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雙
【摘 要】大提琴是來自西方的弓弦樂器，有著純正的西方音樂血統，在進入中國三百多年后，經過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浸潤，其早已經融入到了中國各種音樂形式中。近年來，中國樂壇刮起了“跨界風”，本文通過對大提琴和戲曲音樂跨界組合演出的現狀，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母語傳承，以及音樂表演形式和內容的關系進行了思考和探索。
【關鍵詞】大提琴；傳統音樂；戲曲音樂；母語；跨界
中圖分類號：J62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008-02
中華民族歷史延綿五千多年，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代表中華民族精神、凝聚著華夏大地寶貴的人類智慧的文化，這就是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它代表著中華人民的理想、信仰和價值觀，是中華民族雖經歷千年的歷史朝代更迭和外族文化入侵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撐和動力。
回顧歷史，中國文化所傳承的精神內涵早已融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骨血里，并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遷呈現出多種發展方向。正是由于對文化發展可能性的過度理解，新興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使人不禁疑惑：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的平衡點在哪里？
歷史的車輪早已駛進21世紀，如果從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算起，那么到今天，中國新文化運動已經走過一百多年的歷程了。這一百多年是中國新文化從啟蒙、自省，到重新審視、評估文化概念的重要過程。今天，中國國力雖日漸強盛，但我們依然面臨著新文化的前途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程樂松說：“……被新文化改造了的到底是什么？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文化帶來了什么？如果新文化運動是一個關于文化改造和社會進步的嚴密設計和成功實踐，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今天中國文化的境遇，特別是在西方與傳統的夾縫中的嚴峻挑戰？……不客氣地說，新文化運動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仍是根基性的——新文化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一個關于新文化的理想圖式，那么它是什么？它的實現路徑何在？”
新文化的發展仍在繼續，中國音樂人一直都在找尋著方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傳統音樂文化來說，直面著來自西方文化和本國新文化大潮最兇猛的考驗。
近年來，中國樂壇刮起了民族樂器“現代風”、“組合風”，各路音樂人都把眼光聚焦在民族樂器新型編曲模式和演奏模式上，美其名曰“新民樂”，編曲所使用的音樂素材大都取材于國內外流行音樂，演奏形式以各種表演形式混搭為主，如演唱與樂器、多種民族樂器、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民族樂器與流行樂器等。這種新音樂一經推出便受到了各方熱捧，當然也促使了各種音樂團體的紛紛效仿。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人們逐漸發現各種新音樂形式和曲風都大同小異時，對新民樂的熱情開始逐漸降溫，頭腦也更加冷靜，開始懂得如何去選擇性地欣賞。對于此類新音樂形式來說，其生存與否完全依賴于市場，能夠博眼球、拿票房是最大的目的，勢必也就造成了其表演形式的意義遠遠大于音樂本身。音樂本身具有民族、文化、情感等內涵，代表了人類對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感知與向往，音樂外在的形式是要服從并服務于所有的、內在的、本真的內容，當音樂形式僅僅是為了賣座，也就決定了其如曇花一現般的結局。
大提琴是來自西方的弓弦樂器，有著純正的西方音樂血統，但在其進入中國的三百多年后，經過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浸潤，早已融入到了中國各種音樂形式中。大提琴作為低音樂器，進入到中國樂隊當中有一些客觀原因，如中國傳統音樂中缺乏低音樂器、我國自制低音樂器的失敗、中國樂隊編制西洋化等。但大提琴作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普遍被運用在了民族管弦樂隊、戲曲伴奏樂隊中已經成為事實。
在對“大提琴本土化”研究十幾年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大提琴的西方音樂屬性和中國傳統音樂屬性其實并不沖突，在我國現有民族樂器中，二胡、琵琶等起初也是外族的樂器，從形制到演奏方法都經歷了漫長的變革，最終成為代表我國民族文化的樂器。這恰恰說明了無論是中國還是他國，音樂文化傳承的是精神內涵，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固然有所不同，但同樣是用音樂手段去表達情感、彰顯精神魅力，如果僅僅因為大提琴的西方起源屬性和被認為固化的演奏形式，而忽略、甚至拋棄真正的音樂內在，是可悲的、偏執的，更不是中國音樂發展的正確道路！
大提琴民族化的改革已經很多年了，很多中國大提琴演奏家都曾致力于大提琴民族樂曲的創作和演奏，樂曲的創新點大都集中在民間曲調和少數民族風格上，在演奏技法上有不少創新，像《薩麗哈之歌》《湘江之歌》《草原贊歌》《幻想曲》等都被稱作是大提琴經典民族樂曲。近些年也出現了一些帶有明顯近現代音樂風格的作品，如《林沖》等，作為中國民族音樂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戲曲音樂領域，大提琴除了作為低音聲部出現在樂隊中，鮮少有獨立的作品出現。19世紀法國著名的現實主義小說家都德說過，“母語是民族的標志和象征，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向傳統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掌握母語的表達，而戲曲的聲腔藝術是中國音樂文化最古老、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中國民族音樂的起源，可以說，戲曲音樂是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母語。中國人的大提琴音樂有責任表達中國民族精神和音樂文化內涵，是否能夠掌握中國母語化音樂語言方式至關重要。
