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菁
《東方歷史評論》公號：ohistory
本雅明：“故事部落”的興衰
想象這樣一個部落：這個部落的成員來自各個階層，他們分布在各地，平時并不互相聯系，但是他們講的故事卻在社會不同階層流轉，這個部落里的人被叫做“講故事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這個故事部落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型，這兩種人的生活沒有什么交集，他們講的故事也相去甚遠，但是他們可能共同被當作某種吟游詩人。他們當中，一種是一輩子沒離開故土、勤勤懇懇的老農，知道所有當地的神話、傳說、笑話、八卦， 他可能沒受過很高的教育，甚至目不識丁，但是講起故事來卻讓村民都聽得津津有味。另一種是離鄉背井、常年在外游蕩的海員或商人，他們會把自己的見聞變成故事。就像一句德國諺語當中說的那樣，“當一個人去旅行了之后，他肯定有什么可以講講的。”
一直要到歐洲的中世紀，部落當中的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才深層次地達到了某種融合。這最明顯的就是體現在工匠階級當中，那些工匠師傅和旅人往往同室而居，而且為了做一個行會認可的工匠，那些師傅在年輕的時候必須要有長期游歷的背景，只有在經驗累積足夠了之后，那些工匠才能回到家鄉，穩定下來，開他們自己的工作室。這些人既有本地的經驗，又有旅人的眼界，可以同時講述近處和遠處的故事。
這就是歐洲哲學家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文開頭構建的一個基本形象。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原來那個講故事的部落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小說，而小說的興起，又與現代印刷媒體的興起密不可分。如果說原來的傳播手段主要是講述、歌唱和傾聽，那么小說的主要傳播手段和接收途徑則是以個人式的視覺性閱讀為基礎的。在本雅明看來，現代媒介的革新，導致了傳統意義上的“故事部落”的衰落。
本雅明
在西方第一本具有現代意義的小說《堂吉訶德》出現以后的二三百年，現代小說才逐漸到達了它的黃金時代。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工業更加發達，印刷品日漸便宜，中產階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快速增長，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隨之而來的現代新聞業也飛速發展，報童每天把新聞送到家門口，人們足不出戶就能從報紙上讀到各種消息，不論遠近。像過去那樣，通過聽“故事部落”的人們去間接地了解世界、學習和生活的需求就更少了，而“故事部落”的式微似乎也成了一種必然。
本雅明的歷史想象基本限于歐洲，他所舉的例子也都是基于二戰之前的歷史經驗。然而，現代媒體的發展必然導致故事部落的衰敗嗎？故事部落的興衰，難道只局限于本雅明筆下的歐洲嗎？現代意義上講述故事的人，難道只是局限于那些筆耕不輟的作家嗎？
博爾赫斯：“詩人會再次成為創造者”
作為現代小說當之無愧的代表作家之一的博爾赫斯，可能并不贊同本雅明的悲觀論斷。在1967年到68年之間，在美國反戰民權運動風起云涌之際，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就詩歌和其它類型的文學創作進行了一系列演講。這位從四十多歲就完全失明的作家，預言式地在他的講座中提出：“在未來，我相信，詩人會再次成為創造者。我的意思是，詩人會寫故事，也會把故事唱出來。而我們不會認為這兩者有什么本質區別，這就像過去對待荷馬和維吉爾一樣。”
博爾赫斯
有意思的是，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美國民謠教父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故事部落”復興的標志之一。在2016年的頒獎詞中，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這樣評價迪倫的作品：“鮑勃·迪倫在美式歌謠的傳統下，創造了全新的詩意的表達。” 迪倫的成名曲之一《答案在風中飄》在吉他和迪倫略帶嘶啞的嗓音演繹下，就兼具了歌與詩的美感，成為美國六七十年代反越戰的經典作品。而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的那一瞬間，似乎也驗證了博爾赫斯早在半個世紀之間的預言。
現代媒體的發展與“故事部落”興衰之間的歷史解讀，是本雅明與博爾赫斯的關鍵分歧。在本雅明看來，現代紙媒的興起使得小說成了主流，傳統故事部落的衰落不可避免。在博爾赫斯看來，未來的某一刻，詩歌和敘事傳統會以新的方式興起，繼續滿足人類對于故事的永恒需求。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年代的美國，既經歷了社會民權運動的風起云涌，也見證了媒體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博爾赫斯到達美國的1967年和68年期間，電視、廣播、新聞行業、娛樂產業、唱片市場，這些在當下似乎已經過氣的“傳統媒體”，對于當時民謠的興起和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雅明與博爾赫斯的這種分歧，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二人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經歷。雖然博爾赫斯在中年就完全失明，但他本人對于當時的各種媒體都非常感興趣。他喜歡愛倫坡略帶哥特風格的偵探小說，也喜歡科幻小說，他酷愛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電影院，也歡迎當時各種新式媒體科技給文學和藝術帶來的改變。在他完全失明之后，他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四處旅游，感受世界的變化。
