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族的心靈史
張晗
作為“第五代導演代表之一”的黃建新，在30年的創作歷程中始終執著追求譜寫社會及民族的心靈史，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黃建新創作了《黑炮事件》《錯位》《背靠背臉對臉》《埋伏》等具有現實意義的現代城市電影，看似是在描繪荒誕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實則融入了導演關于社會、政治與倫理的深刻思考。步入新世紀，導演拍攝了《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主旋律大片，同樣凸顯出高超的藝術水平，呈現出大量豐富而具體的歷史事實，獲得了成功。從小人物的深度刻畫到革命領袖的風采再現，黃建新不變的是對人物心靈的深度開掘，一以貫之的是對電影藝術孜孜不倦的探索。
一、 寓言的講述：80年代的形式探索
黃建新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執導電影，并在創作之初就贏得了各界關注和巨大反響。1985年的電影處女作《黑炮事件》，被外界稱為“先鋒三部曲”的第一部，講述的是一名普通工程師趙書信，因一次將名為“黑炮”的棋子落在同事家中，而發電報向其要回，彼時他正被委任于一個中德合作的名為“WD”的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翻譯工作，但他發電報的信息被誤認為是重要機密的泄露，從此他便被公司打壓，調離核心崗位，一蹶不振。“WD”項目也因為缺少這位得力的翻譯而導致了技術上的錯誤。故事的最后，誤會終于解開，他重回崗位，但項目損失重大且早已無法挽回。影片的表層含義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誤會所造成的人物命運的錯位，而深層次內涵卻是官僚權力對知識分子的壓迫。在影片中，形式的探索更加為人所稱道。片尾主人公趙書信看孩童玩多米諾骨牌， 暗示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現實，影片中，巨大的石英掛鐘和對稱構圖、背景純白的會議室，無疑是對蒼白、荒誕的工作氛圍的暗諷。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錯位》中，黃建新仍然將藝術創新與社會現實結合。影片以主人公老趙的噩夢作為影片的開頭，導致他做噩夢的原因是無窮無盡的開會壓力，不堪重負的老趙利用科技創造出了一個機器人“假趙”，讓他代替自己開會，在這個過程中，“假趙”逐漸學會了人類的思維，開始享受在人類社會的優待，甚至對老趙的女友小麗產生感情。此時，老趙再次驚醒，原來這一切又只是他的一個夢。機器人的設置使電影成為了具有現代意味的科幻電影。導演在影片中想要表達的是，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使人類處于被壓抑甚至是被控制的地位，人與科技之間的依賴關系、從屬關系的倒置，人類甚至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被奴役。但反觀電影拍攝時的中國社會，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經歷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尚處于重新起步之時，科技的發展還不足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所以外界對《錯位》頗有微詞的原因是其電影觀念缺乏現實生長的土壤，這一超前性的作品略微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導演的探索精神是可貴的，不僅是先進的、具有科幻色彩的機器人，還有老趙每次夢醒之后，鏡頭都會切到桌上擺動的擺件，暗示著這是進出夢境的通道。這種藝術上的創造性即便放在今天也難能可貴。
在第五代導演中，從來沒有這樣一位導演，他的作品都以現代都市為創作背景，刻畫生活在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的心靈境況，映射出種種荒誕而又引人深省的社會現實，重要的是他為自己的思想表達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形式。第五代導演如陳凱歌、張藝謀關注歷史，進行文化反思，黃建新則忠實于時代，甚至將目光投向未來，做一番暢想。黃建新以新時期以來社會文化轉型為描繪對象，在第五代導演中占有一個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僅是他作品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內涵具有超前性與深刻性，黃建新創作這一行為本身就已構成了對傳統的突破。
二、 平實的敘事：90年代的日常書寫
文學界在90年代出現“新寫實小說”潮流，當作家們將生活中瑣碎而細小的“一地雞毛”一一拾起，當他們發出“愛也好，恨也好，活著就好”的生活宣言，影視界也相應將視角下移，關注社會普通市民甚至是邊緣人物的生活，帶領觀影者領略小人物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態，這種趨向在黃建新導演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黃建新在90年代創作的“城市百態三部曲”就分別將鏡頭聚焦于百無聊賴的作家、屢次失意的代理館長和一群各懷心事的駕校學員，描繪出90年代國人的生活軌跡。《站直啰，別趴下》將鏡頭對準平日生活里最常見的鄰里關系，忠厚老實的知識分子高作家搬到此處，一位鄰居是精明的私營經濟者張勇武，另一位是忠厚的黨員劉干部，高作家本來處于張勇武和劉干部水火交融的斗爭之中，卻不想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原本勢不兩立的張家和劉家卻早已“冰釋前嫌”，共同發財，高作家在此中尷尬又無奈，最后搬離。作品無疑展現了在經濟發展潮流下、物質優先的觀念中知識分子的精神困惑。三個家庭、三條線索并行發展的敘事結構，相對平穩，最大程度貼近現實。
