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赫赫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類型電影曾在好萊塢盛極一時，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電影就是以中國式的類型電影為主導，并占據了當時中國絕大部分電影市場。有以《沙家浜》為主體的樣板戲類型，有以《南征北戰》《上甘嶺》為主體的戰爭電影類型，有以《神秘的旅伴》《羊城暗哨》為主體的反特驚險電影類型，這些電影的誕生，形成了一個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游擊隊”系列影片的特殊類型。
一、 游擊隊員戰士形象塑造
我國紅色經典電影中的“游擊隊電影”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要算《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這幾部，表現中國人民頑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精神，是這批“游擊隊電影”的根本主題，在這一主題的統領下，每部影片都以獨特的切入點，形成了獨特的內容和特有的美學價值。
（一）《平原游擊隊》具有驚險、傳奇色彩，影片情節緊湊有力，人物生動感人，其藝術成就表現為，在情節上有力地組織了5個斗爭回合，興奮點不斷出現，使觀眾一直處于一種緊張而有序的驚險情節之中，并得到一種審美愉悅。此外，也是最突出的一點，即它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超越了很多影片，人物從平面走向立體。
主要人物李向陽是一個富有平民色彩、遇事沉著老練、處變不驚、“油條”式的傳奇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的審美理想，創作者不僅賦予他中國傳統的英雄傳奇人物的某些特色；同時還賦予他新時代的氣息，他是在嚴酷的抗日游擊戰爭特定的時代環境中鍛煉成長起來的。影片從劇作、場面調度、表演以至攝影、美工（化裝、服裝、道具）等多方面、全方位地體現他的性格特征：不但在對敵斗爭中勇敢、機智、果斷，而且在他與周圍人物的聯系中，在戰斗進程中，逐漸地顯露出他性格的其他側面——如在司令員面前的靦腆、天真，在母親面前的順從、溫柔，在戰友面前的誠摯、熱情……如此處理，這個人物就比較立體、豐滿了。李向陽的性格是堅毅的，郭振清時兒補之以滿臉淳樸而親和的微笑，這種屬于李向陽的招牌式微笑給觀眾的印象永遠揮之不去。在那個民族危亡的艱苦年代，這種閃耀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微笑，意味著非凡的勇氣、意味著永不言敗、意味著必勝的信心。可以想象，不論是在抗戰的艱苦歲月里，還是在戰后的和平年代，這種招牌式的微笑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精神力量。猶其是影片結尾，當日軍中隊長松井舉刀自絕為鬼的瞬間，李向陽帶領游擊隊員，上好從小寶手上拾取的子彈，面對松井語調不高，卻充滿正義式的宣判：放下武器，中國地面上，絕不允許你們橫行霸道！復仇子彈瞬間擊發，松井應聲斃命。聲音、畫面觀眾刻骨銘記。
此外，李向陽的性格也是在斗爭中發展的，不過，他不是從恐懼到無畏，也不是由魯莽到機警，或從樸素的愛國主義感情到高度的階級覺悟，而是在極其殘酷的對敵斗爭環境，面對老奸巨猾的日本軍官，從對斗爭的復雜性估計不足，吃一塹長一智，發展到斗爭經驗比較豐富，并在這槍彈與血的洗禮中揭示出他較為復雜的心理體驗。這對類型片中的人物來說，是比較可貴的。飾演李向陽的演員郭振清，以其特有的淳厚而又機敏的氣質，成功地創造了這一形象，從而使其躋身于這一時期著名電影演員的行列中。
