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禾子
編輯|董露茜
網絡上，關于黃慶元的資料并不多。比較容易看到的是他為一次活動錄制的宣傳視頻。畫面中的黃慶元坐在錄音棚里，面對鏡頭不緊不慢地講話，他的雙手疊放在膝蓋上，神情帶著幾分冷峻。
這個視頻使我一度以為，這位曾為張學友制作《吻別》專輯的臺灣音樂制作人是一位非常嚴肅的人。但見到他的第一面便打消了我的顧慮，“吃過飯了嗎？”他非常熱情地同我寒暄。在交談的過程中我也發現，他是一個思維活躍、十分健談的人。
今年已經是黃慶元在北京生活的第十年。他曾是90年代臺灣流行樂鼎盛時期的見證者，除了張學友，他還曾擔任過蔡琴、童安格、劉德華、草蜢等藝人和組合的專輯制作人，《祝福》、《愛與哀愁》和《失戀陣線聯盟》等當年的熱門專輯也都出自他手。
臺灣唱片工業衰落之后，和很多同行一樣，黃慶元也選擇北上，來到內地發展。
“當初來也是因為一個歌手，一個朋友希望我來幫他寫一些歌、制作一些歌曲。做完后我就一直留在這兒，本來想呆半年時間，結果一呆就是十年。”黃慶元回憶起最初來到北京的經歷。在這之前的2000年，他也曾在上海的唱片公司工作了兩年，在他眼中，上海“其實是跟臺北類似的一個城市”。希望尋求新鮮感和陌生感的黃慶元最終選擇了在北京落腳，還是因為北京“更接地氣”。
這和黃慶元對搖滾樂的愛好不無關系。90年代臺灣流行樂最紅火的時候，來自內地的一股搖滾樂風潮也吹到了寶島。崔健、唐朝、黑豹、魔巖三杰……這些曾深刻影響過大陸一代人的搖滾標志性人物，也激發了當時很多臺灣人心中的熱情。黃慶元也是被內地搖滾樂影響的一批臺灣人，他喜歡搖滾樂的“粗獷”、“真實”和“不裝模作樣”，在他看來，搖滾樂“非常具有生命力”。
雖然在當時，不論是在唱片工業體系內還是體系外，臺灣也有很多搖滾樂隊，但出于生存的考量，黃慶元最終選擇了進入唱片工業體系做一名音樂制作人，“當時臺灣的市場比較小，這些樂團也都蠻辛苦的，賺不到什么錢，如果不來大陸的話更賺不到什么錢。”
現在身在北京的黃慶元，還是會不時關注臺灣的原創音樂。當談到今年在內地頗受歡迎的臺灣樂隊草東沒有派對時，他的言語中還是充滿了驚喜，“我聽到草東的歌時，心里還蠻自豪的……他們唱歌沒有什么負擔，不會裝腔作勢，不會像個主流歌手故作姿態，而是很自然、很真實地在唱。”
聽得出，這位樂壇的老前輩對于后輩依舊充滿了關懷與寄托。對于現在一些年輕創作者身上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創作狀態，黃慶元表現出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擔憂。他自己非常希望能夠從事音樂教育的相關工作。“我們這批人其實能創造一個環境，以我們的經驗來影響年輕人。在這個環境里，年輕的創作者也可以相互切磋，共同合作，創造出能夠打動人心的作品。”
“合作”是黃慶元在交談中被反復提及的一個詞。多年在唱片行業的工作經驗讓他相信，好作品離不開許多人的共同努力，不管是藝人和制作人，還是詞作者和曲作者，“聰明的藝人或者是聰明的團隊是要結合很多人的力量，他的音樂才能做得好，從業者一定要有這樣的胸襟和氣度。”
采訪結束臨近告別的時候，我照例送上了我的祝愿，黃的回應讓人感覺充滿了希望，“我一時半會兒是不會退休的，一直到做不動為止。”
臺灣流行樂曾在大陸風靡一時，但現在臺灣流行樂的影響力式微，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黃慶元：其實這個現象很正常，并不能簡單地說臺灣流行樂式微，而是時代在改變。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一張唱片需要用更多的資金來做。唱片公司需要生存，所以就變成很多歌手自己花錢做唱片，然后交給唱片公司發行。唱片公司不花成本只是幫他發行而已，所以這種唱片多了以后，就會變得比較差。
以前臺灣的唱片公司是不做藝人經紀的，藝人有自己的經紀公司。他們簽約、拍廣告都是通過經紀公司，唱片公司的角色是配合他們做唱片，然后發表、賣CD、賣卡帶，得到的收入就分給歌手版稅。但現在唱片公司沒辦法，簽歌手的時候也要簽他的經紀，這樣才能存活下來。
因此唱片公司投資的重點都是那些成本低還能賺大錢的歌手，開始不喜歡跟我們這些人合作，嫌我們太貴。其實我們并不是貴，價格一直都是這樣，只是現在看起來貴了。所以臺灣唱片行業很多人才都離開了，去到其他行業或是別的地方繼續做音樂，因為唱片公司養不起這些人。
