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
新世紀初，在和詩人鄭敏的一次對話中，吳思敬先生曾提出過“新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這樣一種觀點。其實，經過與新詩創作同步的這近百年時間，新詩研究也已形成了自己的傳統。而這樣的傳統，就是吳思敬這一代詩評家和研究者所努力開創的。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中生代”詩、 70后乃至 80后詩歌創作的各個階段后，吳思敬就成了整個中國當代新詩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其新詩研究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和精神層面上展開的。與很多研究者依附作品進行單一的評論不同的是，吳思敬這三十多年不僅一直堅守在詩歌批評的現場，而且更注重對新詩的發生與演進作理論總結，這是對詩歌評論的提升，也是其從事詩歌史研究的基礎。新近出版的《吳思敬論新詩》，即可看作是先生三十多年新詩研究的心得，也是在這本帶有總結性的文集中，他真正賦予了自己的研究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學術準備到研究方法，再到批評精神，從文本到理論，再到詩歌史，這樣的新詩研究已打通文史哲的各個方面，體現出了其學術上更內在的思想力度和探索精神。
一、自由立場是新詩研究的思想基礎
在不少學術討論的場合，吳思敬都曾談到過新詩的自由立場，而在他的論文和專著中，我們也常能讀到他如何談論新詩自由靈動的精神，這是新詩之所以為新詩的根本所在。這個“新”字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在打破束縛，創建一種真正符合新詩奔放特點的自由格局。正是基于新詩自由精神的這一獨特性，吳思敬在理解新詩的過程中，也是以自由精神來衡量和評價他所研究的對象；而且，他的行文中包含了真正的自由思想和革新精神，這內外兩方面的融合，讓他在突出詩人主體精神和詩歌本體性的同時，也拓展了詩歌研究的精神空間。
吳思敬是一個對理論有興趣的研究者，這就為他的自由批評奠定了基礎。自由是他理解和研究新詩的條件，也是其美學趣味的體現。“在我看來，新詩的靈魂全在自由二字，這是因為詩人只有葆有一顆向往自由之心，聽從自由信念的召喚，才能在寬闊的心理時空中任意馳騁，才能不受權威、傳統、習俗或社會偏見的束縛，才能結出具有高度獨創性的藝術思維之花。對新詩的自由精神的肯定和張揚，是我論述有關新詩基本理論問題的一個出發點。 ”[1] “心靈的自由”不僅是新詩創作的前提，更是新詩研究的重要維度。吳思敬那些論述新詩自由精神的文章，也都是對這一觀點的回應和拓展，打破束縛，尋求超越，正是大膽嘗試在其學術研究中與自由精神對接的呈現。
他以自由精神切入新詩內部，由此形成了其獨具一格的“自由的詩學”（王光明語），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學術心態上，自由的氣場和開闊的風度，乃是他詩學理論研究的精神底色。他由廢名“新詩應該是自由詩”這一觀點所生發出來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其新詩研究的一個理論宣言，“自由詩的自由，體現了開放，體現了包容，體現了對創新精神的永恒的鼓勵。自由詩不僅有自己的審美訴求，而且出于表達內容的需要，它可以任意地把格律詩中的具體手法吸收進來，為我所用。 ”[2]有了自由這一底線，新詩可以游刃有余，否則，被束縛的不僅是形式，而且還是一種創新的精神。吳思敬對廢名這一觀點的強調，在當下詩歌界意義非凡。尤其是在新詩百年后向何處去的問題上，詩人們和研究者其實都面臨著困境：是繼續向西方學習開放，還是回歸傳統和古典，這些方面如果處理不好，都可能與自由相悖。