影片中日軍中隊長松井也是刻畫得頗有深度的一個形象。這個受過嚴格的法西斯訓練的日本軍人，是個既殘暴又狡猾的“中國通”，他與李向陽的沖突，構成本片的主要戲劇矛盾。他在軍事思想與行動中的嚴謹刻板、墨守成規，反襯了李向陽的機智靈活。由方化飾演的松井，不僅抓住了他性格中的兇暴、狡詐的一面，同時也揭示了他空虛、偽善的一面，為了演好松井，方化還給松井寫了洋洋灑灑一大本“個人傳記”，把松井外形定位在“鐵青色的臉，像餓鷹一樣的眼睛，眼睛里布滿了血絲，總想要有一種吃人的可怕神情”。以此同時，方化研讀了大量日軍侵華資料，以及大和民族歷史，努力深層次挖掘松井的復雜心理。還為此買來老鷹和猴子，天天觀察它們的舉止，留心它們攫取食物時種種變化的眼神。再用到塑造松井之中，特別是在松井的眼睛上作了很多研究。此外，方化還把過去學的日語撿起來，加以組合力求在語感上接近松井。方化在長影被錯化為右派，在批斗會上，曾有人荒唐、滑稽而幼稚地說，你演的松井比日本鬼子還象日本鬼子，你沒有反動思想感情你能演得那么像嗎？由此可見方化對這一人物的把握比較真實、全面，并富有藝術光彩。此后再也沒有導演找方化演其它角色，這也給方化帶來很大的苦惱。松井形象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影片開始擺脫對日本軍人形象采取漫畫化、臉譜化、丑化的表現方法，以至于在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銀幕上出現的日軍軍官形象，沒有超過方化的。這與方化對人物的深刻體驗、理解，以及他那獨特的人物造型和富有魅力的表演是分不開的。
影片的攝影和音樂也頗具特色，攝影善于從驚險的情節出發，確定并營造相應的影調、氣氛，取得了預期的較理想的效果。而影片音樂則隨著人物的塑造而展開，開篇李向陽、小郭沖過日軍火燒房屋時，采用進行曲式樂調，相同段落還有火燒敵糧庫等，有力烘托了影片緊張、驚險氣氛。以音樂語言刻畫松井時，作曲者抓住日本音樂的調式和音程特點，設計了富有日本風味的音樂主題，以其準確生動的音樂形象而成為電影觀眾耳熟能詳的電影音樂器樂主題。
（二）《鐵道游擊隊》劇作是原作者根據同名暢銷小說改編，劇作刪去了大量枝曼情節，編劇與導演形成一致看法，圍繞“鐵道”做文章。游擊戰爭題材影片并不新鮮，但圍繞鐵道展開的游擊戰卻有其獨特性，導演趙明曾闡述過，要把這些英雄人物在鐵道上的戰斗，生動地表現出來，賦予獨特的、新鮮的藝術形式[1]，編導抓住了這一關鍵點，也就抓住了《鐵道游擊隊》這部影片的藝術性。也因此《鐵道游擊隊》與《平原游擊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影片中最精彩的一些段落，無不與鐵道這一特定的環境以及與之相應的斗爭方式有關。如：飛車卸軍火、打票車、撞兵車、阻擊鐵甲車等，既使人感到酣暢淋漓，又都緊貼火車。相反，原小說中一些精彩情節，如血染洋行、亱襲臨城、拆炮樓等，因其鐵道特點不明顯，被編導舍去。
還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由著名作曲家呂其明寫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非常悠美，抒發了戰士們堅定的必勝信念與樂觀主義精神，歌曲流傳久遠，為該片增色不少。
《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把普通游擊隊員進行典型化處理，突出了游擊隊個體英雄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游擊隊隊長李向陽、劉洪、高傳寶等，表現出了一種植根鄉村百姓之中與解放軍營長、連長完全不同的精神氣質。另外，象小郭、老侯、王強、魯漢等游擊隊員也常伴有盲動思想、沖動行為、思考問題不周等特點，與正規解放軍戰士顯然有別，因此個性鮮明凸出。
二、 再現游擊隊英雄群體
《地道戰》《地雷戰》則著重塑造游擊隊英雄群體，兩部片子中的游擊隊巧妙利用兩種土得不能再土的武器一一地道、地雷，以頗具詼諧幽黙的筆調展示出了游擊隊打擊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力量。地道、地雷成為一部影片的故事、情節發展的核心也是空前絕后的，但它確實是歷史的真實。
（一）《地道戰》用地道將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情形，富含深刻意義。在戰術上講，首先做到隱蔽自己，保存自己，迷惑敵人，擊潰敵人。敵強我躲，分割包圍，逐個殲滅，取得勝利。這里散發出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思想，在面對強大敵人的時候，我們不去直接碰硬，而是分割包圍敵人，逐個殲滅，“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已是經典臺詞。影片中透出的逐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戰術思想，不僅在當時，在當代戰爭仍然實用。
