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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良+李淑琴
摘要：在軍樂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仍有許多人對于軍樂的界定，軍樂與管樂的區別，以及軍樂與軍歌、軍舞之間的關系問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本文在辨析這些問題的同時，建設性的提出軍樂學概念及軍樂學科體系，從軍樂功能論的角度對軍樂與管樂的異質同構性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和闡述。
關鍵詞：軍樂學 軍樂功能論 軍樂與管樂 異質同構性
中圖分類號：J6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6）24-0089-04
近些年，隨著我國軍樂事業的蓬勃發展，“軍樂”一詞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已不再陌生。無論是在國慶大典的閱兵式上，還是在國際著名的軍樂節上，以及國家外交活動的禮儀現場……軍樂作為一種無可替代的音樂藝術形式盡顯風采，其鏗鏘與豪邁的旋律讓無數國人為之震撼和鼓舞。正是由此，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喜愛軍樂、迷戀軍樂、投身軍樂。但是，縱觀中國軍樂的發展歷程，卻鮮有學者能夠對軍樂做出一個清晰而準確的定位。那么，到底什么是軍樂，又該如何去界定？
一、關于“軍樂”的界定
社會上有這樣一種現象：認為軍樂與管樂并沒有明顯的區別和界定。比如某些社會團體或學校組建的管樂隊，穿上類似于軍裝的制服，演奏幾首軍中或軍禮樂曲，便將其稱為某某軍樂隊，進而認為，軍樂就是管樂，管樂就是軍樂，軍樂團也是管樂團，管樂團也是軍樂團。持這種觀點的人并不是少數，這表明許多人對于軍樂與管樂二者之間在定義和本質上還是比較模糊的。
筆者認為，這種模糊性產生的原因在于人們觀察角度的差別以及界定范圍的不同。首先，僅從樂隊編制及樂器構成來看，軍樂與管樂確實具有一致性，可以說軍樂是管樂藝術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此為廣義上的軍樂，是一種表象，是局外人基于其形式建制和樂隊載體的原因而形成的一種定位標準。但是，筆者在此要提出的是狹義上的軍樂，是指建制在軍隊之中，以國家和軍隊為主要服務對象，由西洋管樂和打擊樂組成，以展示“軍伍之聲”[1]的一種特殊的音樂藝術形式，這是一種本質，也是局內人基于軍樂的功能作用和根本屬性而形成的一種定位原則。正如老一輩軍樂藝術家洪潘先生所說：“軍樂，顧名思義是指軍中之樂，它源于軍旅生活并為之服務，因此，有著明顯的政治色彩。”[2]洪先生說的“政治色彩”就是服務對象，即為國家和軍隊服務。
“軍樂”古已有之，并非是舶來之品，“軍樂”一詞最早出現是在我國的東漢時期，載于文學家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所著的《禮樂志》一書中，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其（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諷敵勸士也”。[3]其中根據李驁的《漢四品樂文獻考辯》中“‘四曰短簫鐃歌已經訛變成了‘其短簫鐃歌”[4]可證“其短簫鐃歌，軍樂也”中的“其”應為“四曰”。在此前后，“軍樂”一詞的稱謂繁多，都源于其鼓吹形式的多樣性，比如：黃門鼓吹、短簫鐃歌、鼓角橫吹、北方簫歌、鮮卑鼓吹、鼓吹鐃歌、天子鼓吹、從軍鼓吹、浮吹、騎吹、車吹等，每一種稱謂都有其獨特的形式與建制，當然使用的場所與規格也有所不同，我國古代軍樂從遠古時期直到清朝末期，其樂隊載體都是以中國民樂為主。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西洋軍樂文化隨著侵略者的船堅炮利侵入中國，到1896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的西法練兵，建立新軍軍樂隊，使國人從被動的感知軍樂到主動地接受軍樂，距今已有120年的發展歷程。當代軍樂較之古代軍樂無論從表演形式上，還是從音響效果上都更顯聲勢浩蕩、氣勢恢宏，愈加符合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勝利之師的光輝形象，新中國的軍樂正在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受到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普遍喜愛。
