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買來的花如何養護 轉

張鵬珍

摘 要： 寧夏海原縣的“花兒”是六盤山“山花兒”的典型代表，要保護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歌，就必須分類研究，并提出可行、合理的保護方法。花兒的原生態保護、城市中的保護以及創造性保護是本文探討的三個方面。

關鍵詞：花兒 海原 文化生態

寧夏是“花兒”的流傳地之一，海原縣已故“花兒王”馬生林是寧夏唯一一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因此，海原也被稱作“花兒故鄉”。原生態花兒作為一種傳統山歌，與寧南山區的地理、民族等文化生態息息相關。在海原，當地的漢族一般不唱花兒，因為花兒還有個別名叫“騷花兒”，漢族人認為花兒的唱詞有傷風化而拒絕歌唱。筆者是海原縣人，少年時期，曾多次與馬生林同臺參與縣文化館組織的文藝匯演，熟悉花兒。馬生林經常演唱《上了高山望平川》、《吆騾子》、《馬匪抓兵》、《上河里鴨子下河里鵝》、《紅牡丹紅的破呢》、《亂箭射死的楊七郎》、《青油的捻子洋油的蠟》、《一對對白馬馱紙白》、《尕馬騎上著槍背上》等曲目。作為民族音樂學視域中的局內人， 筆者觀察、體驗到的這些民歌確有“原生態”的風貌，速度慢，講求真假聲配合，吐字發音極具民族風味，當地回、漢、東鄉各族人都很愛聽馬生林這位憨厚的東鄉族花兒歌手的演唱。他的師承源自他的父親——一位從甘肅臨夏移民到寧夏海原縣城西郊叫廟兒溝的村民。在我2007年的訪談中，馬生林認為他眼里年輕人所唱的花兒失去太多花兒本該有的韻味。從馬生林到馬漢東，花兒走出了海原的山溝溝，走向銀川、走向北京的央視舞臺，如何保護當下海原的花兒，本文將予以探討。

一、 原生態花兒的保護

從《詩經》至明清民歌，民歌的文化生態延綿不斷，無論怎樣的改朝換代，民歌一直都是生生不息、順勢流變的。然而，中國的現代化打破了這一態勢。現代化的實現是在工業化、城市化中進行的，所以自改革開放以來，山歌賴以生存的鄉村農牧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原來在山野勞動中歌唱的花兒逐漸失去了歌唱的環境——山野里的勞動；也失去了主人——農民歌手，他們搖身一變成了“農民工人”；當然，也失去了忠實的聽眾——能夠理解山歌豐富情感內涵的農民。海原花兒，作為一個歌種，因存活于相對偏遠、落后的黃土丘壑，雖至今沒有消亡，但依然難逃社會大變革的厄運。筆者以為，首先，保護海原的原生態花兒，必須充分遵循花兒的特性，不僅要保護傳承人，還要保護花兒的環境，即花兒的文化生態，失去花兒的文化背景，即離開花兒特有的方言、表現內容和特定環境下的情感體驗，花兒的傳承很容易偏離非遺傳承的正確軌道。其次，花兒傳承人要實現培養后人的義務，就必須有可以傳承、教授的弟子，當花兒生態遭到破壞之后，傳承的環境迅速惡化，可傳授的弟子日益減少，花兒的傳授就會變得十分困難。目前，海原縣各鄉、村的農民常年在銀川、包頭等城市里打工，愛唱花兒的青年基本都在外面，花兒傳承后繼乏人。

