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瑞卿
李世瑜（1922-2010）是我國著名的寶卷研究專家、民間宗教研究專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天津方言研究專家。1948年，他畢業于輔仁大學人類學研究院。1982年，獲美國亨利·路斯獎金，并取得終身路斯學者稱號。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李世瑜出生在天津一個富裕的大家族，成員近百，其中有一部分人信奉民間宗教。李世瑜從小耳濡目染，深深體會到民間宗教信仰對信徒思想的束縛。其父李彩軒曾留學東洋，認為民間宗教屬于封建迷信，應該予以取締。但是，李彩軒主張在取締之前必須對其有充分了解，調查清楚民眾癡迷于此的原因，這成為李世瑜進行民間宗教研究的初衷。
一.研究方法的形成
受到父親的啟發，李世瑜從中學時期便開始搜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信息，進入大學時已經掌握了豐富的民間宗教史料。為獲取第一手、活的資料，從1940年開始，他用了十幾年的時間，陸續加入了多個民間宗教教派和社團，參加教派集會，親歷各種儀式。在這些活動中，他熟悉了道友間的往來方式和語言習慣，整理出大量的民間宗教秘籍和筆記。這些資料成為他開展研究工作的文獻基礎。
1941年，李世瑜就讀于輔仁大學，主攻社會學，畢業后進入人類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在輔仁期間，他得到很多名師的教導，其中對他幫助最大的是趙衛邦教授和比利時籍的賀登崧教授。李世瑜大學前三年都在尋找能夠帶他研究民間宗教的老師，直到大四才遇見趙衛邦教授，帶領他走上了民間宗教研究之路。在趙衛邦的指導下，李世瑜完成了學士學位論文《秘密教門之研究—附一貫道實況調查》，并因此而被保送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賀登崧教授攻讀碩士學位。李世瑜平日在賀教授的“方言地理學研究室”學習和工作，又利用兩個暑期跟隨賀教授徒步幾千里，在兩百多個村莊、兩個縣城和張家口市進行田野調查。通過這兩次嚴格訓練，李世瑜學到了賀教授幾乎全部的研究方法，這對他之后的一整套研究方法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1948年，在賀教授指導下，李世瑜完成了碩士論文《中國秘密宗教研究》。畢業后，他作為助教留校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學和人類學學科取消，李世瑜不得已回到天津改行從事歷史學教學和研究。但是，他從未荒廢所學，一直以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治史，并將運用這種方法做研究的學問稱作“社會歷史學”。“社會歷史學”指的是“應用社會學、人類學的社會調查方法或田野工作方法從社會的各個方面采用各種手段取得資料，不僅僅依靠既有文獻進行研究，目的是解決歷史課題，或是為歷史研究提供資料和參考的一門學科”。[2]5這種研究方法貫穿了李世瑜整個的研究道路，也體現在他的各項研究尤其是寶卷研究成果中。
二.李世瑜的寶卷研究成果
從李世瑜的總體研究狀況來看，寶卷研究只是他民間宗教研究中的一個部分。大多數人都認為李世瑜是在碩士畢業后才接觸到第一部寶卷《家譜寶卷》的，其實，他接觸寶卷的時間要更早一些，只不過當時寶卷混雜在其他史料中，還未引起他的充分注意，他的碩士論文下篇《現在華北秘密宗教》（注：李世瑜碩士論文全稱為《中國秘密宗教研究》，該論文內容除緒論一章以外分上下兩篇，《現在華北秘密宗教》為論文下篇。《現在華北秘密宗教》在1948年年底出版，我所看到的是該書于1990年經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版本，書名為《現代華北秘密宗教》。）可以證明這一點[1]21。《家譜寶卷》在民間宗教史上的特殊價值，以及這部寶卷原收藏在一個教派教首家中的特殊狀況，引起了李世瑜強烈的研究興趣，他為之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1951年，政府取締會道門，李世瑜以往的田野調查工作已經無法開展，這也是他將研究重點轉入寶卷的一個重要原因[3]560-561。