在2013年12月4日和2015年12月15日，北京音樂廳分別首演了兩首戲曲風格樂曲，即大提琴與京胡協奏曲《別》，以及京劇室內樂《奈若何》。兩首曲目都是以“霸王別姬”的故事和京劇曲調為藍本，大提琴的藝術形象在霸王和虞姬之間穿梭。大提琴被稱為“最接近人聲”的樂器，原因就在于其發聲的音域非常符合人類發聲的音高，大提琴的“無品”指板能夠達到最大程度，而廣闊的音域能夠同時完成激烈、抒情、高亢、低沉的音樂風格，使樂曲充滿了戲劇性。
值得一提的是《奈若何》。這是一首由大提琴、三弦、男旦青衣、京劇打擊樂共同打造的原創跨界樂曲，這個跨界音樂團隊是中國第一支以戲曲音樂為創作主題的跨界組合。作者以中國傳統弾撥樂器三弦與西洋弓弦樂器大提琴的獨特組合形式，以京劇《霸王別姬》中的傳統音樂語匯為主線，以器樂化語言闡釋著西楚霸王項羽的英雄壯歌與悲憤情懷。樂曲依據京劇經典的韻白、唱腔、鑼鼓經與傳統曲牌【哭相思】（亦稱【楚歌】）、【垓下歌】、【南梆子】、【夜深沉】為素材進行改編創作，使中西兩件樂器與京劇男旦的表演融為一體，試圖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來表現京劇藝術的博大精深，給觀眾帶來嶄新的視聽感受。
在這首樂曲中，青衣的表演完全繼承了傳統的“唱念做舞”，在展示聲腔化的同時，讓人直接感受到傳統表演藝術（手眼身法步），把傳統程式化表演放在新的形式中，在欣賞音樂的同時還能欣賞到中國傳統的表演方式，其核心意義就在于傳統京劇的程式化沒有被破壞，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包括三弦和大提琴演奏的旋律，完全符合戲曲傳統音樂的規律。
該樂曲一經推出就引起了音樂界和戲曲界的高度關注，眾多演出邀約紛至沓來，觀眾對這種戲曲新形式非常認可，可以說這是大提琴與戲曲音樂聯手的重大突破。中央電視臺音樂頻道對此樂曲也進行了錄制和播出。
2016年的中國刮起了一陣“跨界”旋風，到底什么是“跨界”？簡單來說就是在從事原有的專業、行業的同時，能夠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進行角色轉換。對于音樂文化這個專業化程度較高的領域來說，跨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市場浪潮洶涌的今天，民族音樂的低迷使很多民族音樂工作者看不到未來的方向，“跨界”成了拯救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現在許多民族樂器演奏者都在嘗試進入創作領域，用手中的樂器演奏移植、改編的樂曲，還有很多人嘗試創建新的演奏形式，試圖用開拓樂曲風格和拓寬演出領域的方式延續民族器樂的生命，因此現在的民族音樂演出市場出現了混亂和迷茫。
“根”和“魂”是現今文化圈里熱議的焦點，“根”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文字、藝術作品等），而“魂”是經典所承載的價值意義。現在的音樂人總說“文化創新”，但憑什么來創新？離開了這個“根”和“魂”，創新就失去了意義。一個國家的母語是其文化的載體，是民族的“根”，而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母語就是千百年傳承下來的帶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音樂體裁，是作為中國音樂人需要去守護并賴以生存的文化基因。如今，隨著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的母語文化正在流失，母語文化的消亡就意味著民族特征的消亡，如何保護母語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作為新一代的中國音樂人，肩負著傳承和發揚的歷史重任，因此，在繼承創新的過程中要極其慎重。要想使中華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生機盎然，在進行一切創作時就要保持對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要盡保護之力。事實上，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多種音樂形式并存是音樂文化蓬勃發展的標志，這種標志也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容乃大”特征的最好體現。無論是在還原、繼承，還是在發揚和創新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必須立足于傳統。
事實上，無論是哪種音樂形式，其最終的發展壯大就是“形式多變、內容不變”，而此處所說的“內容”就是中華民族的母語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在進行音樂創作時，可以采取多變的音樂表演形式，但內容上要保持中國傳統音樂特點，以不一樣的音樂形式展現具有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傳統的樂器和音樂，讓人們在不同的音樂形式下去感受傳統文化，使音樂文化的精神內涵得到傳承與傳播。
可喜的是，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近年來，中國新一代音樂人正在慢慢回歸傳統，已經邁出了保護和傳承母語文化的堅實腳步，逐步意識到了傳統文化才是獨樹一幟的特色，更加清晰地知道只有保護好我們的“根”、我們的“魂”，才能在未來創造出自己的音樂天地！
多年前，大提琴和戲曲的關系還僅僅停留在樂隊伴奏的低音聲部，現如今，通過幾代中國大提琴人的努力，大提琴已經開始走在了深層次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上。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瑰寶——戲曲藝術賦予了大提琴這件西方樂器新的靈魂和生命，大提琴也將為這種重生而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