就“新詩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這一命題，吳思敬認為“新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這種傳統正是針對鄭敏所說的新詩沒有形成與古詩相類似的定型的形式規范和審美規范而言，新詩的傳統就是“不定型”，這意味著打破一些規范，“新詩取代舊詩，并非僅僅是一種新詩型取代了舊詩型，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對自由的精神追求。 ”[3]在此，吳思敬所持的一個重要根據，還是歸結到了新詩的自由精神上，這與他所提倡的觀念是統一的。自由肯定不是一種外在的姿態，而是內在的精神，它滲透在詩人和研究者的理念與行動里，為新詩的階段性突圍提供了思想保障。吳思敬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談中國新詩 90年的文章中提到了新詩的一體兩面：新詩作為在天空飛翔的精靈，本是自由的，但在其九十多年的歷程中，受政治意識形態和傳統詩歌審美習慣的制約，其實走得并不順利，甚至一直在“進三步退兩步”地艱難行進。而自由如何在這近百年時間里與這一對“沉重的翅膀”博弈，正是新詩突出重圍的折射。“詩是自由的精靈，強調的是詩人精神的解放，個性的張揚，藝術思維的寬闊遼遠，至于落實到寫作上，卻不能不受媒介、詩體等的限制，即使是自由詩，也并非不要形式，只是詩人不愿穿統一的制服，不愿受定型的形式的束縛而已，具體到每一首詩的寫作中，他仍要匠心獨運，為新的內容設計一個新穎而獨特的形式。 ”[4]打破規范、擺脫束縛對于新詩人來說，不僅需要膽量和勇氣，更是一種品質與擔當。在新詩歷史并不久遠、詩人身份認同還顯模糊的現實下，自由創造的心態異常重要，吳思敬在自己的新詩研究中也深深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后來格外重視獨立言說，強調自由審美的寬廣視野。
從新詩創作的歷史和現狀來看，自由也是力量的來源，尤其是先鋒詩歌的發展進程更是伴隨著現代性的起伏跌宕，惟有在相對自由的時代，新詩的實踐會獲得一絲光彩，一種靈動。吳思敬作為親歷者，他更能深刻地體會到自由對于新詩這一文體的重要性，唯此，他這些年才會不遺余力地倡導自由的價值。尤奈斯庫說，所謂先鋒派，就是自由。而作為具有先鋒性的新詩，一直就是各種文體語言、形式和精神的探路者，在這種心靈活動中，自由的獨白與對話，本就是一種自覺。“有了自由的心靈，詩人才能超越傳統的束縛，擺脫狹隘的經驗與陳舊的思維方式的拘囿，讓詩的思考在廣闊的時空中流動，才能調動自己意識和潛意識中的表象積累，形成奇妙的組合，寫出具有超越性品格的詩篇。 ”[5]自由是超越的前提，沒有放飛自由的想象，所謂的超越可能就是一句空話。吳思敬由新詩創作所生發出來的自由標準和尺度，其實是一種研究的倫理。
自由在新詩創作中所占據的位置，與它在新詩研究中所擁有的價值是成正比且相輔相成的。吳思敬正是認同了詩人創作的自由后，才會將這樣一種精神嫁接到自己的認知中來，以“理解之同情”的眼光，將心比心地進行批評和研究。這是他從事新詩研究的義理，也是他自成體系的學術通途。
二、心理學方法的介入與專業精神
當自由成為標準而非姿態時，新詩創作就可能進入到了一個讓人信任的階段，尤其是自由精神的落實，最終也是要在實踐中完成。吳思敬早期的幾本專著，像《詩歌基本原理》《詩歌鑒賞心理》與《心理詩學》，都是從詩歌本體的角度進行研究的，顯得系統化、科學化，這應與他濃厚的理論興趣緊密相關。在 80年代的詩歌熱潮中，他并沒有去追新逐異，而是沉下來深入到詩歌的肌理中，以生命體驗與科學方法相結合的方式，挖掘新詩內部的風景，這是一種學術修養的體現，也可從中見出他所存有的詩學理論抱負。