近年來，海原縣在自治區政府的引導、安排下，整村搬遷了一些生活較為艱苦、自然生態脆弱的居民，把他們遷移到寧夏平原引黃灌區安置。在國家大的發展戰略背景下，這種搬遷無疑是退耕還林、保護生態、脫貧致富的有效舉措；然而，搬遷所引發的地域文化的變遷、退化并沒有引起政府、學者應有的關注，農耕文化下的原生態花兒就是農民進城和“被移民”的受害者。海原縣原生態花兒所歌唱的“高山”、“平川”、“牡丹”、“尕妹”、“韭菜”等內容，都與當地特有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甚至與貧瘠、荒涼的土地都是密不可分的，那種簡單、原始的農業勞作以及放牧生活與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都是引發花兒歌手盡情歌唱的重要因素。但是“被搬遷”、農民進城和封山禁牧等政策，只是從生存和經濟發展、自然環境保護等角度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并沒有考慮這一地區特有的文化生態的延續與保護。2013年夏，筆者曾經訪問過一位被移民到中寧縣的海原縣樹臺鄉龔灣村姓馬的回民中年男子，據他講，他們村整體搬遷后，大多數村民依舊選擇返回原籍生活。他們不懼怕政府以拆除房屋為要挾，已然返回家園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當地方言講就是“太心急了”，即精神上的空虛、寂寞、不適應與思念故鄉的情節太濃厚了，以至于物質的改善并不能滿足他們。返回故鄉，他們可以在破舊的籃板下打籃球、打木球、聊天、唱花兒、說笑，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與移民后的打工生活在精神上是不能相比的，他們熱愛自己的故鄉，熱愛那種物質生活雖不富裕但精神世界充實、愉悅的生活。因此，是否可以探索原地保護花兒的途徑呢？

2010年，筆者在中央音樂學院參加印度音樂周學術會議期間，了解到印度為保護自己的傳統民間音樂，專門尋找典型的村落加以相對完整、封閉的保護，讓當地居民獲得政府資助，并繼續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從而保護他們的原生態民間藝術。我們國家每年投入巨資給農村，并且要建設新農村，為什么要“一刀切”，實施完全相同的政策而使得當地農民必須與他們世代綿延的生活方式決裂呢？人是文化的人，文化形成后，有其自身的命運，我們對文化的尊重，就是對人本身的尊重。筆者以為，像海原縣這種寧夏僅有的“花兒故鄉”，是否可以學習、借鑒印度的做法，把最典型的回民聚集村，例如馬生林的故鄉廟兒溝等村列為花兒保護區，實施國家資助、維護原有生活方式的政策，積極保護包括花兒在內的各民族的諸多活態民俗文化，嘗試一種新的保護模式以豐富那種博物館式、或旅游開發式的保護方式。在海原這種生產相對落后的地方，保護好彌足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追求GDP增長的行為同等重要，前者是精神的需求，后者是物質的滿足。另外，這也會給政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提供合理的投資、管理機會，而不是每年消耗國家大筆專項資金，卻收效甚微。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將會給專家、學者及研究生提供真實、寶貴的研究對象，以彌補原生態文化藝術迅速消亡、變異帶來的學術空白，因為寧夏的音樂學術研究相對滯后，相關研究資料極其匱乏。筆者以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護，可以稱作“民間文化活態博物館”，這里不需要引進商業機制，而只有合理、合法的政府行為、專家行為和被保護區的原生態文化行為。近年已有的投資開發的保護模式已經被證明是需要完善的。