隨后的《背靠背 臉對臉》被譽為“當代版的官場現形記”，故事圍繞某市文化館館長換屆的事情展開，已經當了3年代理館長的王雙立為坐上正位想盡謀略，討領導歡心，拉對手下馬，卻在一次次陰差陽錯中鎩羽而歸。當他決心隱退時，卻又被召回當上了文化館館長。原來，多年來他失敗的原因竟是背后更大權力的牽制，此時新局長上位，精明能干的他才重新受到重用。導演將文化館作為官場的縮影，揭示出“臉對臉的逢迎，背靠背的捅刀”這一官場上殘酷而又客觀存在的現實。電影中無論人物大小，無論細節多少，都鮮活有力。
1997年的《埋伏》以一樁殺人案件開頭，船廠保衛科的葉民主和老田被警察秘密委任協助調查，埋伏在一水塔處，等待罪犯落網。葉民主生性懶惰，愛耍小聰明，卻因同伴老田患病而自愿一人擔下這份艱辛的工作，堅守到底。船廠的同事玩忽職守，忘記通知葉民主任務已經結束，使得他在水塔上孤守30多天后，最終弄巧成拙，抓到罪犯。葉民主胸無大志，但為人善良，他能協助警察成功抓到罪犯的關鍵乃在于同事的疏忽，這無疑使影片具有反英雄主義的色彩。影片的最后一個鏡頭終止在警察和葉民主兩人代表友誼的笑臉之上，為整個影片增添了一抹溫暖的亮色。言簡意賅的敘事，平實樸素的畫面，一目了然的矛盾，直截了當的主題，使得整個電影語言簡潔明了。
1999年的《說出你的秘密》中，女主人公何利英肇事逃逸，最終沒有逃過良心的譴責而選擇自首。導演指出每個人心中都有秘密，但道德和良知值得我們去堅守。隨后的《誰說我不在乎》通過一個小女孩顧小文的視角，講述了一對夫妻步入中年危機而差點離婚，最終在女兒的幫助下破鏡重圓的故事。在這一層面上，黃建新揭示出普遍的大眾文化心理，我們都是有優點卻有缺陷的普通人，而“遇到矛盾—矛盾升級—解決矛盾”乃是不變的生存模式。
此時期黃建新的作品平易寫實、冷峻幽默，體現出一種引人深思的悲喜風格。這并不是對于小人物悲天憫人的同情，也不是對苦悶現實義憤填膺地批判，而是客觀表現社會存在的問題和人們的心理，那種夫妻的家長里短、知識分子的精神困惑、小人物的官場沉浮，以及他們的渴望、得意、失落、尷尬與無可奈何的種種心理，都如同一幕幕悲喜劇，在黃建新的作品中一一上演。
三、 主旋律的表達：新世紀的價值選擇
主旋律電影承擔著傳播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重要功能，因其正確的價值導向、精良的制作技藝、充足的運營投入以及眾多的明星參演，這類電影往往能在電影市場引起較多關注，也能贏得不錯的票房與口碑。站在新的歷史與時代境遇中，黃建新實現了在題材上的轉變，一連同導演韓三平合作執導兩部主旋律大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這兩部電影均帶有向祖國和黨“獻禮”的性質，因此成為話題電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起了人們的熱議。
2009年國慶前上映的《建國大業》講述了從抗日戰爭結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發生的一系列故事，主線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籌備，突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強烈的二元對立，豐富的歷史事實，這些都使《建國大業》成為主旋律電影的典型范本，但黃建新作為一名曾經“先鋒”的導演，也必定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之上有所突破。比如人物內心的刻畫，毛澤東閱兵時，閃回地展現了這支隊伍從潰不成軍到逐漸壯大再到無堅不摧的艱難歷程，頗為感人。
黃建新曾坦言，《建國大業》更像交作業，而《建黨偉業》才是作品。《建國大業》的人物還是偏概念化的，而《建黨偉業》除了有豐富的歷史事實，即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開始一直敘述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為止，共10年間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導演還在編年體的歷史中尋找戲劇性與影片亮點，影片一開始就設置了一場戲劇性的暗殺行動，小皇帝和千歲兩個不懂事兒的小孩鬧著玩為影片平添了喜劇效果，毛澤東與楊開慧一段革命情感之中浪漫因子的出現也為電影增加了看點，影片最后中共一大在嘉興南湖成功召開，而煙雨蒙蒙中，景色美如畫，是對主題的升華。這些都是導演在莊重、嚴肅的歷史基底之上對于藝術的多姿多彩的探索性的體現。
“政治電影是最大的商業電影……商業電影其實就是把能夠影響最多。”[1]黃建新曾在一次訪談中坦言，主旋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仍是商業電影，演員方面，大牌明星客串，眾多明星參演，但“零片酬”的這一行為就具有十足的話題性，可見電影界充分響應國家號召，對國家意識形態都有一致的認同。觀眾方面，電影充分把握了觀眾的心理結構，把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民族的自豪感轉化為消費動力，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而主旋律大片的成功，從近年來《戰狼》“現象級”的成功和《紅海行動》的熱映中就可窺見一斑。
黃建新從來就是一位敏銳而大膽的現實主義者，對于社會熱點有著靈敏的嗅覺。黃建新對于社會和民族心靈的開掘，都是具有相當的中國特色的，無論是官本位意識影響下的權力機關，還是經濟轉型時期人們的生存境況，還是由共產黨帶領人民走向幸福的歷史征程，都是中國電影的本土化表達，都是只有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下才有的人或事。這當然與他早年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從參軍入伍，到去西北大學新聞系進修班學習，從一名普通的場記到去北京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成為一名導演。2005 年，在紀念中國電影誕辰百年之際被中央政府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稱號。可以說，在藝術、商業和政治三個領域中，黃建新行走得從容不迫，他是一位善于從歷史和現實所提供的文化資源中汲取精神力量以獲得自身的發展的導演，他的創作姿態和精彩作品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黃建新，賈磊磊，宋曙琦.用影像鐫刻民族的心靈史——與黃建新對話[J].當代電影，2011（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