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輕保護 江南絲竹在滬 開新花
戴維娜+劉晨影
摘 要：蘇州地區的民俗傳統悠久濃厚且豐富多彩，本文以民俗婚慶活動中的江南絲竹演奏為研究對象，從樂隊組合、演奏曲目、演奏形式等方面闡述民間風俗活動中江南絲竹的藝術特點，為民間江南絲竹的傳承保護提供依據。
關鍵詞：蘇州地區 民俗 江南絲竹 民間婚事
蘇州，這座歷經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有著濃厚文化的傳統，其吳地民俗更是一如其悠久的歷史展開著長長的畫卷，絢麗多彩。蘇州地區民間的傳統風俗是在民間婚嫁、滿月、祝壽等喜慶吉日之時都會隆重慶祝。民俗學家顧頡剛在《蘇州史志筆記》就有感嘆“我父及予一歸家即為親友借錢之對象，其日常生活唯有吃茶、賭錢、飲酒、裝點婚喪喜慶之排場。”絲竹音樂則常用于這些喜慶的場合。隨著世代變遷，蘇州地區的民間習俗正逐漸淡而化之，據調查，現在蘇州地區民俗活動中的江南絲竹演奏主要用于傳統喜慶活動中的婚嫁迎娶活動中。
在蘇州地區的鄉村城鎮，凡逢婚嫁之事畢會辦得非常隆重熱鬧，在封建社會時期，一般殷實人家辦喜事都有邀請“堂名”班的習慣，江南絲竹則經常運用在民間婚嫁習俗活動中。在蘇州太倉市稱江南絲竹為“十二細”（吳語“二”讀“尼”，與女婿的“女”發音相似；“細”和女婿的“婿”是一樣的發音），由于方言相近的緣故，明清時就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傳統，據《蘇州地方志.演出習俗》記載：“舊時大戶人家遇有婚娶喜慶，設席宴客，每多雇堂名……蘇州市內有富貴堂、榮和堂、清和堂、寶和堂、金玉堂等二十多家，懶以煙火的不下二百戶。堂名不僅蘇州所屬各縣都有，幾乎遍及各縣的鄉鎮。”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的家樂班、“堂名”班與現存于民間城鎮的“音樂班”，三者間有明顯交叉和延續關系（圖1），成為民間風俗范疇內江南絲竹的搖籃，伴隨著蘇州地區眾多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而成長發展。
50年代起，江南絲竹在蘇州地方婚慶民族活動中的演奏逐漸由“音樂班”取代了“堂名班”，此外還包括部分“清客”的演奏活動。相對民間“清客串”不計報酬的悠閑自娛的演奏性質而言，“音樂班”在民俗活動中的演奏更加專業（如蘇州藏書顧家音樂班、蘇州楓橋白馬澗亭子頭的范家音樂班等），充分體現了環太湖地區草根藝術特征，即興流暢的特點孕育出江南一帶傳統民間音樂特有的風格特質，其演奏形式和內容充滿了民俗生活氣息和民間音樂韻味，是江南絲竹在文人層面的演奏得以發展和傳承的基礎，具有更重要的民俗文化價值。
婚慶禮儀中，“音樂班”常演奏的江南絲竹曲目主要是與民俗活動相關的民間傳統樂曲及曲牌，也包括一些民歌小曲，大致可分為三類：一、《三六》、《四合》、《歡樂歌》、《行街》等江南絲竹八大曲中的傳統樂曲。一次婚嫁生意中，“音樂班”一般演奏2—3首較為擅長的江南絲竹傳統曲目；二、《柳青娘》、《萬年歡》、《小開門》、《打豬草》等昆曲曲牌。如演奏人數達到12人即“滿堂”時，也會演奏《將軍令》之類的較為熱鬧的昆曲吹打曲牌；三、《步步高》、《太湖美》、《喜洋洋》等當地較為流行的、耳熟能詳的民歌小曲。由于“音樂班”成員多是家族相傳或隨民間藝人學習，學習時大都沒有詳細的各聲部分譜或直接沿用 “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即使用譜也只有極其簡單的主旋律框架，一般為曲笛演奏記譜（圖2），形成了絲竹班成員在熟悉旋律骨架的基礎上，不定腔定譜，憑借長期積累的經驗程式地即興演奏。江南絲竹在風俗活動中的演奏風格簡樸，剛柔兼長，熱情豪爽。
現代蘇州地區婚娶之時“音樂班”演奏的江南絲竹仍然沿襲了明清時期“堂名”班的婚嫁傳統，主要有坐樂和行樂兩種演奏形式：“坐樂”中每樣樂器座位的具體順序沒有嚴格的規定，“絲”樂器（包括胡琴、二胡、琵琶、揚琴、三弦之類的弦樂器）和“竹”樂器（包括笛、笙和簫等吹奏樂器）分別坐在八仙桌兩側，板鼓則在桌子左側頂頭位置或下位（見圖3）；“行樂”時的絲竹樂隊跟在男方娶親隊后面，樂隊兩人一排，一般排列順序為：吹奏樂在前面，絲竹樂在中間，鼓板之類的打擊樂排在最后（見圖4）。