上世紀 80年代初期，西方各種文化和哲學思潮相繼被譯介到中國，此時，朦朧詩和“第三代”詩歌運動又陸續興起，兩者的對接，形成了 80年代中國先鋒文學的一大景觀。這場西方理論與先鋒詩潮的接軌，對于當時的批評家和研究者來說，算是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理論發揮的契機。吳思敬就是在這一形勢下寫出了他富有本體性的詩學理論專著，他以心理學理論滲透到新詩創作中，建構了屬于漢語詩歌新的詩學體系。這在當時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開拓性價值，且對詩人們的創作和讀者接受先鋒詩歌真正起到了引導作用。對于詩歌的主體性，我們后來雖有論述，但吳思敬早在 1984年即對其作了詳盡探討：“詩歌創作的主體與一般認識的主體有共同的屬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詩的創作主體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統的審美觀點的詩人，他有著不同于科學家，不同于畫家、音樂家，也不同于小說家、戲劇家的特殊的心理氣質、藝術造詣、美學理想。 ”現在看來，這樣的言說仍不過舊，因為他是從詩歌的常識出發來考慮問題的，這樣的理論放到任何時代、任何國度的詩歌中都是有效的。尤其是他最后提出，“詩的主體性原則要求詩人真誠地展示自己的內心，因而優秀的詩篇是最富于個性色彩的。 ”[6]這直接道出了詩人創作時以真實為標準的心理要求，而在真誠的基礎上體現個性，則是詩人的語言表達能聯于更多人真實的情感共鳴，這也契合了詩歌主體性原則所期待的富有常識感的詩學認知。
吳思敬曾提出詩歌是“生命的律動”，這是他從心理學角度切入新詩研究的范例，這種科學方法，看似與詩歌的恣肆想象格格不入，但人在心理和情感作用下的語言釋放，同樣屬于學術研究的范疇。他早期有一段話，頗能印證詩歌作為生命律動的產物這一理念： “人在客觀世界中生活，客觀環境隨時都在發生變化。這變化反映到人的心中，便產生情緒的律動，即內心的動作。詩歌就正是這種內心動作的產物，它是生命的律動，是生命力的強烈表現，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詩，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可以發現詩。 ”[7]我們似乎從中感受到了 80年代心理學與文化思潮在詩學研究中的涌動，帶著個人捕捉常識的獨特理解。包括他提出的一些觀點，如詩歌中的時間和空間皆屬于心理時間與心理空間（《詩歌中的時間與空間》），如詩歌創作是能發現自己的潛能并激活且最終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詩歌創作與自我實現》），如引導初學者和讀者怎樣去發現和領悟詩歌之美（《詩的發現》），這些歸結到一點，都可能是詩歌與心理學碰撞出火花的產物，它一方面是自我學習和經驗投射的結晶，另一方面，也是個人感悟和理性分析相結合的專業精神的體現。
如今，我們可能很少去追問詩人何以寫詩，他寫詩的目的是什么？動力又源自哪里？這些詩歌最基本的問題，往往被我們所忽視，而它又真切地聯結著詩人的創作本質。吳思敬著重分析了詩人創作的兩種內驅力——原始內驅力和繼發內驅力，它們處于不同狀態和不同階段，只有將非個性的原始內驅力轉化為繼發內驅力，詩歌創作才能成為可能，才會保持明確的方向。[8]這幾乎被新一代詩人和批評家遺忘的研究，真正指出了詩歌創作中的一些困惑和疑難，現今讀來，仍頗受啟發，因為它不是趨時的隨意言說，而是在精細的論證中出示了某種普適性。
“原理”是吳思敬詩歌理論研究的關鍵詞，即抓住詩歌的本質元素作系統深入的探究，讓其明晰化、科學化。尤其是創造性地化用西方詩學觀念，對于吳思敬的新詩研究至關重要，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與時俱進地作了更新，并結合具體詩人的寫作來呼應和驗證，這才是批評和研究的有效之處。從心理學出發的詩學研究，屬于典型的生命詩學范疇，既有著詩人角色的獨特體驗，也不乏在鑒賞中激活漢語詩歌的本土性特征。