李世瑜性格外向，又有入教經歷，熟悉教派的儀軌和習俗，和教友有共同語言，時常跟他們打交道，這為他的調查和研究提供了便利。1948年，李世瑜在混元門教首李抱一處得到了一部《家譜寶卷》，這部寶卷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他對該寶卷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注釋和研究，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但是該文沒有正式發表。從此以后，李世瑜開始專門搜集寶卷，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共收得明、清寶卷四百余種，其中早期寶卷近百種。李世瑜搜集寶卷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以鄭振鐸和傅惜華兩位藏書家為例，他們收藏的寶卷多是從書肆購買或是和別的藏書家交換得到的，李世瑜則是將寶卷的搜集和田野調查結合，他收藏的寶卷大部分是從教友處和佛堂里發現的。例如，在《我在北辰區發現弘陽教明清刊本寶卷的經過》一文中講到，1956年秋，他在天津北辰區調查民間宗教弘陽教和天地門的時候，發現了一座十分古老的弘陽教佛堂—普蔭堂，佛堂里有明清寶卷32部。《我的治學道路》一文中也提到，1995年他在山東寧津縣的一個農村的佛堂里發現了傳說中失傳已久的《三教應劫總觀通書》[2]36。
不僅搜集寶卷的方式與別人不同，李世瑜寶卷研究的切入角度也有自己的個性。鄭振鐸和傅惜華是從俗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寶卷的，李世瑜則偏重于從民間宗教的角度進行研究，當然，這與他們做研究所依據的寶卷所屬時期和性質的差異也有關系。由此導致了李世瑜與鄭振鐸和傅惜華兩位學者在觀點上的分歧。1957年，李世瑜將其不同觀點寫入《寶卷新研—兼與鄭振鐸先生商榷》。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1961年，李世瑜的著作《寶卷綜錄》問世。該書收錄國內公私收藏寶卷653種，版本總數達1487種。與之前出版的寶卷目錄著作比較，例如傅惜華于1951年出版的《寶卷總錄》收錄寶卷246種，胡士瑩于1957年出版的《彈詞寶卷書目》收錄寶卷277種，《寶卷綜錄》中新出現的寶卷對當時的寶卷研究領域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在該書“序例”中，李世瑜詳細論述了寶卷起源，寶卷在空間上的流傳軌跡，寶卷的流變；簡要介紹了自清道光以來出版的寶卷論著，各地印制寶卷的善書坊等信息。這是一部從不同角度對寶卷進行全面介紹的書籍，揭示了寶卷研究的豐富多元的特點，為之后的研究者展示出這一研究領域的諸多可能。因此，《寶卷綜錄》在出版后的很長時間里成為寶卷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此外，他還時常和俄國、日本、美國等地的秘密宗教研究學者進行探討和切磋，聯名發表論著，1992年和歐大年合作發表的《最早的中國秘密宗教的經卷—寶卷》是其中一個顯例。
李世瑜認為，清同治、光緒是一個界限，在這之后的寶卷明顯與早期寶卷不同，成為一種變體，稱作后期寶卷。后期寶卷的功能和性質已發生變化，由早期的布道轉變為一種民間說唱技藝，稱為“宣卷”[8]197。由于早期寶卷和民間宗教聯系緊密，李世瑜更側重于早期寶卷的研究，但也并不忽略后期寶卷的價值。對于后期寶卷，李世瑜是從曲藝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這與鄭振鐸、傅惜華諸位學者從俗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存在著不少差別。以鄭振鐸為代表的多位學者的研究對象是宣卷腳本—寶卷，研究重點在于寶卷的文學價值，主要從寶卷的故事梗概、版本對寶卷進行揭示。李世瑜從曲藝角度來研究后期寶卷，是對宣卷這種藝術形式的整體研究，作為宣卷腳本的寶卷只是研究中的一個部分。分析其選擇這一研究角度的原因，當與李世瑜出生并生長在天津這片土地上有著很大關系。工作和治學之余，李世瑜非常喜愛觀賞曲藝表演，并時常進行曲藝創作。
三.總結傳統宣卷的不足，并提出改良建議
1959年，李世瑜發表《江浙諸省的寶卷》，在他的論著中，像這樣論及后期寶卷的，可說并不多見。文章介紹了寶卷的起源、作用、分類、儀式、宣卷對象、宣卷派系、印制寶卷的書肆和收藏寶卷的藏書家等信息，還原了江浙地區盛極一時的宣卷景象，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宣卷走入沒落的幾方面因素：宣卷者和聽宣者都是受到迷信思想束縛的人，宣卷形式和內容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故事千篇一律；音樂性不強；宣卷耗時較長；印制寶卷的善書局不斷消失。李世瑜認為，寶卷是一門保存相當完整的民間文化藝術，有極深厚的群眾基礎，任由其消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有必要對傳統宣卷進行適當的改良。為此，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1.整理具有生命力的傳統腳本和創作新腳本