臺灣現在的唱片公司都覺得少虧為盈，只要小虧就很滿意了。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段時間就是一個寒冬期，人才離開之后臺灣流行樂的盛況就往下走了。所以現在很多優秀的人也不是太想走這條路，每年即使有新人也不是那么優秀，都不如以往了，沒有什么特色。我覺得這大概就是臺灣流行樂衰落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吧。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陸也有一些流行音樂崛起了。大陸一些當紅歌手現在的收入是天文數字，也比港臺藝人要有更多機會。大陸也有更多年輕人愿意從事創作，變得越來越厲害。雖然臺灣現在也有創作人，但是越來越少愿意從事這個行業，這是非常可惜。
臺灣獨立音樂近幾年在大陸反而更受歡迎，今年草東沒有派對在大陸的爆紅就是一個例子，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呢？
黃慶元：臺灣以前其實一直都有這樣的團體存在，因為畢竟不是主流，他們在臺灣的主流市場往往不受重視。但是現在有網絡，他們可以在網絡上有一批“死硬派”粉絲。有些在臺灣名氣不大，可是在這邊卻收到很大的回響，一開始我也感覺很訝異。
后來我聽到草東的歌，覺得他們的東西還蠻有生命力的，對我來說還蠻自豪的。草東在這些團體中算是非常突出的，可能也是因為網絡吧，不透過網絡也不太可能有人知道，所以我有時候感覺大陸聽眾的感覺有時候比臺灣還準。
我覺得臺灣獨立音樂的一個特點是，他們唱歌沒有什么負擔，不會裝腔作勢，不會像個主流歌手故作姿態，而是很自然、很真實地在唱。事實上在大陸，聽眾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搞搖滾的都是這種唱法。其實草東的歌可能不是最好的，演奏也不是特別厲害，但就是很實在，聽他們的歌沒有壓力。
草東之前在臺灣反而沒什么演出機會，就是因為臺灣聽眾還是喜歡看明星，或者是樂隊加一個明星。我比較擔心的是一些獨立樂隊會跟主流音樂做妥協，如果他們簽唱片公司的話，唱片公司老板絕對在想，我要把他們做起來、我要改變他們、我要想辦法讓他們變成主流。一變成主流就慘了，不能保持原味了。
如何看待目前內地原創音樂的發展現狀？
黃慶元：其實我一直很關心現在音樂行業的年輕人。因為我們以前的環境比較單純，沒有網絡，有才華的人必須和唱片公司合作，譬如說進入唱片公司體系去當一個制作人，公司再找歌手來讓你做。
年輕的時候我很幸運在寶麗金唱片公司（注：曾是世界上最著名、規模最大的唱片公司，1999年被環球唱片集團收購）。寶麗金當時有很多港星，臺灣很多很有個性的藝人，比如童安格和張鎬哲也都是我們公司的。在唱片公司工作必須要有實力，如果一年里做不出什么成果老板可能就不要你了。
所以在那個環境里面我們的競爭非常激烈。一個創作者的作品要被發表，必須透過自己的公司或者別的歌手幫你唱出來，否則的話就很難在這個行業生存下來。因此，臺灣唱片業在那時競爭非常激烈的情況之下，才會產生很多好的作品，人們聽到的都是千錘百煉過后留下來的優勝者，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制度，能形成一個很良善的循環。
但是現在網絡發達以后，年輕人不會像我們那時沒有機會發表作品了。發表作品變得很容易，炒作出來的東西也會有人聽。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很容易養成一些壞習慣，專輯隨便做，自己隨便唱，不管唱得好不好。所以這就造成了音樂作品的良莠不齊。網絡上的歌曲量變得很龐大，大家不知道聽誰的，而且大部分都不太好聽。
年輕人都太急功好利了，他們不覺得一首歌千錘百煉是好事，急著就發表，他們缺乏我們那個時候的磨煉，也缺乏一種胸襟，不去跟別人合作。他們可能都想把名利留給自己，結果反而一直弄不到名利，因為你缺了什么東西自己都搞不清楚。
現在很多臺灣音樂人都選擇來大陸發展，那么你覺得臺灣音樂人的到來會給大陸的音樂產業帶來提升嗎？
黃慶元：我覺得也不能講是提升，而是一種觀念的交流。我20多年前第一次來北京，當時我覺得這邊工作的方式跟臺灣很不一樣。因為臺灣開放得比較早，我們常常去美國、日本、香港錄音，我們的工作方式跟日本和香港差不多是同步的，比美國差一點。
一個人剛入行的時候并不是一開始就可以當制作人，而是要當學徒，至少要當一年以上助理，天天買盒飯、買飲料買水果。就算你有才華，也要一步一步從底層開始做，慢慢訓練，小牌一點的歌手可以讓你試試看，但大牌的不行，你搞砸的話公司就會賠錢。不過在臺灣做到正牌錄音師比日本快一點，在日本的話起碼要做三年插線，積累經驗，觀摩錄音師怎么錄，至少三年以后才有機會正式錄音。
當然我覺得用提升這兩個字也不能反對。以前大陸相對封閉，臺灣人帶來比較先進的經驗之后，大陸的一些從業者也會觀摩，工作的時候覺得一些做法很有效果，然后就會去學習。一個人兩個人的話影響不會很大，但你看到這樣子出來的效果很好的時候就會想說我也這樣做，慢慢工作就得到改善了。
