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曼蘇爾》是根據寧夏南部山區流傳的回族民間故事改編而成，是花兒劇這一地方劇種的開山之作。論文從內容思想、民族文化、語言藝術、社會價值四個方面來探索該劇文本。希望能對于西北地方戲研究，涵括各個民族的“中華文學史”構建有所裨益。

【關鍵詞】《曼蘇爾》 ；花兒劇；民族文化；語言藝術

中圖分類號：J8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4-0004-03

花兒劇，初稱花兒歌舞劇，脫胎于民歌之“花兒”，是以花兒格律為主編寫唱詞，以眾多的花兒曲令為主，博采眾長創作的戲劇音樂，用寧夏方言為道白，具有場、念、做、舞的一種全新的舞臺劇。產生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回族聚居區，是個新興的少數民族地方劇種。

花兒劇《曼蘇爾》是根據寧夏南部山區流傳的回族民間故事創作的，也是花兒劇這一地方劇種的誕生之作。《曼蘇爾》一劇原名《曼蘇爾和東海公主》，是一個流傳于西北回族中婦孺皆知的故事，在這則故事里，滲透著許多回族風俗、心理積淀和思維模式，表現了回族人民的勤勞勇敢和不畏惡勢力的精神。后張宗燦會同深諳本土民間音樂藝術的馮亞新一起深入挖掘當地回族民間文學題材，運用當地十分流行的回族花兒進行劇目創作，《曼蘇爾和東海公主》一劇在固原地區參加文藝調演，并代表固原地區參加自治區文藝調演。后來經過修改重拍，更名為《曼蘇爾》，先后在寧夏、北京、陜西、四川等地連演一百多場，成為演出最多的花兒劇。歷史學家白壽彝在國家民委文化司為《曼蘇爾》舉辦的座談會上高興地說：“這個歌舞劇是回族藝術的一個突破。”[1]

一、《曼蘇爾》的內容思想

回族花兒劇多描寫“花兒”流行地的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風貌。《曼蘇爾》是以流傳于西北回族中的民間故事為題材，其中滲透著許多回族的風俗習慣、思維模式和民族風貌，表現了回族人民勤勞善良、不為艱險的民族精神的歷史傳說劇。劇本以曼蘇爾與三公主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分為《潭邊定情》、《歡樂的求親》、《夢幻中的婚禮》、《跳潭尋妹》、《龍潭贈花》五場。

第一場《潭邊定情》是故事的開端，曼蘇爾與東海三公主在潭邊對唱傳遞愛慕之情，黑蛇精出現欲強搶三公主，曼蘇爾英雄救美與三公主聯手擊敗黑蛇精，兩人互訴衷情并交換信物，曼蘇爾準備上門求親。第二場《歡樂的求親》講述了曼蘇爾與三公主之間的約定被杜拉西的兒子哈塞得知，哈塞貪戀三公主美色欲娶她為妻，于是杜拉西一家人便定下毒計，要求曼蘇爾在狼窩里走一個往返抱回丟失的羊羔，曼蘇爾為娶三公主則只能答應。第三場《夢幻中的婚禮》開場就描述了曼蘇爾一路的艱難險苦與危機重重，曼蘇爾在夢中看見了自己與三公主結婚，最后得到三公主幫助，成功抱回羊羔。第四場《跳潭尋妹》講述了曼蘇爾平安歸來，杜拉西一家人違背誓言，使哈塞冒充曼蘇爾去迎娶三公主，曼蘇爾跳潭尋妹。第五場《龍潭贈花》是故事的結尾，哈塞被勇闖龍宮的曼蘇爾拆穿謊言，龍王明辨是非，將哈塞變成石頭，并將女兒許配給曼蘇爾，兩個人在鄉親的祝福聲中，去到了九重深處，彩云繚繞的地方。

《曼蘇爾》情節跌宕起伏，安排巧妙，故事里的情節反映出中國神話傳說中傳統的元素，比如說：曼蘇爾英雄救美的橋段，反派角色（杜拉西一家）的阻撓，好事多磨與絕處逢生的情節，邪不勝正，懲惡揚善的思想和最終大團圓的結局。所有的情節內容都是符合觀眾的審美期待和中國傳統思想模式的，這也反映出回、漢文化的交融。

