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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婕欣
一、 孔子詩教觀的原初內涵
“詩教”一詞，最早出現在《禮記·經解》之中——“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1]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詩教對國家風俗和個體修養皆有影響，詩教的目的是通過學詩，教化培育具有“溫柔敦厚”人格氣質和修養境界的國民，進而促進國家整體道德風尚的構建。儒家詩教的培養路徑重在氣質之涵養與境界的提升，是一種通過外在教化而促成人性內在升華，最終促成社會群體的風教養成的教化范式。
出生于春秋晚期的孔子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局面，痛心疾首，懷思周制，發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的欷歔感慨。《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3]在詩書禮樂四術之中，孔子特以詩教為先，以至于說出訓子名言“不學詩，無以言”。[4]（季氏）而對于《詩經》的思想特點，孔子概括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5]（為政）“無邪”即雅正、中和之美。正如《論語·八侑》所載孔子評價《關雎》時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6]評價韶樂和武樂時說：“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7]在藝術審美風格上，孔子提倡的是雅正、中和、美善合一，即藝術性與思想性緊密結合的風格。
然而，孔子的詩教觀念并非是道德倫理的功利教化。《論語·陽貨》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8]這段關于詩的功能的論述，說明學詩首先可以啟發人的情志、觀察力、溝通力以及情感表達的能力的；其次是培養侍奉父母、效忠國君的人倫觀；最后是增長見識。如臺灣學者康曉城所論：“所謂詩之教育功能，亦可謂詩教之目的，乃在于人之情志、倫理與知識三方面，以達成健全人格。”[9]
可見孔子的詩教觀，是以“詩三百”的文學精神為目，主張“有教無類”，提倡情感教化，以倡導雅正、中和、善美合一的審美風格為綱，以化育“溫柔敦厚”的人格境界為目的，發揮詩歌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最終建立和諧禮樂文化制度的一種人文教化范式，既是知識分子人格境界的提升途徑，亦是歷代賢君化育民風的治世良方。
二、 孔子詩教觀的傳播意義與當代價值
孔子詩教思想傳播的意義來源于詩歌抒情言志的文學本質論和詩歌的實用性。如《宋書·謝靈運傳》言：“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倫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10]詩教傳播的意義來源于詩歌的抒情言志的本質，亦是人倫教化的需要。
孔子詩教觀以其蘊涵的深微哲理性和情感、人格的審美性，對當代文藝的傳播，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傳播仍有價值。在某些領域和層面上，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在各自的領域可以相得益彰，雅俗共賞，精英與大眾共生，但文藝的大方向卻是需要引導的，如果任其自流，必然帶來經典文化被過度消費，以及審美風格的娛樂化，甚至低俗化。如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所說：“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事務，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11]同樣道理，如果中國文化中的征圣宗經傳統逐漸失卻嚴肅語境，被尊奉為經典的傳統文本的崇高地位逐漸動搖，那么個體的人格審美標準與倫理道德底線必將失范，取而代之的就是文學藝術的低俗化以及審美泛化和去經典化。因此，在新媒體語境下傳播孔子詩教觀，既是對傳統文化高山仰止，又是另辟蹊徑地繼承與發展。
近兩年來中國文學藝術界逐漸開啟了新的局面，文藝的功能與責任被再次重提與強調。《中國詩詞大會》作為主流媒體的原創文化類節目，如節目導言所說：“詩歌涵蓋豪放、婉約、田園、邊塞、詠物、詠懷、詠史等各個類別，聚焦忠孝、仁義、愛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題”，通過前期選取“有意義的”詩詞作品，又通過邀請專業性與大眾知名度兼備的點評嘉賓，在節目中以藝術的形式將“忠孝、仁義、愛國”的價值導向介入接受主體的審美感受，引導主流價值的傳達。這正是孔子詩教觀中推崇雅、正中和與有教無類觀念的體現。
《中國詩詞大會》以參與者對古典詩詞的識記能力比拼為節目主要內容，以嘉賓和主持人在意義層面對詩詞的點評和講解為審美導向。正如節目宗旨“賞中華詩詞、尋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所指：在這一媒體平臺中，古典的詩教觀念借助數字媒體的節目敘事，憑借數字媒體的傳播優勢，向大眾傳播詩詞文化，提高大眾審美趣味，以喚起古代詩教文化的回歸，是一場“文化尋根”，也是一次“詩詞狂歡”。
三、 孔子詩教在數字媒體語境下的傳播與接受形式
先秦時期，詩歌、音樂、舞蹈是三位一體藝術綜合體。如《毛詩序》說：“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2]《尚書·堯典》所云：“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13]當《詩經》中的詩句不足以表達心中情感之時，就以嗟嘆之語進一步表達，而激烈的情感激蕩之下，難免會手舞足蹈了。因此古典的詩教形式是以傳統的文本誦、讀、聽、寫為主要途徑的，正如葉嘉瑩先生所說，古時小孩學詩都遵循著同樣的步驟——興、道、諷、誦。“‘興是感發，道是引導，諷先是讓你開卷讀，然后背下來，到最后就可以吟誦了。比如讀杜甫的《秋興八首》，就應該先了解杜甫其人，知曉他的際遇，再在吟誦中‘感受詩人的生命心魂。她說：‘吟誦一定要有內心的體驗和自由，這樣每次吟誦才會有不同的感受。”[14]可以說，傳統詩教是建立“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詩教觀之上的，主張由物而感，有感而誦，是由意象引發詩情的活動，是情感從文本到心靈的流動。endprint