二、 城市中的花兒保護

城市化是國家和時代的總體趨勢，花兒進城是難免的，城市中的花兒是目前花兒存在的第二種方式。要保護城市中的花兒，就必須了解城市中花兒的存在現狀。

城市與農村不同，有舞臺、有音像店、學校，這些地方都可以再現花兒的歌唱，但都與原生態的花兒相去甚遠。失去花兒的生態，花兒還是花兒嗎？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困難，暫且把它叫做城市里的花兒，實際上，它是花兒傳承的另一種形式，即舞臺化和數字化的形式。首先，數字化的光盤與其他音樂CD一樣，可以千百次的原樣重復某一首花兒錄音，但已失去作為二度創作的可能性，也喪失欣賞者的許多樂趣與期待，花兒即興編創的特點不在，有的只是“忠實的”重復。其次，舞臺化的花兒受到舞臺表演和時代的影響，一般要增加伴奏，甚至是模仿西方音樂作曲技法的伴奏編配，使得花兒的演唱不得不尋求那種“靠向”西方十二平均律的音準感和規整的節奏感，這樣一來，舞臺上的花兒其實已經被改造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了，花兒原有的韻味沒有了，花兒對唱的創造性樂趣失去了，花兒就像一具年久的干尸，有其形骸，但難以實現審美。海原縣近年來的舞臺節目中，花兒演唱雖然常有，但觀眾認可、接受的程度降低了，遠不如當年馬生林在工地一張口唱，就能贏得雷鳴般掌聲的那種盛況。第三，學校里的花兒，是田青等學者們為了傳承文化遺產而倡議，引花兒進課堂的成果。馬生林晚年也曾經被邀請到幾所中、小學音樂課堂教授花兒，但這種機會是偶爾的，非常態的，一般往往是迎接上級領導檢查時的“面子工程”而已，實效有限。近年寧夏實施國家項目所實驗的花兒進課堂，取得了一定效果，實驗結果與筆者的觀點一致：離開寧南文化生態的花兒傳承不能很好的保留花兒原有的特色與韻味。

花兒在城市里的存在，雖不自然、不完整，但確實存在。保護城市中的花兒，首先要以這種存在為基礎，并且不斷夯實這個基礎，讓花兒的CD、VCD再豐富一點，讓舞臺表演的花兒節目多一點，讓課堂上的花兒能夠常態化的教唱、傳承，雖然寧夏本地的花兒鄉土教材還不夠完美，但可以在實踐中加以完善。在此基礎之上，相關機構和專家要研究、介入城市花兒傳承的細節，并在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之上，總結、歸納出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有意識的實施花兒保護工程。在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我們應該以小心翼翼、積極有為、最大限度保護花兒原貌為原則指導具體工作。例如，在花兒音像出版、發行時，就應該有專家干涉，避免粗制濫造、隨意改造的劣質光盤流入市場，才能從源頭確保花兒的傳播質量。再例如，文化市場稽查部門應監管花兒的演出，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能夠隨意編配，應當通過花兒傳承人或專家的認可，節目才能上演。至于花兒進課堂，就更應注重接近花兒的原貌，初中生在音高上有困難，可設法選擇合適的花兒曲目，或者請有能力的花兒傳承人根據需要加以合理的改編，在不失花兒風格的前提下引進課堂。綜上，花兒在城市的傳承需要專家和相關機構的適度有為，而不是放任不管。海原縣政府已經把花兒作為品牌對外宣傳，因此，實現花兒作為“非遺”的合理保護是有可能的、必要的。

三、 花兒的創造性保護

花兒的第三種存在方式——創造性保護，離不開熱愛花兒的專家、學者。經過多年積累和研究，學者們在熟悉花兒的唱詞、曲令及其相關民俗文化之后，就有可能在不失花兒主要風格特征的前提下，改編、創作出花兒風格濃郁的新作品。這些作品可以稱作花兒的“再生”，即花兒的創造性保護。筆者曾應邀為海原縣畜牧局創作花兒風格的合唱曲《綠色海原，我的家》，樂曲既有海原當地花兒的音調片段，歌詞又用當地回族非常熟悉的民族特色語匯編寫，例如歌詞中使用了“一掛著”、“尓更”、“浪上著”等回族口語詞匯，歌唱效果甚好。該單位職工多數是回族，他們學會以后常常曲不離口，倍感親切。再例如，海原縣文化館原回族館長李成科也曾改編過許多作品，并在海原舞臺上演，觀眾反響很好。以上兩例并非范例，但能夠證明這種做法是有實踐環境和意義的，也是可行的，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探索這條道路。

總體而言，海原花兒是寧夏花兒的重要代表之一，保護海原花兒的合理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也需要政府合理、恰當的支持；既需要專家、學者的真誠工作，又需要國際的保護視野來改進保護的途徑、方法。在海原花兒三種存在形式中，尊重各自不同的客觀情況是開展遺產保護的基礎，這樣的探索應當一步步深入。

參考文獻：

[1]張伯瑜.西方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

[2]田青.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和實踐[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序.

[3]海原縣民歌集成領導小組.民間歌曲資料（海原卷上）[M].1984.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