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蘋
地方曲藝曲種如何傳承與發展，是當下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內的各項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要而又緊迫的問題。從根本上而言，“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核心，這些文化遺產要想很好地“承”，“傳”是基礎。那么，如何更好、更科學地“傳”？認真細致的普查工作則是關鍵之一。因此，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開啟之初，文化部就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了各項遺產的普查工作，并印發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普查手冊》。通過幾年的深入調查，大致摸清了我國現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情況。“據不完全統計，參與這次普查的工作人員有50萬人次，走訪民間藝人115萬人次，投入經費8億元，收集珍貴實物和資料29萬件，普查的文字記錄量達20億字，拍攝圖片477萬張，匯編普查資料14萬冊，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總量近87萬項。”（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頁。）雖然普查工作目前業已結束并取得了較大成果，但不容諱言的是，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尚存不少問題。對此，筆者試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個成功的曲藝音樂考察個案的歷史經驗為例，來對我們在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中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加以反思，以期為下一步數據庫的建立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楊蔭瀏先生曾帶領他的學術團隊對京津地區的單弦藝人進行了采訪，歷時三年，獲得了大量藝人的口述和錄音資料，經過整理出版了兩本樂譜單行本和兩本曲譜集。其中，《單弦牌子曲選集》記錄曲牌15種，曲目4首。《單弦牌子曲資料集》共記錄曲牌30首，曲目9首。在這些書中詳細介紹了伴奏樂器八角鼓和三弦的形制及演奏手法，曲種的歷史、演唱形式、內容題材、結構，曲牌的來源、特點、排列、轉調、旋律與字調的關系等。此次考察是第一次對曲藝曲種進行有計劃地實地采訪，所有的錄音資料都有譜例一一對應。書中精密詳實的樂器手繪圖和演奏圖、唱腔和伴奏雙行譜例，以及每首曲目都記錄了調式、節奏、速度、演唱者、伴奏者等詳細信息，不僅成為了解和研究單弦藝術的重要資料，而且從中也充分顯示出了研究團隊開拓性、前瞻性的學術視野和較高的音樂專業素養。這次考察對當下曲藝曲種的保護而言，有許多非常值我們借鑒的寶貴經驗。
一、重視音樂譜例記錄的精確性和規范性
曲藝中的大多數曲種，有音樂性的構成元素。而音樂是時間的藝術、聽覺的藝術，轉瞬即逝。為了便于演唱演奏、鑒賞、學習、保存，我們使用約定俗成的符號將其記錄下來，形成了樂譜。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留下了一些曲藝曲種類的樂譜，如最早的鼓譜，《禮記·投壺》就記錄了周代魯國流行的魯鼓、薛鼓的節奏；宋末元初人陳元靚編《事林廣記》中收有唱賺譜《愿成雙》、唱賺伴奏譜《全套鼓板棒數》等，成為我們探尋這些曲種藝術發生發展軌跡的重要資料。但是，眾多曲藝曲種大多生發于民間，往往被視為下里巴人的藝術而鮮有文人士夫階層關注與重視，其演唱藝術更多的是通過一代代民間藝人之間口傳心授的方式加以傳承，落實于文字或音樂符號的資料是少之又少。即以單弦而言，這個形成于晚清、成熟于民國時期的曲種藝術當時可謂流派紛呈，盛極一時，如今雖然存有一些曲詞抄本，但能體現其演唱藝術、流派藝術的曲譜卻屈指可數，所以當我們滿腔熱情地將這些散落的曲本資料拼接起來，試圖去還原其歷史發展脈絡時，發覺這些資料遠遠不足。同時，隨著民間藝人的逐漸逝去，單弦藝術的許多經典曲目、演唱技巧等也隨之永遠塵封于歷史之中。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楊蔭瀏先生當年的考察采訪與記錄整理，不僅為單弦藝術留下了一批珍貴的研究資料，而且由此也為曲藝曲種保護中重視音樂曲譜資料的收集、整理樹立了典范和規范。