吳思敬早期的新詩研究，大都是從詩的本體角度切入，直接針對創作中的“實戰演練”，即如何去琢磨構思、表達、修辭等與詩本身相關的元素，才會切近詩之根本。雖然吳思敬一直在堅持這種扎實穩重的研究方法，但他的努力并未引起后來者足夠的重視，尤其是近距離和詩歌對接，往往能發現詩之利弊，然而，這種研究方法現在正面臨失傳。在一些更年輕的新詩研究者看來，那種下笨功夫的舉措，似已與成熟的詩歌寫作產生了錯位，無法循勢而變地融入到當下先鋒詩人創作的心路歷程中去。這樣的觀念，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吳思敬的本體詩學研究應該被倡導重新回歸，這畢竟是研究新詩的基本功，他在自己早年專業化的研究中挑戰了理論難度，同時也留下了一些可延展的思想空間。
三、詩學理論與詩歌批評的互動
在80年代，詩歌創作與詩歌批評之間其實有過良好的互動局面，那樣一種開放的氛圍，也為幾次先鋒詩潮推波助瀾，詩壇由此涌現出了一批優秀詩人和詩評家。作為80年代先鋒詩評家中的重要一員，吳思敬當時并不是以某篇論文引起關注，而是以扎實的詩學理論研究，在詩人、讀者和研究者中確立了他詩學啟蒙者的地位，也是由此，他成為新時期以來為數不多的以詩學理論獲得讀者認可與接受的批評家之一。
沈奇先生稱吳思敬為詩壇的“擺渡者”，頗為準確。吳思敬是一個富有良知的學者，他以三種身份介入了詩歌的現場：一方面，他以批評家的身份關注個案與詩壇現象；另一方面，他以文學史家的身份梳理詩歌史；其三，他以理論家的身份，切入到詩歌的內部，以探求詩歌的本體價值與真相。吳思敬在這三種角色之間自由轉換，且互為補充。當然，他在詩學理論和詩歌批評這兩者之間找到了一個交接點，以讓二者形成了有效的互動。在我們慣常的理解里，似乎只有創作和批評可以形成互動，也即是詩人和批評家之間的互動，然而，在詩學研究領域，詩歌批評和詩學理論之間同樣也可以形成互動。“詩學理論的研究與詩歌評論的寫作是相輔相成的。詩歌批評需要詩學理論的指導，詩學理論越是精辟、科學、有說服力，詩歌批評才越深刻、透徹、一針見血。詩學理論需要詩歌批評的推動，詩學理論是思辨性很強的學問，但它不是懸在半空的抽象、玄虛的清談，而是詩歌創作與鑒賞的實踐經驗的概括和升華。詩學理論研究與詩歌批評的進行最好能保持同步。 ”[8]從吳思敬對詩學理論和詩歌批評的關系認知來看，詩歌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創作，詩學理論此時可能就成了詩歌批評的衡量標準，它引領著詩歌批評朝著常識的方向行進。
吳思敬稱詩人彭燕郊為“新詩自由精神的捍衛者”[10]，這與他一直主張的詩歌自由精神密切相聯。自由精神在吳思敬的詩學研究體系里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元素，他從個體詩人的創作中將其總結出來，再將這一理論置于更多詩人的創作中進行驗證，以獲得理論價值的最終定位。在這個過程中，批評與理論的互動成為可能，且能豐富新詩創作和研究的多元性，最后再與他所倡導的自由理念達至呼應。包括他 80年代所寫的那些與詩歌本體性相關的文章，之所以在當年能引起巨大反響，一方面與那樣一個詩歌熱潮有關，更重要的，還在于吳思敬道出了能引起讀者共鳴的詩歌核心價值。比如，他在長文《詩的思維》中全面梳理了詩歌思維的來龍去脈，將其作了深度剖析，這不僅對于詩歌創作來說是一種參照，而且對于詩歌批評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同樣，《創作心態：虛靜與迷狂》《知覺障礙的巧妙利用》《言語動機的強化與言語痛苦的征服》等文章，也是他從平時的批評實踐中所獲的感悟，然后進行提煉加工整理的理論結晶。這樣一些“理論成果”，在他后來的新詩研究中，也為其批評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新世紀以來，吳思敬開始更多關注詩壇現象和命名，這是他詩歌批評的深層次延伸，同時也可能是在為詩歌史寫作做準備，這成為他詩學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早期的本體研究，到現在對詩歌精神和思想的關注，雖然中間也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但它們之間并未斷裂，而是有著一脈相承的精神。