所以我們能幫這邊提升的并不是音樂水平，而是工作的方式，其他的東西還是要看你自己。其實現在大陸很多音樂的制作都已經很不錯了。
如何看待目前內地的版權市場？
黃慶元：去年內地版權市場得到整頓之后，整個市場環境開始慢慢往好的地方轉變。這遲來了好多年，像我們的歌以前被唱了十幾二十年，卻沒有收到任何的好處。現在環境變了，這也會激勵年輕人，讓他們覺得音樂行業是有希望的。
但版權市場規范之后非常不好的一點是，現在很多歌手的歌曲版權都被某一家音樂平臺壟斷，這是不對的。正確的做法是哪一家都可以用，而不要想去獨占，不是說我的歌只有在百度音樂或者是QQ音樂才聽得到，這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雖然線上音樂版權相對規范了，在另一些地方譬如說KTV，盜版現象還是很嚴重。一首歌有好幾個版本，那么多版本卻都沒有付費試用。更糟糕的是，這種狀況也是被默許的。在內地的官方音樂版權處理機構，只需要付三、五百塊錢許可費就可以用它管理的歌曲，沒有任何限制，這就等于默認了盜版。
我以前在臺灣也幫一個團體管理過版權收費的相關事宜。如果我想用一首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它屬于哪一家版權公司，這種情況下，你需要向一個與大陸類似的音樂版權處理機構交不多的預付費，之后就可以用這首歌了。這一點和大陸很像，不過你要在這個機構存證。如果有版權公司主張這是它的歌話，我就按照國際標準付費給它，它可以抽我版權。
但是大陸這邊就有點亂來，三、五百塊錢就能搞定一切。使用者明明知道那是別人的歌，人家剛剛發行了半年你就拿去唱，沒有得到授權，也不支付版稅。雖然官方的音樂版權處理機構收費了，但也不分給版權所有者。而且中國的KTV店太多了，版權這塊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說版權這塊國內的規則還是沒有到位。
你為什么覺得獨占音樂資源是不對的呢？
黃慶元：做生意來講，音樂平臺的考量沒有錯。它的企圖就是讓比較有名的歌手的歌都在我這邊獨家，搞壟斷，爭取更多關注。但是你永遠都壟斷不完，因為歌手太多了，就算花大把的銀子去砸，效果也是有限的。每家公司都有自己專署的東西，大家壁壘分明，對誰也不見得是好事。對于聽眾來說無非就是多下載幾個App的事情，并沒有本質影響。
國內音樂平臺的格局還是太小了。真正應該競爭的是你的音質、你的服務品質、你的音樂訊息是不是豐富。或者你也可以專注某個音樂類型，把它做精做強。所以我覺得壟斷的商業行為是比較幼稚的，意義不大。
這對歌曲創作者來說也是不利的。得到一個藝人作品的獨家發行，平臺能拿到特別多的好處，對于藝人和唱片公司來說也有好處，但是對作者來說是不合理的，作者并沒有分到更多收益。所以這個東西很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一個藝人只允許自己的作品自己唱、或者只允許授權過的人唱，這樣對不對呢？前一陣子我還跟別的音樂人討論一個案例，汪峰不允許旭日陽剛唱自己的《春天里》。如果說旭日陽剛要把《春天里》拿來出版他可以不同意，可是只是演唱、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話，還是應該被允許的，不能禁止人家唱你的歌。
我們做同行的從旁觀的角度看，就覺得這樣不太好，第一不夠厚道，第二你好像也沒有這種權力。我覺得汪峰反而應該感謝這兩個人，把自己的歌唱紅了，其實這種東西還是應該看開一點。
你對現在的年輕創作者有什么建議嗎？
黃慶元：建議就是先準備好吃苦。做創作并不代表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就做創作。做任何事都需要時間，你可以先利用休閑時間，每天花得幾小時去搞創作。除非你有把握、有很成熟的作品被人家用，否則最好直到寫歌能養活自己之后，你再全身去做。
我最希望建議年輕人的就是，不要那么急著去發表作品。你可以先去認識一些比你厲害的人或你覺得很棒的人，給他們聽你的小樣，然后聽他們的意見。我經常收到年輕人給我寄來的自己寫的歌，有的一下子寄來好幾首。我就說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寄那么多，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好好寫歌，歌寫得好不好我一下就能看出來。
你應該靜下來好好寫一兩首歌，小樣不一定要唱得很好，用簡單的樂器也沒關系，一定要能把旋律表達出來。現在我的創作雖然不像當年，但是我的耳朵還在，怎么判斷這首歌的構造、你的想法是不是完整，我起碼還可以給年輕人很多意見，而且有機會可以提升你，也是我的容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