為保證更多優秀的民間故事傳承下去，李世瑜認為宣卷人應及時整理其他劇種和曲種里罕見的傳統寶卷如《花甲寶卷》《土地寶卷》《烏金記寶卷》等一些比較有生命力的傳統腳本。李世瑜提倡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作更多反映時事的新寶卷，以歌頌現代生活。
2.改良宣卷曲調
李世瑜認為宣卷音樂不考究，但仍有可取之處。經他的調查得知，江浙一帶的宣卷分不同派系，不同派系的宣卷曲調存在差異。有些派系的宣卷帶有宗教氣息，唱腔簡單，伴奏樂器只有打擊樂器；有些派系唱腔較好，由絲弦樂器伴奏。李世瑜建議保留其中較好的唱腔，再對唱腔有所創新，或移植其他曲調來豐富宣卷曲調。
3.改革宣卷的表演形式
李世瑜認為，宣卷中的宗教儀式迷信色彩較重，應予以消除。針對宣卷時間過久的問題，李世瑜參考“西河大鼓”和“京東大鼓”等曲種，提議將較長的寶卷分回分段連本演出，發展為“蔓子活”，“小卷”可作為“零段”演出。這樣不僅為宣卷人提供了更多的技能展示時間，還成功地使他們從照本宣科的呆板境況中解脫了出來。
為保護寶卷和宣卷這門珍貴的民間藝術，李世瑜作了很大的努力。以宣卷現在的發展狀況來看，他對于宣卷改良的設想和現實情形基本吻合。例如，2006年7月，車錫倫在蘇州市同里古鎮對當地的寶卷和宣卷情況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這里的宣卷和蘇州其他地區一樣，完成了從傳統的“木魚宣卷”向“絲弦宣卷”的發展演變。該地區有些宣卷派系不落窠臼，勇于借鑒和采用民眾喜聞樂見的蘇灘、錫劇、越劇、滬劇等曲種的曲調，并開始采用二胡、三弦、揚琴、竹笛等可演奏出豐富旋律的絲竹樂器[10]55-56，這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宣卷曲調，使之更加優美動聽。為適應現代社會的演出需要，紹興安昌大和班的宣卷摒棄了“度關、破血湖、文殿”等繁瑣的傳統儀式，使宣卷逐步完成了從民間宗教儀式到民間曲藝和民俗文藝形式的過渡[9]112。但是，眾所周知，寶卷最初以民間宗教經卷的面目出現，宣卷與早期的民間宗教、后期的民俗活動息息相關，所以寶卷和宣卷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屬性，其價值不言而喻。如果為了保證寶卷和宣卷的有序傳承和廣泛傳播，對之進行適當改良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可是，如果僅僅考慮適應時代和符合觀眾欣賞要求，對寶卷和宣卷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那么，面目全非的寶卷和宣卷是否還能保持原有的個性和價值呢？
李世瑜在民間宗教和寶卷研究上的成就，使他的研究理想遠遠超越了兒時的初衷。李世瑜的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經歷過很多常人無法想象的艱難險阻，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而中斷或放棄所熱愛的研究工作。正是因為有一批像李世瑜這樣的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民間宗教對于研究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的重要作用已得到普遍認可。寶卷作為民間宗教的經卷，其研究價值不可估量。李世瑜的寶卷研究是比較全面的，對于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寶卷，他分別從民間宗教和曲藝兩個角度切入，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他對于后期寶卷的研究較少，《江浙諸省的寶卷》發表后，沒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相關問題。另外，他的研究只注意到我國南方城市的宣卷，沒有涉及西北地區的念卷。上世紀八十年代，李世瑜的好友倪鍾之曾提醒他酒泉還有念卷活動，但是他沒能前往調查，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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