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訪石錄之劍川石鐘山石窟文
樸城君
摘要：云南劍川及石鐘山石窟，雖然地處西南內陸，但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民間信仰，毗沙門天王造像成為了南詔大理與中原、吐蕃關系的重要見證；石鐘山石窟的題記、“波斯人”造像等也體現了云南民間與異域交流的明顯痕跡，是融合了多種文化元素而形成的獨特開放信仰。
關鍵詞：劍川；石鐘山石窟；毗沙門天王；梵僧
中圖分類號：J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4-0162-02
一、地理位置
“劍川”作為地名，最早出現于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一中：
唐中宗神龍三年（公元707年）唐九征為御史，監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里討之，愚戰皆捷。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為橋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鎮之，九征盡刊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邱均勒石劍川。
南詔統一之前，劍川就有“施浪詔”。南詔統一六詔以后，劍川一直作為南詔國北方的軍事要沖，是與唐廷、吐蕃爭奪的焦點和前沿，據《南詔德化碑》載：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南詔與唐王朝中使王承訓共破劍川，設立劍川節度使。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后，鄧賧、浪穹、施浪三詔北退今地，聯矣羅識詔為“劍浪沼”。天寶戰爭以后，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詔北結吐蕃后，吐蕃于唐代宗大歷四年（公元769年）踞羅魯城（城址在今甸南上登村后），以劍川為“吐蕃賧”，劍川成了吐蕃的勢力范圍。直到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詔與唐王朝合兵攻吐蕃，得吐蕃鐵橋城及三浪地，劍川又歸南詔所有，移寧北節度于劍川，治斂尋城（今劍川縣沙溪鎮），重設劍川節度使，其轄區包括今天的劍川、鶴慶、麗江一帶。隨后又在劍川壩置“義督瞼”。所以劍川的位置非常重要和特殊。在大理國初期，仍沿南詔舊制。到大理國中期改置“八府四郡”，在今鶴慶置蒙統府，劍川屬之，先稱“吐蕃賧”，后稱“義督賧”。①公元1253年，忽必烈滅大理國后，在鶴慶置鶴慶路軍民總管府，劍川以“義督千戶”屬之，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改義督千戶為劍川縣。此為劍川置縣之始，明清時期一直作為州、縣設置存至今?！翱梢妱Υǖ靥幍嵛鞅币獩_，自古為北出西藏，西進瀾滄江、怒江上游的戰略要地，南詔與吐蕃曾在此角逐，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大理曾在此駐蹕，清代亦曾在此屯兵駐守，史有“滇西屏障”之稱。
劍川戰事不斷，所以亦是毗沙門天王造像最多之所，金華山一處、石寶山兩處。毗沙門，由梵文viasrarnanna一詞轉化而來，是viasravana一詞的音譯，意譯作“多聞”“遍聞”等。毗沙門天王在佛教中為四大天王之一，住須彌山之北，守護閻浮提之北方，是為北方天王，亦是財寶富貴之主，佛法的護持神。作為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門天王，很早就出現在中國佛教中，也為密教所重視，但把他作為戰神信仰應當是唐朝時期。唐代的毗沙門戰神信仰直接源自于闐等地的毗沙門神信仰，而因西北用兵和密宗傳持形成。《大唐西域記》記載，瞿薩旦那國（即于闐）自稱毗沙門天之祚胤，傳說從前國王無嗣，從毗沙門天神像額剖出嬰孩，吮地乳長大，繼位傳世，因而國號“地乳”，宗祀毗沙門神。玄奘《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記載說，時其“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于時”?；哿铡兑磺薪浺袅x》記載：“于彼城中有毗沙門天神廟，七層木樓，神居樓上，甚有靈驗。其國界有牛頭山，天神時來棲宅此山?！必懹^中唐統轄其地，為安西四鎮之一，于是毗沙門神的信仰始東傳唐國。中唐時人相信毗沙門天王可領兵攻擊敵人，守護國界，而且以為其信仰的起因與密宗有關。
毗沙門神的信仰為唐人接受，有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即唐王室對西北的用兵及皇室對密宗的信仰。南詔大理國時期所造的毗沙門天王的像的位置，從地理上來看都在當時的邊疆。其中大理州劍川縣所造毗沙門像也最多，因其地處南詔大理國的西北部，那里與吐蕃接壤，歷史上曾爆發戰事，造毗沙門天王的目的是請這位“戰神”護佑其邊疆及國土的平安。祿勸也地處金沙江邊，是南詔大理國與唐宋帝國的邊界，是南唐曾多次發生過戰爭的邊地，所以那里也有毗沙門造像。毗沙門神的信仰在漢地四川也很流行，反映在石窟造像中盛唐就已出現，而大量出現在中晚唐至北宋初年時期，據統計資中重龍山一地就有天王造像20多處，如邛崍石筍山、夾江千佛崖、巴中南龕、通江趙巧巖、大足北山、資中北巖、西巖、容縣羅漢洞、安岳圓覺洞等地，都有毗沙門天的造像遺存。②出現這樣多的天王像，也與該地常處于對南詔的戰爭有關。因為史載南詔晚期南詔曾多次出兵攻陷成都造成很大影響。資中西摩巖34龕毗沙門造像后天寶四年的題記就明白地說，“咸通中南蠻酋（指南詔）亂，圍逼成都……焚廬掠地，窮惡恣兇……此際，天王茂昭圣力，遽顯神威，樓上耀光明之彩，蠻壟瞻之而膽，酋豪視之而心□，即時遁躍。”③可見劍川是南詔大理與中原、吐蕃對峙的前沿和要沖，地理位置非常關鍵。
