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同志電影
李雨叢
【摘 要】20世紀60年代席卷歐美的反叛與批判文化的“解放”潮流，使得“同志問題”摘下了神秘的面紗，走進大眾的視野。本文主要以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品的華語“同志電影”為考察對象，梳理其在思想內容、敘事方式的變化，并思考由此映射出的社會對同性戀群體接受度的演變，總結出華語“同志電影”呈現出的多樣化敘事方式。
【關鍵詞】華語“同志電影”；酷兒理論；多元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8）03-0098-01
“同志電影”，就是指以同性戀為題材，主要展現同性戀這個群體的情感、生活和個人內心世界的影片。自20世紀90年代起，香港、臺灣以及內地涌現出了一批涉及同性戀題材的電影，代表作有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李安的《喜宴》、王家衛的《春光乍泄》、楊凡的《美少年之戀》等。經歷了早期的排斥與禁播，新時期的華語“同志電影”在更為開放寬容的社會環境下，受到來自西方“同志電影”與酷兒理論的影響與啟發，煥發了新的生機，全新的創作思路與大膽豐富的題材形式，迅速促進了“同志電影”的發展與成熟。
一、華語“同志電影”發展歷程
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同志電影”，像華語影壇一個初次嶄露頭角的新生事物，導演基于對觀眾接受心理的考慮，更多是注重其作為情節與線索在整個影片中所具備的結構性功能。受到西方“酷兒理論”的影響，發展到中后期的華語“同志電影”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酷兒色彩，具體體現在創作者們的創作思路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改變，出現了有別于以往表現同性戀的傳統的敘事模式。總的來說，華語“同志電影”常見的敘事方式可以分為三種，即以表現同性戀情感為主、以表現同性戀生活為主、以表現同性戀身份認同為主，在創作心理上更傾向于對情感的描寫與刻畫。
二、多樣化的敘事方式
（一）表現同性戀情感。表現同性戀情感的影片主要以感情為線索，最常見的敘事模式是將同性戀之間的情誼按照異性戀人之間的情感，以常態敘述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影片通過對同性戀者感情的深入刻畫，把同性戀者當成一個真正的具有社會角色和生命價值追求的個體，將他們的愛情故事描繪得婉轉動人，在不知不覺中帶領觀眾進行了一次“道德逃亡”，成功地抓住了觀眾們對于情感本身是沒有區別的這種心理認同。
在王家衛的電影《春光乍泄》中，何寶榮與黎耀輝的情感糾葛明顯朝著男女二元對立的方向在發展，無論是感情的起伏還是調情、斗氣，都和男女之情一樣炙熱真實。片中，兩人從香港逃離到阿根廷后，何寶榮為了追求刺激的生活而留下孤身一人的黎耀輝，后來因為意外受傷，黎耀輝把何寶榮帶回家為他治療，一句“黎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成為影片的經典臺詞，然而最終兩人還是漸行漸遠。整個影片，開頭的纏綿，中間療傷的日子，與臺灣朋友的相識，都以一種近乎烏托邦式的甜美生活幻想，使觀眾陷入其中。
（二）表現同性戀生活。另一種敘事方式是注重展現同性戀者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同志電影”中，總是摻雜著許多其他的元素，例如社會倫理、政治、時代、同性之愛以及異性之愛，等等。在設置故事背景時，往往將整個現實環境放置于一個更加嚴重復雜的情況之下，這時同性戀者的身份和情感就將成為整個故事的敘述背景或是為困境埋下的伏筆。比如陳凱歌的電影《霸王別姬》，在整個影片宏大的歷史敘事當中，在社會問題、時代問題甚至人性問題的背景下，程蝶衣與段小樓之間的“同志”愛，似乎是以一種蒙著輕紗的姿態穿插在影片里，導演在影片中對扭曲的社會帶給人們壓抑和痛苦進行渲染，舞臺上霸王與虞姬的表演都令觀眾在舞臺與現實中輾轉，蝶衣對小樓的“同志”愛只是影片表現宏大主題的眾多元素中的一個。
（三）表現同性戀者的個人成長經歷。現實中的同性戀者是一個孤獨而敏感的群體，在表現身份認同的“同志電影”中，創作者往往將敘事的重心放在展示“同志”身份的認同過程上，影片的主角多是處于成長期的青少年，他們在性別意識覺醒的階段，會強烈感受到自己的與眾不同，對自我生理性別、心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艱難辨認著，并一直伴隨惶恐不安和自我否定長大，他們艱難隱秘地尋找著心中的真愛，卻總是承受著許多愛的傷害。在楊凡的《美少年之戀》里，SAM和JET邂逅并相愛了，由于JET男妓的身份，讓一切有關于愛的表達都變得晦澀而難以開口。在SAM決心告白后，家人的介入改變了這一切，掙扎中的SAM最后選擇了自殺。有時候同性戀者所面對的壓力并非來自道德倫理的正面干涉，而是溫情脈脈的家庭，在親情之愛的背后，往往會折射出倫理和政治的冷酷無情，這是一種愛殺死了另一種愛的悲劇。
通過對華語“同志電影”發展現狀的追溯與分析，可以看到，對于未來的發展，華語“同志電影”應當積極參與到管理制度變革中，為爭取更加寬容的創作環境和發展空間而努力，與此同時，也要堅持“接納存在，尊重差異”的立場，始終著力于引導受眾對“同志電影”的正確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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