而在數字媒體語境下，詩教可以借助數字媒體在聲光動態傳播技術上的優勢，將傳統詩教的主要載體——詩詞作品，從靜態的文本形式轉換為動態的超文本形式，接受主體亦從閱讀到感悟的傳統接受方式轉變為：聲情并茂、兼顧視、聽覺，同時引發情理思考的綜合方式。
在《中國詩詞大會》中，數字媒體科技融入到舞臺氛圍營造和舞美設計，于是有了在燈光絢麗、氣氛熱烈的演播廳內，百人團齊聲朗誦經典詩詞帶給觀眾詩詞試聽盛宴的開場、數字大屏幕配合詩詞內容變幻詩畫營造的意境、百人團答題萬箭齊發營造緊張氣氛的背景等等。于詩教而言，圖像的形象與直觀，除了帶給大眾身臨其境的視聽感受之外，接受者更容易有詩詞意境的沉浸感和代入感，更利于接受者對詩情與詩意的欣賞和理解。
在聲光圖像的參與下，古典文學初學者或者淺學者會感覺更加直觀和形象。相比而言，傳統的詩教傳播和接受則更依賴主體的想象與學養。但古典詩詞之美，更在于含蓄蘊藉的意境，意猶未盡之韻味，何況經典的詩詞作品，其意義和價值歷久彌新，往往不同時日讀后有不同心得，因此要深入體味詩詞旨趣，還應學習傳統詩教的興、道、誦、諷之途，運用詩性思維，進入文本，反復品味、會意、感悟。
在內容上，孔子詩教經過后學改造，在大一統的主流意識形態下，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主張節制和保留個體情感。自漢代儒學成為官學之后，詩教愈發偏重政治實用而意識形態化。如黨圣元所言：“我們原來所理解的文藝功能與責任的發揮、擔當，在當下文藝所處的全媒體時代，勢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強調文藝在社會層面的功能之時，對于文藝在心理層面的情感、情緒宣泄功能重視不足，對于文藝作為符號層面的信息交流功能以及作為生理層面的消遣娛樂功能等其他功能層面更是有所忽略；二是將文藝功能限定在‘文本一讀者/受眾這樣一個線性的、簡單的關系模式中，沒有意識到文藝從創作到接受是一個復雜的傳播過程。”[15]在個體情感表達和欲望疏導方面，數字媒體以其科技力量具有更大優勢和更自由空間，為文藝創新提供了新的出口。
如學者歐陽友權所說：“網絡構筑的‘平權意識使文學得以回歸民間母語，實現平民化敘事和表達民間審美意識。盡管目前的‘網絡民間基本上還是個‘都市民間或‘知識化民間，但數字媒介創作的開放和民間姿態仍然是文學觀念的一大進步，也是文學生產力的一次新的解放。”[16]
四、 數字媒體語境下的詩教活動
孔子提出了“詩可以群”的詩教觀，這在后世的詩教活動中最為活躍和突出。“詩可以群”在古代詩教活動的具體形式有文人結社、應酬唱和、飲酒賦詩、猜字作對等，興到之處還可以玩詩詞酒令游戲，“飛花令”即為文人雅士舉行詩酒活動時的酒令游戲。
縱觀中國文學史，古往今來無數文學團體以文會友、以詩會友。《中國詩詞大會》也是“詩可以群”詩教觀的現代幻化。參與者因對傳統詩詞的共同愛好匯聚于這一平臺，以詩會友，如《易·乾·文言》所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17]，為這場“詩詞的狂歡”注入了民間的活力與不同階層的聲音。這一行為本身就具有了“群”的意義。詩教活動通過大眾參與，成為每一位參與者的難忘記憶，這種記憶有關中國古典詩詞，有關中國傳統文化，可以逐漸形成集體記憶，進而是族群的共同記憶，凝結為“集體無意識”，沉淀為民族心理。如《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18]詩教的感動人心與化育民風的效果，正是詩教活動與民族心理相輔相成的關系。
數字媒體語境下，大眾的集結不僅僅是因為血緣、地域或者學業等傳統因素，而有可能是因為相同的興趣和相似的價值觀，而通過虛擬的網絡關系得以集結。由于不同的接受主體有其特定的時代、地域、階層、文化、教育的背景，因此所接受的情感和觀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正如詩教的第一倡導者以及身體力行者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19]的觀點，主張不分高低貴賤進行詩教傳播，同時通過詩教是可以消除“類”的差別的。從數字媒介技術上看，數字媒體是以數碼技術為基礎的技術平臺，但是從人文的角度看，實際仍然是以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話語平臺，數字媒介的意義在于為不同話語主體搭建了可溝通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交流的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情感或者觀念。在此基礎上的詩教活動，可以在更大范圍和空間內進行情感或者觀念的交流。
結語
在數字媒介語境下，“媒介”的地位日漸凸顯。學者單小曦構建了媒介文藝學理論，在傳統的文學四要素（世界、作者、讀者、文本）中增添“媒介”這一要素，他認為：“媒介就是文學活動得以現實發生的關節點，正是文學媒介的媒介性功能的發揮、連通了世界、作者、讀者、文本，使它們成了活生生的文學要素，使文學活動成了文學活動。”[20]在此理論建構之下，媒介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成為文學生產的一部分。如《中國詩詞大會》節目播出后影響非凡，被譽為中國綜藝節目的“一股清流”。隨著節目的播出，節目本身也成了文學傳播的媒介。孔子詩教觀是中國古典詩教理論的開端，其中的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對后世的影響可謂“衣被詞人，非一代也”。[21]在數字媒體日新月異的今天，孔子詩教的經典觀念可以起到糾偏補弊的作用，另一方面，傳統詩教也可以借藉數字媒體技術擴大傳播范圍，開創新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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