二、古道集市
劍川西南即是歷史悠久的千年古鎮沙溪，茶馬古道上的著名集市。緊連沙溪的石鐘山石窟沙登箐第一號窟造像題記有云：“沙追附尚邑/三賧白張傍/龍妻盛夢和/男龍慶龍君/龍興龍安/千等有善因/緣敬造彌勒/仏阿彌陀仏/圀王天啟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題記?！睆念}記可知，沙溪在唐宋（南詔、大理國）時期稱“沙追”。從洱源牛街明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溫泉庵記碑》有“沙腿鄉楊禾”和沙登箐立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的《土官百戶百夫長楊惠墓碑》中有“鶴慶軍民府劍川沙退鄉”而知，沙溪在元明時稱“沙腿”或“沙退”。沙溪一詞是明代后期才出現，《徐霞客游記》載：“劍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于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睆膭Υㄉ诚椃迳焦拍乖崛海ㄏ喈斢趹饑┲廖鳚h初時期）出土的產于印度和南海的綠松石、幣……等文物可知，這條國際古通道從劍川沙溪通行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從緊連沙溪的石鐘山石窟中就有“波斯國人”造像、“梵僧造像”以及“古梵文”“古藏文”的題記，推斷這條古道在唐宋時期已相當繁忙。
《僰古通記》《南詔野史》載，南詔王世隆時，作為南詔的嘉賓，曾“領十六國王子館于五華樓?！庇终f，大理國主段興智薨，有“十六國猶遣使祭吊?！北彼挝鯇幠觊g到大理買馬的楊佐，在云南驛（今祥云縣）曾看到記載里程的“里堠碑”上面刻著“大理國”通向東南亞、南亞各地的道路里程，其中西至身毒、東南至交趾、南至海上等情況?？梢姰敃r外交和對外貿易之盛況。因而《德化碑》宣稱：“爰自尋傳、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雹軗缎绿茣つ显t傳》載：“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從沙溪相當于戰國末西漢初鰲峰山古墓葬群和元明時期劍川中科山，沙溪下科山墓葬出土的大量“大若指”的貝幣而知，經過沙溪的茶馬從春秋戰國時期至元明時期從未間斷過。南詔大理國通過“茶馬古道”和上述的南詔、中亞、西亞各國頻繁的貿易往來關系，大大地促進了洱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一些外來民族的音樂、舞蹈、雕刻繪畫藝術和不同的宗教也必隨之傳入。可見茶馬古道不僅僅是商貿通道，也是植根于亞洲板塊上和北方絲綢之路相對峙的一條商貿和文化文明傳播之道。
三、異域形象
劍川石鐘山石窟出現了很多異域形象，如第11號窟的“波斯國人”；一陰刻批罽的外國僧人（于石鐘山石窟1號窟龕外左壁面上，僧人勾鼻深目，穿靴披罽，右手持一錘形物，側身向右作行走狀）；第3號窟普賢腳下的象奴，即昆侖奴（矮小健壯，圓目大口，雙耳穿環，雙手持鉤，氣質粗獷，同6號窟大笑明王腳踏之三目夜叉形象及其類似）；一對柱礎力士；一像高33厘米，虬髯卷發、額戴圓箍，怒目而視，寬鼻闊口，袒胸裸臂，手足戴釧，腰與胸前均打結系帶；一像高35厘米，下頜和腿膝皆殘損，手法圓拙樸實）虬髯、卷發、寬鼻闊口、雙耳垂環等都體現了異族“蠻像”。原為南詔末期石鐘山石窟附近佛寺廳前的柱礎石，左右相向，今寺院塌毀僅留此物；五則是梵僧觀音的梵僧造像。這些造像的出現，正說明了南詔、大理文化的多元和開放特征，也體現了云南阿吒力教是印度密宗融合了多種文化元素而形成的獨特密宗教派。
《新唐書·南詔傳》記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唐與南詔在雟州（今四川西昌）大敗吐蕃聯軍，俘獲“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二萬人，可以看出波斯、大食人已經參與了中國西南的戰事活動。宋崇寧二年（1103年），緬人、波斯、昆侖向大理國“進白象及香物”。⑤
劍川雖然是滇西小城，但不乏與外界異域交流的濃厚痕跡。楊慎《滇載記》記“波斯、昆侖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薄赌显t野史》載，“乙酉，緬人、昆侖、波斯三夷同進白象香物”，⑥可見通過戰爭、商貿、結盟等，洱海地區和外域的交流是非常頻繁的，石鐘健輯錄的《大理喜州訪碑記》90篇大理古代碑刻中，自稱來自天竺摩竭陀國的婆羅門占12篇之多，雖然梵僧載記多神異之事，多為正史不取。但從碑刻、石刻、地方文獻以及流傳的神話說明，梵僧的影響的確存在。
注釋：
①康熙《劍川州志》云：“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年），南詔異牟尋北結吐蕃，吐蕃據羅魯城（西夷謂海為羅魯），以劍川為吐蕃賧”，羅魯城在今劍川縣甸南鄉上登村。
②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36-240
③轉引自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368
④《南詔德化碑》碑文，汪寧生《云南考古》（增訂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61
⑤方鐵：《大理國時期云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頁46
⑥木芹會證：《南詔野史會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