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半年衛視綜藝節目收視情況 節目類型 節目特點及播出情況分析

卞天歌

近年來，以《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為代表的文化類綜藝節目火熱熒屏，在眾多明星真人秀、演藝類綜藝節目中突圍，廣受好評。被觀眾稱作是另辟蹊徑的“清流之作”。其中，《中國詩詞大會》等節目延續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等“大會”系列節目的競賽形態，并在節目環節內容、審美風格以及人物設定上進行創新。而《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節目則從形式到內容再到審美追求上都有著較強的新意，令人眼前發亮。而觀眾在獲得新穎的節目視聽體驗的同時，從中感受到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美與經典文學、音樂藝術之美，是節目成功吸引受眾的審美因素所在。

“從本質意義上說，任何藝術都是創造主體按照審美的規律對客觀世界予以藝術的把握，都是藝術通過充滿動感、充滿活力的美學形態，對物質世界和感情世界的審美關照。”[1]因此，盡管各個節目側重不同，總體來說，文化綜藝節目在共同的語境下，面對重合的審美受眾，以綜藝節目這一共同的表現形態，所呈現出的審美特征是具有共性的。本文將以《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等一類創新文化節目為例，從審美特征角度進行分析。

一、 電視藝術與傳統文化、文學藝術的創新融合，呈現多層次立體美

“綜藝節目”顧名思義，是綜合了各種藝術形態的節目。與大多數電視節目利用文學藝術的特質作為創作節目的基礎及輔助工具不同，《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節目將中華傳統文化與文學藝術直接作為電視節目的主要內容，由此使節目顯現出多層次的立體美。

一方面，從內容及形式上創新融合。各文化類節目曾一度追求將具有中華傳統文化鮮明特質的“漢字”“成語”“詩詞”等內容作為節目的取材對象。呈現的方式相對單一，即以節目競賽“大會”為最主要的節目形式，突出選手之間的競爭性，但弱化了對于傳統文化內涵的細致解讀。而近一兩年來，《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見字如面》等節目從這一環節入手突破。在節目中加強對于古詩詞、古文的主旨內涵的烘托。如《見字如面》中，嘉賓所朗讀的柳宗元、韓愈、夏完淳等人的書信為白話文譯本，易于觀眾理解。同時，為了引導觀眾關注于文本本身，節目中避免出現任何對古信內容的背景畫面、動畫效果解釋，僅將聚光燈與鏡頭始終聚焦于正在朗讀嘉賓身上，使觀眾與嘉賓實現最直接的交流，配以舒緩的配樂與環形舞美效果，觀眾被給予足夠的想象空間，置身于波瀾壯闊的歷史時空中，細細體悟古詩古文的內涵意蘊。但同時，朗讀“白話譯本”這一形式也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古文的古韻之美，這仍是電視節目創作者在處理精英文化傳播與大眾文化受眾關系上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從藝術表現力上創新融合。與《見字如面》相似，《朗讀者》也采用“嘉賓朗讀”作為節目的主要表演形式。“朗讀”原本是一種對文學進行出聲閱讀的形式，運用電視藝術的聲畫手法對其進行加工表達，從而使文學藝術、畫面藝術與聲音（音響）藝術不再相互獨立，而是成為三個融合的藝術因素，以傳遞藝術信息，豐富節目整體的藝術表現力。而文學藝術千姿百態，當節目選讀《老人與海》《堂吉訶德》《草房子》等小說篇章時，所呈現出的是較強的敘事性；選讀老舍、冰心、林清玄等人的散文時，所突出呈現的是形散神聚的隨性；而當選讀《答案在風中飄揚》《海燕》等詩歌時，則散發較強的抒情性。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文學篇章交叉串聯，彰顯了文學藝術多層次的美，同時使節目節奏張弛有度。此外，嘉賓通過表演對于文學母本進行二度創作，融入自己的情感體會，呈現給觀眾。而這也是表演藝術與文學藝術通過“朗讀”這一形式高度融合，再次印證了電視藝術本身兼容性的重要審美特征。

二、 打破獨立審美空間，創設開放式、即時性情境

綜藝節目情境設置中的事件和人物關系比純虛構作品的電視劇更復雜也更為多變，因為它具有開放性和現場感。在嘉賓和主持人、主持人和觀眾、嘉賓和觀眾及嘉賓與文本之間的幾組互動關系的共同營造下，節目創作者將原本文本世界形成的獨立審美空間打破，轉換為現場開放式、即時性地電視藝術形式。

以《朗讀者》為例。該節目情境設置的特色來自于雙層敘事文本的內嵌結構。在主持人與嘉賓的訪談環節中，嘉賓通常敘述一段自己的往事或生活感悟，此為訪談文本。而在接下來的朗讀環節中，嘉賓所朗讀的文學文本事實上則是對訪談文本的再度闡釋。訪談文本與文學文本雙層敘事文本，相互套疊，雙向互動。如世界小姐張梓琳在采訪環節中首先講述自己初為人母的故事，后將作家劉瑜寫給女兒的文章《愿你慢慢長大》作為朗讀文本。雖然朗讀者作為闡釋者并非原著創作者，但由于相同的“母親”身份與相同的初為人母的情感體驗，闡釋者充分體悟了創作者的創作心境與意圖，在文本之上注入自己的一層理解，在演播室的特殊情境下，將朗讀文本最終呈現出來。此外，當創作者與闡釋者合一時，觀眾對于文本的把握是更加直接的。如作家曹文軒在訪談中敘述了兒時父親背著自己四處求醫的往事。而他本人所寫的兒童文學《草房子》中，恰有一個段落是對于這段親身經歷的描述，于是將這一段直接作為朗讀文本。觀眾已通過訪談了解了朗讀文本創作背后的真實故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接受同主題的朗讀文本，進而加深對整個文本產生的理解。而此時文學文本、電視節目敘事在此刻以創作者（即闡釋者）為紐帶，連結成為一個有更強擴展力的開發式敘事場域。