社會上還有一種現象：分不清軍樂和軍歌兩種藝術形式之間的關系，認為軍歌包含軍樂，或是軍樂包含軍歌，表明了對于軍樂與軍歌之間相交集的部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筆者認為，軍樂和軍歌是兩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二者之間并非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包括軍舞在內，三種藝術表演形式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的互滲關系，從藝術形式的豐富性角度來解讀，三者具有一定的層次感，其中任意一種藝術形式單獨出現的時候要弱于三種藝術形式同時出現的情感表達，比如在戰國末期秦相呂不韋及其門客編纂的《呂氏春秋·古樂》中記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5]牛尾即樂，投足即舞，八闕即歌，這雖是最簡單的藝術形式，但也是歌、樂、舞三者有機結合的至高境界。軍舞作為“表現軍事和戰爭為主的舞蹈，它離不開軍樂為其伴奏”。[6]軍歌作為軍事文化傳播的載體，為了更好地表達情感，也離不開軍樂的陪伴，有些軍歌是“既可以歌唱，又可以直接演奏的樂曲，許多軍歌曲本身就是軍樂曲，也有許多軍樂曲填上詞又可成為軍歌曲。”[7]比如：清末時期，袁世凱的新軍軍樂隊演奏的《李中堂樂》和《新軍軍歌》就是軍樂與軍歌互滲性的典型代表，還有我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也屬于此類情況，既可以演唱又可以單獨演奏，而且在此基礎上由羅浪改編了一首《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是專門為軍樂演奏創作的。由此可見，軍樂、軍歌、軍舞雖形式不同，但都是用來表現軍事題材的藝術手段，三者之間既相對獨立又互滲融合，在各自的演繹舞臺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二、應該將軍樂作為一門學科來建設
（一）“軍樂學”概念的提出
西洋軍樂在中國發展的120年（1896年-2016年）中，無論是清末、民國還是新中國成立，都十分重視對軍樂人才的培養。縱觀中國軍樂發展史，各時期的人才培養已然形成了一條密切關聯的文化鏈條，從清朝末年袁世凱的天津軍樂學隊、吉林軍樂學隊、李士奎的禁衛軍軍樂隊，到民國時期蔣介石設立的軍樂訓練班、洪潘創建的陸軍軍樂學校，再到新中國初期羅浪建立的上海學習組、軍樂學校，直到今天的解放軍藝術學院音樂系軍樂表演專業（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教學隊），每個時期都為中國軍樂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必備的條件。然而，這根鏈條發展到今天，我們突然發現現在的軍樂人才培養與地方的管樂人才培養并到了同一個軌道上，學員的課程設置與地方音樂院校完全一樣，不見“軍”字，缺少“軍”味，較之洪潘和羅浪創辦軍樂學校的課程設置相比，未見與軍事學理論相關聯的內容，使得軍樂人才培養和軍樂作品創作呈現出陰柔有余而陽剛不足的現象。這便是筆者提出“軍樂學”概念及軍樂學科構建的初衷，此外，全軍的軍樂戰士絕大部分都是業余從事軍樂學習，要靠老兵帶新兵，特別是2015年的“9.3閱兵”時，不少戰士接觸樂器還不到半年，就奔赴紀念抗戰閱兵的最前線，國家重大活動的需求與軍樂人才匱乏的現實可見一斑。軍樂人才的技術培養較之地方音樂院校要滯后許多，但是我們的軍樂戰士要完成的卻是國家最高規格的外事司禮工作，稍有不慎就會有損國家和軍隊的形象。2017年將是軍隊改革全面鋪開的一年，又適逢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華誕，借此東風，提出“軍樂學”的學科概念，完善學科體系，使軍樂人才培養更加專業化、科學化、系統化，逐步解決業余、盲目、零散的根本性問題，這將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社會價值。
“軍樂學”作為一種始創的學科概念，筆者在此正式提出：軍樂學是一門研究音樂在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功能與作用的學科，既具有音樂的藝術特質，又帶有軍事的文化功能，是介于軍事學與音樂學之間的交叉學科、跨界學科。軍樂學包括理論與實踐兩個部分，其中理論有：軍樂理論（包括中國軍樂史、軍樂創作史、軍樂功能學、軍樂美學、軍樂治療學等），軍事理論（包括軍事術科、軍事禮節、軍事操典、軍事心理學等），軍樂創作（包括儀式樂曲、宴會樂曲、行進樂曲、軍樂民族化、軍樂交響化等）；實踐有：軍樂指揮專業和軍樂表演專業。由此可見，“軍樂學”是一個較為龐大的學科體系，所培養的軍樂人才是兼專業技術及軍事素養為一身的綜合型人才，必須設校專教，納入體系。
（二）從軍樂功能論視角來看軍樂與管樂的異質同構性
由上所述，軍樂學科的構建與管樂的培訓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軍樂與管樂雖構造同源，但分屬于兩種性質的學科體系。運用文化人類學中關于結構主義[8]的異質同構性[9]理論就可以進行合理的解釋，比如：鴿子與五環從性質和屬性來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事物，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引申含義就是和平與友誼的象征；九大行星與電子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物質，但是一個圍繞太陽運轉，一個圍繞質子轉動，這樣便形成了兩個系統間的同構性特征。
