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發型是快銷品精品 奢侈品還是藝術品

陳端端　　許炎駿

一、 概述

電影自問世以來產生了數不勝數的作品，盡管其中良莠混雜，卻不可否認電影中的精品代表作、才華橫溢的電影導演與演員，他們所綻放出的魅力是如此具有美學價值和學術深度。然而，電影這種文化產品的審美價值與學術價值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在電影剛剛誕生的一段時期內，無論是電影的生產制作者還是觀影大眾都普遍認為電影是一種快速消費品，只提供獵奇和娛樂的功能。它廉價，雖然可能在剛一上映時能夠賺到票房，但它的經濟價值衰變速度如此之快、根本沒有保存與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電影的這種狀態引起了多方面人士的不滿，他們出于各自的立場與利益聯合起來，專家知識與各政治權利階層在這場討論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構想與立場上的變化，互相助力與對抗，最終將電影的掌握權拿到了自己手中，組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設立美國奧斯卡電影金像獎，并建立現代電影藝術博物館。以及相關的商業組織、政府機構及各種非營利性組織。它們通過這一場討論也完善了自己。各種各樣的相關機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行為，事實上潛在地服務于一個更大的國家目標，即重新劃分美國的階級。

而要理清這個過程，要從以教學研究為出發點的課程與院系建立以及以電影拷貝放映為出發點的收藏計劃兩個方面來展開論述，這兩者的形成與發展也逐漸促成美國電影藝術學院以及奧斯卡獎的形成。

二、 通過課程與專業建構電影的學術研究價值

大約在1915年前后，就有電影制片商與哥倫比亞大學一同計劃要將電影引入大學，他們開始考慮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電影研究課程并建立電影拷貝的收藏庫。1938年，哥倫比亞大學附屬學院與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電影資料館共同設立了一個電影研究系，20多年后，出現了第一個電影課程。可以說，哥倫比亞大學的電影計劃，對未來大學電影課程的設計起到了重要影響。哥倫比亞大學的管理者們將他們于1938年與現代藝術博物館所達成的合作設想為一種教育模式，在這一教育模式下，既可以遵循通才傳統，也可以遵循專家傳統。

與如今的數字時代不同，那一時期，電影和畫作與雕塑一樣，存在于實打實的電影拷貝中，沒有電影拷貝就無從討論電影教授與研究，而電影拷貝在制片商手中，這些電影拷貝是他們的商品，他們不會將其隨意供他人使用，但對于電影制片商來說，他們需要通過大學的電影研究和教學來保持電影業興盛——使電影從快銷品的低價值轉變為更具有審美和收藏價值，也更具有經濟價值。而對教授們來說，他們需要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建立新的研究所，并且他們也認為電影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當然，教授們和商人們對電影收藏的構想并不一致，但這并不影響電影資料庫從空想變為現實。他們抱著不同的需求目標，互相妥協并付出各自的努力。

哈佛的電影課程與收藏計劃，是好萊塢繼哥倫比亞大學計劃之后對大學教育進行支持的第一次真正落地的嘗試，一些電影產業的代表人物也參與了這項計劃，比如拉斯基（Lasky）、朱克（Zukor）和迪米勒（DeMille）等。一開始，哈佛大學在是在其商學院開辟了電影案例分析課程，因為哈佛大學認為電影課程非常適于采用商學院的案例研究方法，他們深感興趣，因為始于20世紀20年代案例研究法讓商學院培養的許多學生成為美國各類產業的非官方顧問，商學院也得以獲得收益。

詹姆斯·西蒙（James Seymour），哈佛大學工程管理學院的一位教職人員，在聽了好萊塢大亨關于融資、銷售以及宣傳的電影經營知識后，產生開授電影案例分析課程的想法，也是他，向福格博物館的保羅·薩克斯（Paul Sachs）建議成立一個電影資料庫來增加福格博物館的電影儲備量。薩克斯對此很感興趣，并和同樣感興趣的一些員工進行討論，聯系威爾·海思（Will Hays）和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協助他們與好萊塢溝通，制定收購電影拷貝的協議。雖然一直處于草案狀態，并沒有進入執行階段，但這一協議顯然是文化機構與電影商之間合作共建電影收藏與研究項目的嘗試。

除此之外，哈佛大學還設立電影鑒賞與分析領域的課程進行人才培養，與其藝術學院的原有學生分層體系完全不同，在這里不以出生論英雄，評估的標準來自那些可以通過學習獲得并可以量化的技能，由此哈佛得以囊括更多人才進入這一行業。

這項計劃也從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當時的美國電影產業正由起步邁向成熟，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開設電影課程和倡議電影精選集的那個過渡期里，電影作為快銷商品的自然屬性正在逐漸改變①。

經過哈佛大學電影課程的嘗試，好萊塢制片商與學者們吸取已有的經驗進一步運作，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創設了“電影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Photoplay）項目，并建立起好萊塢自己的電影藝術學院——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