相比之下，在本雅明所生活的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知識分子的沖擊巨大，對于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人本主義那種樂觀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對科技、進步、人性的深刻懷疑。在生命的晚期，本雅明因為猶太人的身份流離失所。最終，在逃避納粹的追捕中，他被困在了西班牙與法國邊境的一個叫做波爾特沃的小鎮，用嗎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年僅48歲。
民謠與中國當代“故事部落”的復興
有意思的是，時隔半個世紀，博爾赫斯的預言，同樣適用于當今的中國。民謠歌手趙雷，在2017年2月4日湖南衛視節目《歌手》當中，憑著一把吉他和一首原創歌曲《成都》，刷爆了各種社交平臺，也讓民謠在短時間內再次成為大眾關注的一個焦點。然而，這種民謠的復興，并非一時的井噴現象，而是多種因素交織促成的厚積薄發。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校園民謠到現在日漸成熟的城市民謠，一代代民謠歌手在不斷掙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他們不再滿足于早期俄羅斯民歌式的唱法，也不再盲目崇拜鮑勃?迪倫、萊昂納多?科恩或約翰尼?卡什的西方民謠風格。他們走南闖北，背著吉他，行走在內蒙草原、青藏高原、壺口瀑布、嶺南山區等各個角落，向田間的老農、村里的匠人、當年支邊的知青、自己年邁的叔伯，尋找漸漸消逝的記憶和聲音。
被中國民謠界稱為“鮑勃迪倫”的楊一，就是這個過程最具代表的見證人之一。作為一個出生在粵北山區翁城青年，在改革開放那一年，一臺香港遠房親戚帶來的三洋錄音機，讓楊一第一次開始接觸到了香港和西方音樂。幾乎同時，他擁有了人生第一把吉他。九十年代開始，鮑勃迪倫和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民歌讓他蠢蠢欲動，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他在北京美術館外賣唱八年，被關押過收容所。在那里，他看到了底層一個個鮮活、掙扎的生命。于是，出來之后，楊一的創作發生了本質的改變。他越走越遠，學習民間的唱法，寫出了《烤白薯》、《走西口》、《樣樣干》這些最接地氣的歌。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永遠在街頭歌唱，為人民歌唱”。
然而，民謠如同現代詩歌，兩者的魅力都在于內容和表現手法的多樣性，其中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分明。不同的歌手用他們的獨特方式唱著無數普通人逐漸忘記的家鄉和歷史、正在困惑的問題、經歷的感情以及不斷變化的世界。
李志用民謠的方式，試圖去回答梁漱溟與他父親梁濟在1918年關于“這個世界會好嗎”的對話。
“這個世界會好嗎？忘記一些隱秘的委屈／在回頭觀望的時候丟失了自己／我那不受把握的身體／從某一天開始就在尋找你。”
這幾行字，與其是歌詞，不如說是與歌手自己與歷史和現實的對話。
在《談鈔票傷感情，談感情傷少票又傷感情》中，上海滬語樂隊頂樓馬戲團用戲謔、滿不在乎的語調，唱出了現代人對于鈔票和感情的矛盾需求。
作為北大學霸和文藝女青年的邵夷貝，則唱出不少女青年心中的無奈，
“這是一首悲傷的歌／王小姐三十一歲了／朋友們見到了她／都要問一個問題／你什么時候打算嫁呢？”
在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詩歌獎頒發給了盲人歌者周云蓬創作的《不會說話的愛情》。
“繡花繡得累了／牛羊也下山了／我們燒自己的房子和身體生起火來／解開你紅肚帶／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蕩開……我們最后一次收割對方／從此仇深似海。”
在低吟淺唱中，歌手用聽覺的方式，為聽眾創造了一個極具張力的視覺空間。
在歌手不斷創作的過程中，網絡發展與媒體技術的革新降低了民謠的準入門檻。歌手發歌渠道更加多樣化，個人不一定非要經過經紀公司進入市場，豆瓣、網易云音樂、喜馬拉雅、荔枝等不同等網站和app成為了民謠傳播的重要渠道。一首歌的生命不再嚴格受制于唱片發行渠道、經紀公司宣傳、歌手本身的名氣等因素，有了更加難以預測的傳播途徑和輻射空間。當然，這并不是說，民謠在高度資本化的新媒體市場上，日進斗金，成了市場的新寵。相反，從校園民謠到城市民謠，無論是民謠歌曲的市場價值還是歌手本身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處在相對邊緣化的地位。
可是，這種經濟地位上邊緣性的位置與“故事部落”在當代中國的復興并不矛盾。在當代碎片化時間中，聽覺的重要性益發凸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經濟變化，中產階級快速崛起，鄉土社會不斷的分崩離析，城市變得越來越龐大而面目全非。在日漸增長的生活壓力中，許多人沒有完整的時間去讀一個完整的故事，時間和空間一樣，被擠壓、折疊，一減再減。“伴隨式閱讀”趁勢而起。根據統計，國內目前有200多家聽書網站，近200款各類有聲聽書類App，有聲閱讀用戶規模目前已突破1.3億，而國內最大網絡音頻平臺給出的預測則是：“國內有聲出版未來年產值可達3000億元。” 在如此龐大的聽覺市場當中，民謠作為“故事部落”的一種表達，其復興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上多重因素的交織，共同推動了“故事部落”在中國的復興，也悄悄泄露了許多人心中的那個秘密：我們渴望聽到各種故事，從大千世界千奇百怪的故事，到跟我們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的故事。故事的講述方式可能多種多樣，傳播的媒介也此消彼長。但是，正如博爾赫斯所預言的那樣，自古以來，人類對故事的渴望就從未消失過，這種渴望在未來也不會消失。通過詩意的創造，人會繼續在韻律和文字的舞蹈之中，窺探命運的無常，重新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思考著過去、現在和未來。
參考文獻
Benjamin, Walter, and Harry Zohn.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colai Leskov." Chicago Review 16, no. 1 (1963): 80-101.
Borges, Jorge Luis. "This Craft of Verse: 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1967–1968." Ed. Calin-Andrei Mihailescu.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