音樂班稱去婚嫁人家演奏為“做生意”，客戶因經濟條件而決定所請樂隊人數，一般8人，最多可達12人，為“滿堂”。蘇州的風俗是下午接新娘，通常吃好中飯下午1—2點，先是隨男方花轎到女方家“娶親”，男家放鞭炮后，音樂班以“行樂”的形式跟在男方娶親隊后面去新娘家迎親，出門多演奏《柳青娘》、《打豬草》等常用曲牌。到了女方家，女家不開門，向男方迎親隊“討喜”，音樂班則在門外演奏，一般奏《龍虎斗》、《紫竹調》等曲牌和小曲，演奏一曲完畢后稍停片刻后繼續演奏，演奏曲目并沒有明確規定，各個音樂班在不同的婚嫁程序時都有其相對固定的演奏曲目，但《哭黃天》、《買相思》等曲子是不能演奏的。女方開門，新娘更衣、上轎，女方放鞭炮，新人出門，回男方家的路上，音樂班繼續演奏，演奏曲目與去新娘家迎親時的演奏基本相同，但曲目不是完全固定的，樂曲多為歡快奔放，熱烈喜悅的格調。回到男方家，晚宴前，音樂班在堂前的八仙桌前演奏，如果客戶有要求，則按照客戶要求演奏；如客戶無要求，通常演奏江南絲竹名曲《梅花三弄》、《行街》、《三六》等江南絲竹傳統名曲；昆曲曲牌《萬年歡》、《朝天子》；或一些時下流行的民歌小調。此時婚禮真正的高潮正式開始，司儀請出新娘新郎，因《朝天子》在蘇州地區寓意大氣、富貴之意，因此新人出場時樂隊以曲牌《朝天子》伴奏。再是“拜堂”，鞠躬，配以《小開門》曲牌音樂，由于鞠躬時間短，一般只演奏四小節的旋律（見圖5）；再請證婚人入場，主婚人（父母）、來賓代表、介紹人入場，介紹人面朝門外（朝南），新郎新娘則面朝北，朝主婚人。主婚人講話，然后新娘新郎向主婚人鞠躬，此時不奏樂。接著主婚人、來賓代表、介紹人一一退場，新郎新娘入洞房，絲竹樂隊演奏《朝天子》、《萬年歡》等曲牌。進洞房后再出來，長輩見禮，見禮時伴以《小拜門》等短小的曲牌音樂，最后正式送入洞房。然后開始晚宴，期間絲竹聲不斷，會演奏江南絲竹傳統曲目、曲牌音樂，也會演奏《茉莉花》、《太湖美》、《喜洋洋》、《花好月圓》等當地流行的民歌小調。
除了婚嫁之事外，江南絲竹演奏在蘇州地區傳統集會活動中也十分多見，如蘇州每年一度的虎丘曲會上就有絲竹樂合奏的傳統，明朝張岱在《陶庵夢憶·虎丘中秋夜》中記載了虎丘廟會時的情景“月上之時，大吹大擂，絲管喧嘩；更定，‘絲竹肉聲，不辨把煞……”；再如位于蘇州常熟一帶城鎮農歷七月十二日的龍舟節，龍舟艙內或敲鑼鼓，或4—5人，持笙、簫、笛、二胡、琵琶等樂器奏起江南絲竹，當地人稱此為“水上絲竹”，這也是在蘇州地區常見的一種絲竹演奏形式。
清末明初，蘇州地區江南絲竹因與民俗活動緊密結合而得以迅速發展。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隨著我國農村城市化及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的價值觀和新風俗開始沖擊著蘇州地區文化傳統，江南一代的民間絲竹音樂作為婚嫁喜慶等助興演奏的功能正逐漸削弱，江南絲竹演奏形式、內容以及演奏場合正逐漸由農村向城市擴散：演出形式和場地正由“坐堂”或“行樂”演奏向與音樂會演奏相關的專業演奏舞臺轉移；演奏者由原先的藝人群體加入了專業工作者或傳播者；演奏的曲目也由與民俗活動演奏相關的傳統曲目加入了與專業作曲家和音樂會演奏相關的“專業創作曲目”。
隨著專業院校數量的增加、民族器樂教育的日益規范，江南絲竹在文人層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發展，但與此同時，流行于民間的江南絲竹演奏正逐漸消亡殆盡，70歲以上的老一輩民間藝人（如蘇州常熟辛莊春和堂的吳錦亞先生等）相繼離世，正如蘇州藏書顧家音樂班的顧再欣先生所述：“原先是爸爸和師兄弟一起，加上幾個好友，慢慢姐夫、哥哥、我、我弟弟，弟弟的兒子、外甥逐漸參與，成為了家族性的音樂班，爸爸比較好的老先生就一直在顧家音樂班里?？墒乾F在年輕人不肯去做，都去外面做生意經商了，侄子經商，爸爸學生的兒子也退出了，外甥開大巴士。原來弟弟和弟弟的兒子，爸爸的徒弟，爸爸的兩個老朋友（已去世），加上我，六個人最好的搭配拆散了，很想恢復，但是很難……。”在中國音樂的多元建構過程中，如何弘揚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對民間江南絲竹的傳承保護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蘇州地方志.地情書.蘇州顧氏（上）.
[2]蘇州地方志.演出習俗.
[3]蘇州市文廣局編.蘇州民間器樂曲集成[M].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5）.
[4]江南絲竹樂種文化與樂種形態的綜合研究[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1）.
[5]上海市文廣局編.江南絲竹[M].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6）.
[6]蘇州地方志.清嘉録卷八.八月.
作者單位：常熟理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