另一方面，在情境創設中，綜藝節目與電影、電視劇相同，需要敘事引擎作為支撐，以激發戲劇性。《中國詩詞大會》等競賽類節目中每期節目、每環節競賽中，百余名選手對最終大會“冠軍”的角逐是節目的根本敘事引擎，而冠軍身份組作為最大懸念貫穿始終，使節目從首期至終期始終保持較強的戲劇張力。而在《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節目，每期都分有數位嘉賓進行不同內容的朗讀，劃主題、分單元地將內容完全不同的敘事內容相互串聯。如《見字如面》中第二期串聯了“劉慈欣寫給女兒的信”“林則徐寫給夫人的信”“林徽因寫給徐志摩的信”等，使觀眾在密集時空內體驗到因不同歷史時空、不同身份人物的各個不同書信故事所交織碰撞出的戲劇性。而《朗讀者》則采用另一種呈現形式。每期節目設定一個統一的主題。如“遇見”“告別”“家”等。而節目中所選定的各朗讀文本與主題之間的連結關系、切入角度則各有不同，使同一框架內，各個不同敘事體之間因差異形成戲劇性。此外，這兩個節目也大多選取了隱含或多或少的戲劇性故事、篇章段落。通過朗讀嘉賓的表演加工，在文本的戲劇內容闡發出來。最終，整個節目通過串聯的結構實現戲劇性一次次地持續激發。文化綜藝節目中的戲劇性激發需遵循張弛有度的原則，如若戲劇性太強，將破壞節目原本散文詩式的、淡淡的美感，反之則易使觀眾失去興趣。文化類綜藝節目重敘事情境與戲劇性，同時也注重現場氣氛的烘托和審美教化的效果。

三、 營造節目意境，與觀眾情感交融

《見字如面》的導演關正文在接受采訪中談到了“靜謐美學”一詞，認為節目的魅力是由“靜謐美學所產生的互動聯想回味的，是喧囂流行的今天人們所缺少的、又特別需要的一種體驗”。[2]而這種“靜謐美學”的本質，正是指涉節目“意境”的營造。“意境”一詞作為中國古典美學范疇中的核心概念，“是特定的藝術形象和它所表現的藝術情趣、藝術氣氛以及它們可能觸發的豐富的藝術聯想與幻想的總和”。[3]《見字如面》《朗讀者》等節目正是通過聲畫效果、場面調度、舞臺表演等創作方式，成功營造了闊大、靜謐、優美、沉郁的節目意境，促使觀眾與節目高度情感交融。

一方面，節目通過聲畫語言，舞美燈光等方式烘托靜謐、優美的段落意境。《朗讀者》節目第6期中，表演藝術家斯琴高娃朗讀片段的藝術效果達到了該節目及同類節目的同期最高水準，完美地闡釋了《朗讀者》這一節目表層形式與深層內涵。這與所朗讀文本作家賈平凹情真意切的散文《寫給母親的信》、朗讀嘉賓的專業表演水準有關，同時也離不開節目本身的聲畫語言所設法營造的靜謐優美，夾雜幾分悲涼的段落意境。在訪談環節，節目大膽使用大特寫景別拍攝主持人與嘉賓的對方，有意消除與觀眾間的間隔感，好似如熟人般親昵交流。而當進入朗讀環節時，節目多采用中近景的景別對嘉賓進行拍攝。如斯琴高娃坐在舞臺中央的書桌前，始終以側身面對觀眾。景別由大遠景緩緩推進，定格于半身的中景。畫面構圖如一張僅有一本書、一盞燈、一個燈下人的老照片。看似簡單的舞臺設置與畫面構圖，卻起到了妙用。其一，書桌的設置正是原作者賈平凹在信中所描述的場景的還原。其二，營造了靜謐、懷舊的意境，使觀眾聚焦于朗讀者的身上。同時而觀眾在觀看時，既置身場景外不破壞舞臺的整體意境效果，同時又通過電視聲畫效果的感知參與其中。

另一方面，節目通過場面調度，創造莊重儀式感，烘托闊大的意境。突顯了文化類節目內容質感。以《朗讀者》每段朗讀前的開場為例，在主持人開場詞結束后，轉身向后面的采訪區緩緩走去。此時俯視全景鏡頭向下拉近，悠揚的主題交響樂拉起，節奏緩而有力。之后畫面切至到一個水平運動的長鏡頭，圍繞主持人的向后的移動路線進行環繞拍攝，一直跟隨主持人與嘉賓匯合，鏡頭迅速拉近，定格二人全身的握手畫面，而當觀眾剛剛捕捉到嘉賓的側臉時，舞臺上采訪區的旋即關閉。整組場面調度僅有短短數秒，但為整個節目的風格與節奏奠定基調，此后朗讀環節是同基調上的延續。看似與朗讀環節無關的調度設置，事實上通過增強儀式感的形式。嘉賓朗讀前，與主持人一同走上臺，鏡頭跟隨二人背影推進，再切換成俯視全景，人像逐漸縮小，莊重的儀式感加重至最強，為朗讀烘托了闊達開朗的預設意境。

綜上，文化類綜藝節目以新穎的節目形式、高質量的文化內容吸引觀眾，引領、塑造觀眾審美旨趣，傳遞了人文之美、歷史之美。但與此同時，個別節目在形式與內容上也顯露出了同質化與模式化的傾向，破壞了同類節目的創新性與審美價值。因而，如何以原創力作為支撐，打造觀眾喜愛同時具有文化辨識力與文化感召力的藝術作品，仍是當下電視節目創作中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