筆者以“軍樂學”中的功能論為例進行簡要闡述“軍樂”與“管樂”在功能作用上的相異性，其中“軍樂”的作戰功能、禮樂功能、閱兵功能、外宣功能、為兵服務功能都是軍樂藝術特有的文化功能，是與“管樂”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1.軍樂的“作戰”功能。作戰功能是軍樂學功能論中首屈一指，且最能體現軍樂文化特點的標識。也可以說“哪里有軍隊，哪里有戰爭，哪里就有軍樂。”[10]縱觀古今，軍樂在軍事上都擔任著重要角色，古語有云“一鼓作氣”“擊鼓出兵”，戰鼓是古代行軍作戰時鼓舞士氣和指揮戰斗所必備的工具，是打擊樂器在戰爭中運用的典型代表，唐代初年的《秦王破陣樂》就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以戰鼓為背景的樂曲。到了近現代戰爭中，軍號以其清晰嘹亮、催人奮進，極具穿透力的音響替代了戰鼓的指揮地位，作為吹管樂器的代表在軍事作戰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當代軍樂已然融匯中西、貫通古今，以其雄渾磅礴的音效和旋律愈加符合軍隊作戰功能的要求，例如1949年4月21日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十一軍軍樂隊在江邊列隊演奏歡送大軍參加著名的渡江戰役，我軍將士在威武雄壯的軍樂聲中，揮師百萬強渡長江，以破竹之勢直搗南京，這無疑是軍樂作戰功能最真實的寫照和最淋漓盡致的體現。
2.軍樂的“禮樂”功能。中國的禮樂制度始建于周代，由周公制定，其目的主要是維護和鞏固統治階級的等級制度，根據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其用樂的規模、使用的音樂均不相同，禮樂制度的歷史意義深遠，時至今日，我國外交禮儀仍受其影響。例如各國元首訪華時的歡迎儀式上，需要60人的樂隊編制，而在各國軍事代表團的歡迎儀式上只需要48人的樂隊編制一樣，是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另外，用音樂來傳遞和平與友誼，也是禮樂功能的一個重要體現，1972年2月21日晚，人民大會堂的大宴會廳燈火輝煌，周恩來總理在此舉行宴會歡迎首次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席間，總統先生入神地聆聽著軍樂團演奏的《美麗的阿美利堅》《牧場上的家》和《火雞在草堆里》等樂曲，并在致辭中贊嘆道：“我不僅要贊揚那些準備這次盛大宴會的人們，而且還要贊揚那些給我們演奏美好音樂的人們，我在國外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演奏得這么美好的美國音樂。”[11]見此情景，周總理當即書寫一張字條：“請樂隊把三首美國樂曲再演奏一遍”[12]，頃刻間，優美的旋律再次響起……這就是軍樂的魅力，就像周總理所說：“你們（軍樂團）每演奏的一首音樂，都可能是我談話的主題”[13]。軍樂的禮樂功能充分體現的是華夏民族作為禮儀之邦的傳統文化與好客之道，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3.軍樂的“閱兵”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15次規模宏大的閱兵活動。和平年代的閱兵就相當于沒有硝煙的戰爭，是大國間軍事實力的展示，更是地區間綜合國力的比拼，“一次受閱，終身光榮”是一名軍樂戰士永遠銘記的無上榮譽，軍樂自然是閱兵場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年“9.3閱兵”后，曾有人將軍樂比喻為整場儀式活動的靈魂，30首閱兵用曲貫穿始終，不僅掌控著閱兵的節奏和進程，那鏗鏘激昂、催人奮進的旋律更向世界展示國家的尊嚴和軍隊的威武。
4.軍樂的“為兵”功能。姓軍為兵永遠是軍樂永葆青春的動力，軍樂創作的靈感和素材源自于基層、受益于官兵，全心全意為廣大官兵服務，始終是軍樂文化秉承的宗旨和本真，也是軍樂精神得以傳承的不竭源泉。每年的“軍樂走基層”“軍樂鼓士氣”“軍樂送真情”“軍樂暖人心”等慰問演出，是軍樂為兵服務功能的具體體現，當激昂振奮的軍樂每每奏響時，戰士們的熱血已經沸騰、心潮已經澎湃，此情此景讓演奏員與觀眾的心靈碰撞出火花，情緒得到渲染，精神得以升華，這難道不是軍樂的魅力嗎？這難道不是軍樂功能的體現嗎？2015年的“9.3閱兵”期間，在聯合軍樂團培養的千余名來自各軍區、各兵種、多所軍校的軍樂戰士返程歸建后，將他們在訓期間的所學、所思、所想帶回原單位，真可謂是“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他們繼續傳承著軍樂精神，為繁榮軍營文化努力工作，為下一次執行光榮的閱兵任務積蓄能量。
