律的理論”的推斷。三國時期魏國嵇康的《琴賦》是最早記載古琴琴徽的古籍，后來南北朝時期梁朝的丘明所傳的《碣石調·幽蘭》用文字譜記譜，明確了十三個徽位。北宋的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補筆談》中對七弦琴上的泛音做出了理論的解釋和說明，他認為，古琴弦上所發出的泛音的地方屬于“自然之節”，人們不能損益半分，否則就違反了天地之間的規律，便演奏不出泛音了。南宋徐理的《琴統·十則》又創立了最早的分音列理論。朱熹的《琴律說》是研究我國七弦琴音律的專門著作，對于當時七弦按徽位取按音以及第十三徽徽外音的純律音階實踐，作了深刻的律學上的探索。
在七弦琴的演奏中，泛音只是七弦琴音樂中的一小部分，還大量地采用了按音和散音。在同一條弦上如果要構成完整的純律的音階，還需要采用按音。按音的位置比較自由，不像泛音那樣受徽位的制約，也不像散音受定弦的束縛。按音可以按在十三個徽上，也可以按于徽間。因此，七弦琴音樂運用的是哪種律制的音階，關鍵除了定弦以外，還在于按音的律學規律。
三、啟發與思考
中國的古代樂律學歷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變遷，從春秋戰國時期直至近代，各種文獻古籍中都留下了豐富的聲學、樂學與樂律學論述。從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中國涌現出了一批研究樂律學的學者，新觀點、新思考的學術論文，有關樂律學的專題會議也是百花齊放，包括上海音樂學院在內的一些專業音樂院校開設了樂律學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從源頭上推動了我國本土樂律學的發展進程。而有關古琴律制的研究，也是現當今的一大熱點，古琴浙派、金陵派、廣陵派、虞山派琴家紛紛為古曲打譜。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琴曲只有音高，沒有節奏，這就需要琴家充分領悟琴的律制發音特點，進而創制新曲。中國的樂律學理論成果豐富，還有律聲、樂譜、聲腔、律歷、韻腔方面，值得音樂學者們繼續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