《曼蘇爾》一劇以曼蘇爾與東海三公主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定情到結親中間一系列的狀況促進了整個故事的發展，可以看出《曼蘇爾》的思想價值。首先是倫理價值，善惡的對立，曼蘇爾和龍潭三公主是善的代表，鄉親、朋友、龍王都是作為整部劇中善的一面存在的。曼蘇爾展現出的是回族青年所持有的勤勞、勇敢、正直、善良的優秀品格，他不畏兇頑、無懼邪惡、忠于愛情、熱愛生活，為救三公主不惜受傷，為娶三公主不畏艱難地闖狼窩、跳龍潭，在金銀財寶的面前不為所動；三公主則是有著多重身份，在侍女面前是公主，在曼蘇爾面前是愛人，龍王面前的小女兒，每一個身份所呈現的態度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表現出她勇敢追求愛情，不貪圖富貴；龍王的公正裁決，鄉親之間的祝福，勸導與鼎力相助都使這部劇充滿了暖意。杜拉西一家是惡的代表，作為破壞者的身份出現，仗勢欺人，強取豪奪，無奈機關算盡，也沒有落得一個好下場。而黑蛇精、惡狼精、藤妖這些小的邪惡勢力，推動著劇情的發展，也表現了懲惡揚善的思想。

其次，《曼蘇爾》也體現出它的教化價值。“傳奇美的一個原則：教化與言情的統一。”[2]花兒劇《曼蘇爾》汲取了中國戲劇的養分，也勸善懲惡，有其獨特的教化價值。杜拉西一家作為惡的一面，自然是不為人所接受的，但是從這個家庭內部來說，杜拉西夫婦對于兒子哈塞也是關懷備至，有求必應的，但是教育方式出了錯，愛也是害。在杜拉西夫婦提出奸計，設計曼蘇爾危害其性命時，哈塞沒有覺得不合適反倒大力的贊賞了父母的作為，絲毫沒有同情之心，也可見長期以來灌輸的就是身為權貴的優越感，這種教育方式使得杜拉西一家最終自食惡果。曼蘇爾是杜拉西一家的放羊娃，從小在鄉親鄰里之間長大，雖然貧苦但是勤勞善良，龍王作為龍女的父親，對龍女十分寵愛，也不愿讓女兒受苦。曼蘇爾龍潭選花，選上了第三朵花，龍王依依不舍地說道：“這第三朵花我撫育十余載，本大王實難割愛。”又擔心三公主享受慣了榮華富貴，“若去到深山老林，恐難以受住風吹雨打”。顯示了龍王對三公主的父愛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但是也依舊被曼蘇爾的勤勞善良打動。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對比，也可見《曼蘇爾》的教化作用。

二、《曼蘇爾》的民族文化特色

伊斯蘭音樂文化具有1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其流傳地域之廣，影響力之大，幾乎是無與倫比的。“有元一代，回族之文化自亦將隨回族人士而俱來，故其音樂歌曲，亦有傳于中國者。”[3]花兒作為一個民歌品種，是文化交互融合的結果，曾有過不斷的吸收、摒棄過程和持續數百年之久的頻繁的雜交與再雜交過程。[4]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是一個汲取、交融、再生成的過程。由“花兒”形成的花兒劇是這樣，由多種民族文化形成的回族文化也是這樣。回族人以漢語作為本民族的語言，并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匯，使用漢文。《曼蘇爾》整體是使用漢語傳唱，但是其中也有明顯的波斯語、阿拉伯語的痕跡和伊斯蘭教文化。

如：第三場《夢幻中的婚禮》：

莊嚴肅穆的清真寺出現了。神情莊重的阿訇走來，人群立即寂靜無聲。要接都瓦了。

清真寺：清真寺，也稱禮拜寺，是伊斯蘭教信徒禮拜的地方，詞根為“拜倒”的意思，因為穆斯林禮拜時需要拜倒叩拜。清真寺與穆斯林一生的生活息息相關，主要具有宗教活動中心、宜教中心、宗教教育中心、文化中心、處理穆斯林民事的中心、穆斯林聯系交往的中心的功能。

阿訇：“阿訇”是阿拉伯語akhund的音譯，指伊斯蘭教主持清真寺教務和傳授經典的人。阿訇作為伊斯蘭教的職業宗教人士，指導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們進行各種各樣的宗教活動。在舉行禮拜時，為教民們講授《古蘭經》，主持禮拜儀式，在日常生活中，對穆斯林群眾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行為規范等很多方面進行指導和管理。阿訇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宗教素養，深受穆斯林群眾的尊重。“都瓦”，是回民的結婚儀式或祈福儀式。