5.軍樂的“外宣”功能。隨著國際間軍事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國的軍事外宣工作變得尤為重要，良好的對外宣傳有利于展示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光輝形象；有利于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我軍的軟實力；更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讓世界了解中國，有力地駁斥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軍樂文化作為軍事外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都在發揮著積極地作用，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軍樂文化通過外交媒介重點在二個方面進行對外宣傳，一是軍樂文化的援外工作，外宣方向以亞、非、拉等國家為主，不斷向與我國建交的國家提供軍樂技術培訓和樂器裝備支持；二是軍樂文化的交流活動，外宣方向以發達國家為主，參加各國舉辦的國際軍樂節，在英國愛丁堡、德國不萊梅、俄國莫斯科等國家的軍樂節上，我國的軍樂與各國軍樂同臺競技、盡顯風采，一首首具有中國氣派、民族特色的軍樂作品展示出我國軍樂文化的軟實力，通過軍樂外交的方式促進國際間的文化交流，進而積極推動中國軍事外宣工作的有效開展。
綜上所述，“軍樂”的作戰功能、禮樂功能、閱兵功能、外宣功能、為兵服務功能是軍樂學功能論主要研究的方向，也是與管樂在結構主義的異質同構性方面所存在的本質劃分，當然，軍樂的功能遠不止這五個方面，在其他領域的研究還在不斷拓展，同時也有待于其他軍地學者們繼續挖掘與探索。
注釋：
[1]陳毅剛：《中國軍樂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頁。
[2]洪潘：《舊社會軍樂回顧》，《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83年第4期，第60頁。
[3]司馬彪：《續漢書》志第五，見中華書局點校本《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1-3132頁。
[4]李驁：《漢四品樂文獻考辯——兼論黃門鼓吹樂和短簫鐃歌樂的關系》，《文獻》（雙月刊），2013年第4期，第142頁。
[5]呂不韋，高誘注：《呂氏春秋·古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頁。
[6][7]陳毅剛：《中國軍樂史》，第32頁。
[8]結構主義：是文化人類學中的一個學派，他們把各種文化視為系統，按照內部成分的結構關系加以分析，學派代表人物是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
[9]異質同構：是格式塔心理學的理論核心，學派代表人物是美國現代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是指在精神和物質的世界中，任何二種或多種事物其表面可能存在著差異性，但是可以通過一定的認識途徑尋求出他們之間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從而達到對主觀及客觀世界更科學、更全面、更理性、更深層的理解和認知。
[10]陳毅剛：《中國軍樂史》，第85頁。
[11]陳敬東：《親歷中美冰融的時刻》——記參加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禮儀任務，《軍樂禮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頁。
[12]解放軍軍樂團政治部：《軍樂團宣傳資料匯編》（內部資料）——見證尼克松的“破冰之旅”，2009年9月，第49頁。
[13]徐靖，唐中科：《軍樂嘹亮 禮贊祖國》，《人民網-人民日報》，2016年7月30日第2版：40-44。
參考文獻：
[1]陳毅剛.中國軍樂史[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
[2][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一、二冊）[M].張祖建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呂不韋，高誘注.呂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司馬彪.續漢書志[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5.
[5]解放軍軍樂團政治部.軍樂團宣傳資料匯編（內部資料）[G].2009，09.
[6]陳敬東.親歷中美冰融的時刻——記參加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禮儀任務[J].軍樂禮贊，2012，（06）.
[7]洪潘.舊社會軍樂回顧[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83，（04）.
[8]李驁.漢四品樂文獻考辯——兼論黃門鼓吹樂和短簫鐃歌樂的關系[J].文獻（雙月刊），2013，（04）.
[9]徐靖，唐中科.軍樂嘹亮禮贊祖國[N].人民網-人民日報，2016-07-30（02）：4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