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的推動下，從國家到地方的各級保護機構對當地曲藝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此基礎上整理出版了一些譜集。其體例一般都包含曲種歷史淵源、曲牌和曲目的譜例、伴奏樂器說明等內容，為我們了解曲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同時我們也能看到，記譜的準確性和規范性仍待提高。曲藝音樂的記譜要求不僅要熟悉中國傳統樂理，還要了解地方方言特有聲調、韻律及重音等知識，具有一定難度。從事一線的工作人員由于專業背景有限，通常會向藝人請教，反復溝通。誠然，對于各個曲種藝術而言，其藝人有著最高的話語權，他們掌握了通向這門藝術的鑰匙，跟他們溝通確實能快速地了解這門藝術。但值得注意的是，藝人對于本曲種的理解往往有自身的一套話語體系，他們依靠口傳心授的方式心領神會，細致入微。當局外人想將這些音樂形式落實于紙質，為了讓更廣泛的人群了解，這就需要一定專業知識和操作規范作支撐。因此，我們不僅要向藝人學習，還要向音樂學院專業人事請教，整合社會資源，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專業學習。記譜是一項繁瑣且細致的工作，生產周期長產量低，但是它是傳承的基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楊蔭瀏先生的單弦記譜，不僅準確性高，且對于格式不是簡單的單行旋律譜，而是帶有唱腔和三弦的雙線譜（唱腔和伴奏的多行譜例），這對于表演藝術家、研究人員等而言，了解旋律、伴奏手法（托腔、隨腔）一目了然。因此，在普查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應提高記譜的準確性和規范性，使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二、信息資料的完整性
（一）音像資料的完整。曲藝藝術的傳承，僅靠文物、樂譜和文字資料的記錄，是平面的傳承；既有文字又有音像，才是立體的傳承。隨著音像技術的發明和不斷提高，錄音（像）機被廣泛用于各行各業，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二十世紀初，許多曲藝藝人及其藝術通過廣播、唱片被眾人所知曉。現在，我們只要輕輕按下鍵，就能隨時聽到前輩藝人們的優美藝術。隨著數字化手段的廣泛應用，其保留的音像品質更高且時間將會更長久。這些曲種藝術能夠借助高科技手段穿越時空。楊先生通過長期的考察，獲得了單弦藝人演唱的大量音像資料，讓我們現代人可以領略和欣賞。而當下的普查中，雖然進行了一定的音像資料的采集，但由于對曲種藝術的本體不了解，其采集往往不甚完整，常常偏向于錄制藝人的短段，或抽取曲牌單獨錄制，出版的著述中亦多見單個曲牌的記譜、短段或少量的中長段，忽視對曲種曲目的完整采集，尤其大書。曲目的完整性對于保存任何曲種藝術都很重要，雖然曲牌的格律有固定格式，但是在不同的曲目中，藝人會有巧妙的處理，體現出其表演技藝的特質與高明之處。選取單個曲牌進行錄音整理往往會遺漏曲種流派藝術的關鍵之處。同樣，對于曲藝藝人而言，大書是體現其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往往是流派藝術的代表性曲目，忽視大書的音像采集，可以說是當下曲藝曲種藝術普查工作的一個重大缺失。
（二）調查信息記錄的完整。大多的調查成果記錄了演唱者、記譜者，側重于出版物版權的歸屬，當然這是重要的。但有的詳細信息缺乏記錄，如調式、節奏、速度、演唱者、伴奏者、演唱時長，這都將有助于我們完整地把握曲種藝術。關于曲藝的伴奏樂器，雖然不多，但隨著調查的深入，我們會發現一些特例，如北京五音大鼓的伴奏樂器瓦琴就很特殊，類似這種樂器應配有詳細、專業的樂器手繪圖和演奏圖，才能更容易和更直觀地讓大家所了解。總之，如果我們對于曲種的記錄不完整，稍有疏忽就會遺漏一些重要的信息，對于藝術的闡釋也就缺乏重要的資料支撐。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楊蔭瀏先生的單弦采訪工作，為曲藝學以及民族音樂學的調查積累了重要的經驗和方法，雖然普查工作與學術意義上的田野調查不能完全等同，但其中卻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客觀地說，專業記譜對于楊蔭瀏先生來說，是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的，長期的音樂實踐造就了其深厚的音樂素養。而我們今天的工作也面臨著人員、機制、觀念等一系列的困難。但值得慶幸的是，這個時代給予了我們充足的物質基礎，能夠以高科技手段和豐富的學科理論作為支撐。依靠前輩學人所作的學術鋪墊，我們理應做到更好，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出我們對前人努力的尊重和對曲種藝術未來的責任與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