早在 80年代，吳思敬就曾提出詩歌創作要“擺脫實用心態”，要求詩人有一顆“寂寞之心 ”[11]，這是對功利化寫作的一種反撥。因為從實用角度來說，詩歌是無用的，但從精神文化生態上來說，詩歌有其“無用之用”，這其實是一種“大用”。帶著很重的名利心態去寫詩，勢必難以保持純粹性，無法達到永恒之美的創造。時隔二十多年后，吳思敬又提出“詩人應當是一個民族中關注天空的人 ”，這其實還是對“擺脫實用心態”這一說法的轉化與升華。此一觀點是吳思敬詩歌批評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他詩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標高，直指詩歌精神的高地，而不是停留在某一個具體的細節評價上，這或許應該是他的詩學理論和詩歌批評之間最具思想性的互動了。
近幾年來，吳思敬曾多次提出新詩的經典化，這樣的工作需要詩人的配合，但最終還是要靠批評家來完成。“經典的生成不能脫離批評家的闡釋。 ”這其實是被不少批評家所忽略的工作，他們或專注于很外在的現象評價，或糾纏于概念和命名，惟獨對具體的優秀詩歌文本缺乏必要的解讀。“沒有闡釋，文本是死的，其內涵是密封的，只有通過闡釋，詩的百寶箱才會被打開。文本能否流傳，取決于不變的文本與變化的闡釋的矛盾運動。 ”[12]這一觀點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并能以此為準則，去真正執行對經典的挖掘工作。經典的詩歌文本，一方面可以給讀者帶來直接的審美，給其他詩人提供借鑒；另一方面，也能夠豐富詩歌史，并對詩歌理論的生成提供有效的范本和參考。對詩歌經典的挖掘，貫穿了整個詩歌創作、批評、理論和文學史的多層面，這也可為吳思敬詩學批評與研究的全方位互動帶來諸多可能。
注釋：
【1】吳思敬：《〈吳思敬論新詩〉后記》，《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頁。
【2】吳思敬：《新詩：呼喚自由的精神——對廢名“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的幾點思考》，《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3】吳思敬：《新詩已形成自身的傳統——從我與鄭敏先生的一次對話談起》，《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4】吳思敬：《自由的精靈與沉重的翅膀——中國新詩90年感言》，《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頁。
【5】吳思敬：《心靈的自由與詩的超越》，《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頁。
【6】吳思敬：《詩的主體性原則》，《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5—104頁。
【7】吳思敬：《詩：生命的律動》，《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
【8】吳思敬：《魔鬼與上帝進行的永恒戰斗——詩歌創作內驅力說略》，《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頁。
【9】吳思敬、王士強：《詩路紀程三十年 ——詩評家吳思敬訪談》，載《星星》（詩歌理論版）2011年第3期。
【10】吳思敬：《風前大樹：彭燕郊詩歌論》，《自由的精靈與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頁。
【11】吳思敬：《擺脫實用心態》，《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12】吳思敬：《一切尚在路上——新詩經典化芻議》，《吳思敬論新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