“地道戰，地道戰，埋伏下神兵千百萬……”影片主題歌豪情激蕩，尤其是讓兒童觀眾覺得打仗很好玩、很過癮。把戰爭片拍到這分上，還能說什么呢？片中女聲獨唱《毛主席的話記心間》深情感人，洋溢著令人鼓舞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
（二）《地雷戰》更是充分展現了民兵的聰明才智，運用身邊的一切手段殺害敵人有生力量，影片交待了地雷戰的興起、發展與時代背景，有其客觀的必然性。抗日戰爭是全民抗戰，勞動人民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當時條件簡陋，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武器。老祖宗發明火藥，自然成了老百姓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武器，事實上地雷也有較強的殺傷力，民兵們發明了石雷、掛雷、地雷、滾雷等，所以地雷戰應運而生。影片中的地雷成為戲謔日偽軍的魔咒，一招制敵，有驚無險，讓日偽軍從可恨變得可笑，甚至可憐，全片在熱鬧風趣的基調中，體現了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與勞動人民的無窮智慧。最令人感嘆的是地雷才是影片的主角。還值得一提的是，《地道戰》《地雷戰》兩部影片都是軍教片。軍教片并不要求象故事片那樣面面具到，但兩部影片在故事情節編排、人物形象塑造、電影音樂、電影插曲創作等方面都優于一般故事片，產生巨大效應。很難想象一個《地道戰》就賣了2800多個拷貝，現在看來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天文數字，恐怕這是導演當初都未曾想到的。
（三）《小兵張嘎》從主要人物的設置來看，也可以說是兒童片。而影片以張嘎的成長經歷為主線，展現了游擊隊戰士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戰斗場景。影片中的正、反面（張嘎、胖墩、鐘連長、羅金保、龜田、翻譯官等）人物都塑造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導演一般都感到兒童片難，吃力不討好。能把兒童片拍成經典影片，也足見導演崔嵬的藝術修養之高、藝術功底之深。
以上幾部“游擊隊電影”所展現的游擊戰，是中國人民打擊日本侵略者的特殊作戰方式。它不是大規模、大兵團作戰，但在那艱苦卓絕的年代，只能采取這種作戰方式，這就是游擊戰爭。這一批“游擊隊電影”，生動、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游擊戰爭場面，其中產生李向陽、劉洪、高傳寶、高老忠、張嘎等一系列游擊隊員的英雄形象，是抗日戰爭民族魂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這批游擊隊英雄形象，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只要提起李向陽這些英雄人物，可以說家喩戶曉。
結語
“游擊隊電影”的藝術魅力，主要來源于它對生活的自然狀態原汁原味的攝取和表現，這些電影之所以具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還在于它與時代、生活相通，與千百萬觀眾相呼應。在與李向陽這些英雄認同的同時，觀眾除獲得了藝術享受外，還通過影片所承載的時代精神和生活內容，多方位、多層次地認識了戰爭、認識了時代、認識了生活、認識了歷史。
反過來看當下新創或翻拍的抗戰題材影片，它們所擁有的觀眾數量和產生的社會效應與這批“游擊隊電影”相比，有著巨大差異，起碼目前還沒有塑造出一個李向陽式的銀幕英雄人物。有些甚至用調侃、荒誕、功夫、戲說的辦法來拍抗戰電影。僅此一點，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這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同藝術趣味和藝術風格所致，而是涉及到了美學創造和審美創造的鐵的尺度和規律，涉及到了藝術家應該如何看待戰爭本體、戰爭中的人性展現、戰爭中人對真、善、美追求的原則。相比之下，更加顯示出“游擊隊電影”具有超越時空的歷史和審美的雙重價值。
參考文獻：
[1]趙明.我在鐵道游擊隊拍攝中的心情[J].大眾電影，195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