談及此必須提到約瑟夫·肯尼迪②。帶著卓越的經商意識，約瑟夫·肯尼迪一直強調要將電影變成一種可以量化的商品，將電影制作變成主流的穩定行業。他明確提出專業化要求，要徹底明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在教育和管理上的目標。在這之前，他和其他電影制片人就曾將他們在經濟與管理上的目標，直接附加到哈佛大學電影資料庫協議里，這個干勁十足的企業家，先是找到哈佛大學商學院，從里面物色合適的學生，協助他突破歐洲貿易壁壘和電影配額制度，將美國電影從街頭馬戲和技術試驗轉變成像樣的生意。他曾經在關于歐洲電影配額制的激烈演講后，鼓勵在座的學生把學習美國電影對國際市場所起的文化傳播與經濟效用當作他們畢生的任務。

三、 建立收藏機構及確立電影的被收藏資格

關于電影的收藏（選擇哪些電影并將其拷貝收藏到博物館中，就像收藏那些真正的繪畫與雕塑藝術作品那樣）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進程。早期電影是談不上被收藏的，那些拷貝一旦過了具有票房收入的放映期，就失去了其全部商業價值。電影商們希望改變這一現狀，在他們努力推動電影邁向更高的商業價值時，電影潛在的審美與保存潛在價值也被認識到了。那些電影制作人所創作的最優秀作品，為什么不能像書籍一樣，長久的受到珍藏與喜愛？創建一個電影資料庫是理所當然的，必須賦予電影拷貝以保存價值，讓它們在上映后仍然被研究、欣賞和珍視，讓它們（原本并不為人認可的）審美價值帶動商業價值一并延續下去——電影資料庫的出現是商業和藝術的完美結合。

在哥倫比亞大學電影收藏計劃中，波坦金和格里菲斯都提供了他們的思考與建議。哈里·艾倫·波坦金還在哈佛大學期刊《獵犬與號角》發表了關于建立電影資料庫和電影學校的建議。在藝術化和產業化的進一步推進中，出現了對電影進行選藏的突出需求，1927年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開設電影區的提議被提出，好萊塢制片商與高等學府在這一層面上的聯盟，使得哈佛大學的課程以及相關收藏計劃被進一步推進，這是符合電影發展需要的一個關鍵節點。與波坦金的計劃相比，哈佛大學電影收藏計劃更加明確的提出要建立電影分類系統，他們希望讓更多專家關注到電影，希望他們發現電影值得研究與審美的內涵，讓電影不僅僅是一種對大眾快速消費的文化產品，觀看后即淡出視線。

而對于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來說，電影選藏已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活動了，自學院開始運作以來，學院就計劃建立自己的電影拷貝選藏以及與這些電影相關的文獻資料。到1928年底，學院通過捐贈渠道獲取到許多電影相關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被用來搭建電影資料館的基本框架，同年，學院又考慮開始收藏電影拷貝，但要拿到電影拷貝比獲取紙質材料更難。沒能成功收集到電影拷貝，學院便修訂計劃，將電影改為用于課堂教學，這樣便拉開了為教育服務的收藏品與商業市場上產品的差別。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電影資料庫與主要的大型電影制片廠都確立了合作關系，學院很樂意做由現代藝術博物館派送來的經典影片的篩選放映工作，而這種讓電影為了能夠獲取成為電影收藏品的資格的競爭，似乎可以讓人聯想到奧斯卡金像獎。

奧斯卡金像獎的流程，首先起于對某部電影進行提名，然后那些被提名選出的電影要在一年一度的會議上放映，讓參評人欣賞、審視和評價某部電影所具有的藝術方面的價值，最后電影制片公司還要出具正式的通知書。經過操作，好萊塢發現通過這些做法，既可以將電影定義成一種不朽的藝術作品，也贊美了那些為制作電影而投入的具有高超水平的藝術家，這讓已經超出公映期的電影的商業價值得以延續。另外，由于奧斯卡金像獎依照電影工作者的具體職能，將他們明確到包括編劇、導演和演員的各種類別并分別予以頒獎，盡管起初獎項的類型經常變化，但是，對于具體的獎項仍有著精良和專業的定義和要求，這樣就非常有效的將原本混在一起的勞動者與藝術家區分開，也推遲了電影工會的形成。首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由威廉·德米勒主持）將獎項劃分為最佳影片《翼》和最佳特色藝術影片《日出》，將商業片與有威望的藝術片區分開。珍妮特·蓋諾（Janet Gaynor）獲得了第一屆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得益于《日出》《七重天》和《馬路天使》。那年的頒獎是基于幾部影片而頒發的，對大家來說，頒獎晚會本身就是一件藝術作品，而不只是一場出眾的演出，他們更不會把它只當成工作。

終于，人們已不再對電影膠片的易燃危險心存恐懼，而好萊塢也成功擺脫其底層階級娛樂消遣的快銷品性質，成為藝術。

結語

電影制片公司和學術界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改變了電影在人們心目中快消品的形象，賦予電影美學價值、收藏價值、學術價值，以及更多更久的經濟價值。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各方目標和立場差異，存在彼此之間的合作、抗衡與博弈。整個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的群體和組織中經過失敗，并將每一次試錯的經驗與方法加以延展和繼續，才得以使電影逐漸成為一種具有美學價值，值得收藏和研究的，值得在最高學府進行相關知識教授的文化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