又如，第四場《跳潭尋妹》：

長者（祈禱地）真主啊！你相助你的穆民葉提麥·曼蘇爾的米卡哈相成吧！

真主：“真主”即AI-iIah，常音譯為“安拉”、“阿拉”等，原意為神，是伊斯蘭教信奉的唯一主宰。[5]

穆民：“穆民”，阿拉伯語音譯，意為“信仰者”，“歸信者”，“信教者”，舊稱為“幕門”、“幕民”等，是篤信伊斯蘭教者的稱謂，凡表示信仰伊斯蘭教，并當眾朗誦“清真言”，“作證者”者，即為穆斯林。其中信仰堅定，堅持宗教功修并恪守伊斯蘭教法律和道德行為規范者即稱“穆民”。對于特殊民族文化的表現，能夠使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各美其美”，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同時，也使得劇本富于情趣，能夠使其他民族觀眾增進對于“他者”文化的了解。

三、《曼蘇爾》的語言藝術特色

在花兒劇中，為了充分完成劇本的主題，生動地刻畫人物，推動劇情的發展，劇作者會根據不同題材，不同風格，不同的藝術形象，唱詞以花兒曲令為基調格式，并援引信天游等西北地方民歌的演唱形式和對仗等我國古典詩詞的修辭方式，多采用比興的修辭手法，在段落中較多地運用疊字、疊句以及“者”“嘛”“呀”“哈”“哎”虛詞來做襯字編寫唱詞。

如《曼蘇爾》第一場《潭邊定情》

曼蘇爾：（唱）朵朵（者）白云心牽連，清清（者）泉水蜜甜。阿妹可是龍潭女？曼蘇爾睡夢里常見。

三公主：（唱）真是個勇敢的少年實在漢。

曼蘇爾：（唱）好一朵牡丹園里的俊牡丹。

三公主：（唱）心兒跳，難開言。

曼蘇爾：（唱）偷眼看，眼兒（嘛）越饞。

……

領唱：水繞（者）嶺坡浪花兒翻，龍潭是幸福的源泉。

心心（者）相映情無限，好花兒配上個少年。

這段唱詞中的“者”“嘛”等字都是作為虛詞出現，除了這兩個字，劇本中還多用“呀”“哈”“哎”“呦”等一些虛詞來做襯字。

花兒劇作為地方戲劇，還具有著語言的口語化、通俗化，劇本中常有俚語、俗語的出現，增強了戲劇的可看性，使之更接地氣兒，便于在民間推廣流傳。如《曼蘇爾》第一場《潭邊定情》黑蛇精出場，三公主罵道“呸！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四、《曼蘇爾》的社會價值

《曼蘇爾》作為一部生命力強大的“花兒劇”，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劇本、情節方面的感受，更有著它獨特的社會價值。回族人民作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它的文化內涵有著獨特的魅力。劇本中所描述的獨特的地理環境與風俗習慣，對大部分讀者來說都是一種新的體驗，第三場《夢幻中的婚禮》就出現了許多回族特有的色彩。如結婚所戴的回族蓋頭，新人要喝“蓋碗茶”，結婚時需要向鄉親們撒核桃紅棗等。這些描寫都有助于回族文化的宣傳。而曼蘇爾作為一個勤勞勇敢的回族少年的典型，大膽地求娶漢族女兒三公主，得到了鄉親們的贊同與祝福，龍女也得到了龍王的悉心叮囑，最終兩人雙宿雙飛，圓滿結局，更體現了在當下社會各個民族的和諧相處，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曼蘇爾》所贏得的贊賞和日益擴大的影響，正是它強大生命力的標志，中國西部一帶獨特的地理環境養育出了具有獨特文化的人民，而《曼蘇爾》作為西部民俗“花兒劇”的代表，表現出了西部山川的宏闊氣勢和粗獷情懷，它的劇本直接反映了回族人民的愛情生活，涉及到許多的民俗文化和地方風俗，使更多的人以更簡便的方式了解回族文化，促進回族文化更好的發展，也促進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對于花兒劇的研究，庶幾可以為涵括各個民族文學的“中華文學史”構建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楊玉經，陶雨芳，雷金銀.寧夏回族花兒劇精選[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2]譚帆，陸煒.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76.

[3]劉銘怒.回回與元代之戲曲[J].西北通訊，1948（11）.

[4]屈文焜.花兒與伊斯蘭文化的關系[J].西北民族研究，1999（01）.

[5]武宇林.“花兒”民歌與北方少數民族語言[J].寧夏社會科學，2012（02）.

作者簡介：

王宇琪（1994-），女，甘肅蘭州人，江蘇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戲劇與影視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