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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以來我國說唱音樂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間在繼承發(fā)展舊有曲種的基礎上出現了一批新的曲種；隨著專業(yè)化隊伍的不斷壯大，出現了許多杰出的演員和藝術流派；表演內容上出現了不少表現近代民眾生活的文藝作品。近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以及日益蕭條的農村經濟，迫使大批農村說唱藝人涌人城市，出現了從農村傳統(tǒng)說唱向城市新興說唱音樂的轉變。新興曲種的不斷涌現是這一時期顯著的特點。
關鍵詞：曲藝；形式；說唱藝術
中圖分類號：J82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05-0166-01
一、京韻大鼓
從木板大鼓發(fā)展而來的京韻大鼓，在1900年后經過藝人的不斷革新，逐漸形成了京韻鼓界的早期三大流派，即劉寶全的劉派、白云鵬的白派以及張筱軒（又名張小軒）的張派。隨著女藝人的興起，30年代出現了白鳳鳴的“少白派”、“金嗓歌王”駱玉笙的駱派等。40年代還出現如小嵐云、孫書筠等一大批著名的京韻大鼓女演員。表演曲目在題 材上更加豐富多彩，既有表現金戈鐵馬的戰(zhàn)爭題材，又有正劇、悲劇和風趣活潑的生活題材，還有根據歷史故事、民間傳說改編的作品。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京韻大鼓在創(chuàng)作上也出現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愛國主義情感的新作品。如票友張友舫等編創(chuàng)，白云鵬、崔子明等演唱的《大勸國民》、《孫總理倫敦蒙難》等新作品。白云鵬還演唱有《提倡國貨》等具有進步社會意識的新唱段，抗戰(zhàn)時期演唱《哭祖廟》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思。滑稽大鼓著名演員富少舫等也曾在重慶等地演唱過老舍編寫的抗戰(zhàn)鼓詞。正是由于這些不同藝術流派和演員的不懈努力，使京韻大鼓在北方流行的眾多大鼓品種中脫穎而出，成為流行全國的曲種。
劉寶全，河北省深縣人，“劉派”京韻大鼓創(chuàng)始人。自幼隨父學唱“怯大鼓”，青年時期，先后跟隨胡十、宋五、霍明亮等人專攻大鼓。他對四胡、琵琶和三弦等民族樂器十分精通，在全面學習和繼承前人技藝的基礎上，博采廣取，并且大膽地進行了改革創(chuàng)新，吸收了京劇、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和其他民間曲調，以及京劇中的唱工、念白、運腔等方面的技能，韻大鼓的唱腔，還編創(chuàng)了許許多多具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段子。劉寶全的嗓音甜脆圓亮，能很好地駕馭高低音，唱腔豐富多變，擅長用高腔來烘托氣氛，咬字吐詞清楚有力，形成了他獨有的高亢挺拔、氣勢磅礴和瀟灑自如的風格，素有“鼓王”之美譽。他的代表作品有《單刀會》、《長坂坡》、《大西廂》、《鬧江州》、《審頭刺湯》、《馬鞍山》和《喜中喜》等。
白云鵬，河北霸州人，白派京韻大鼓的創(chuàng)始人，青年時候在鄉(xiāng)下的廟會里面說唱大書，后來到北京跟隨史振林學習木板大鼓。他的唱腔富于口語化，外相樸實，內含風韻，說唱相間，板眼細密，唱腔平和順耳，頂板唱的快三眼是其特色唱腔，在強調京韻、京字的同時，保留了一些家鄉(xiāng)土語，使人能夠很明顯地品味到原怯大鼓的味道，其嗓音蒼勁而寬厚、吐字清晰、韻味悠長，形成了獨特的“白派”風格。《白帝城托孤》、《黛玉焚稿》、《探晴雯》、《寶玉娶親》、《孟姜女》、《花木蘭》、《徐母罵曹》、《樊金定罵城》等是其代表作品。
駱玉笙，天津人，藝名小彩舞，“駱派”京韻大鼓的創(chuàng)始人。從小學唱京劇老生，17歲開始唱京韻大鼓。跟隨劉寶全的琴師韓永祿學習“劉派”大鼓的唱法。她在劉派（劉寶全）唱腔的基礎上，結合白派和少白派之所長，創(chuàng)立了以抒情見長的女腔京韻大鼓，世稱駱（玉笙）派，在京韻大鼓界獨樹一幟。行腔中運用大量使用顫音和滑音的技巧，構成了駱派唱腔中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演唱上駱玉笙注重字尾潤腔、各種顫音包含在不同的字韻中，使得一個字或一段腔呈現出不同的曲線和韻味，享有“金嗓歌王”的美譽。《丑末寅初》、《擊鼓罵曹》、《林沖發(fā)配》、《臥薪嘗膽》、《送瘟神》等是其代表作。
二、山東琴書
起源于清乾隆初年魯西南菏澤地區(qū)的山東琴書，進城以后也進行了改革，如將伴奏樂器改為揚琴，當時人稱“唱揚琴的”，并多吸收女藝人參加，使其影響日益擴大。由于受地方方言及各地民間音樂的影響，山東琴書逐漸形成了南、北、東三路不同音樂風格的琴書流派。南路山東琴書主要流行于魯西南的菏澤、曹縣、鄆城一帶，茹興禮的“茹派“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流派，藝術特色是將鳳陽歌一曲曲牌改為一曲多板或一曲多腔的說唱曲牌，突出了魯西南的地方語言特色。東路山東琴書以廣繞、博興為中心，流行于膠東各地，以商業(yè)興、商云霞的“商派”為代表。藝術特色是將南路鳳陽歌與魯西北運河一帶的老四平調相融合，創(chuàng)立了一種風格新穎的“四平詞”。北路山東琴書以濟南為中心，流行于魯西北地區(qū)，代表人物是鄧九如的“鄧派”。鄧九如對山東琴書的革新最具影響力。語言上以濟南方言為基礎，然后再吸收地方俚語，使音樂語言純樸、親切而幽默。在音調方面，為加強唱腔音樂的旋律性，將基本調老《鳳陽歌》大頂板唱法改為中眼起，音樂也主要以《鳳陽歌》、《垛子板》為主要曲調，中間穿插少量小曲的結構形式。1934年鄧九如在天津演出引起轟動，并正式命名為“山東琴書”。
總之，說唱藝術是中華民族獨具藝術特色的一種集文學、音樂、表演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分布廣、分支多、音樂豐富、曲目繁多、演唱形式簡便靈活的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歡。
參考文獻：
[1]江玉祥，道曲、道情和道情藝術——“道情”說唱藝術探源[M].民間文化論壇，20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