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的道德審判
岳振
操縱新聞輿論影響事態的電影橋段，在很多影片中都有體現。國產電影中，陳凱歌執導的《搜索》（2012），是難得一見關注輿論“道德審判”和新聞倫理的一部影片，其對新聞操縱和輿論“道德審判”的描述，生動有力。《搜索》所講述的故事，貫穿了新聞倫理異化和傳媒職業價值觀扭曲的現實折射，這些異化和扭曲導致的后果，令人惋惜。當然，《搜索》本身也內涵著道德審判傾向，但這不影響其故事所呈現的新聞倫理的警示價值。
一、 多輸結局：“網絡暴力面前沒有贏家”
《搜索》中，葉藍秋（高圓圓飾）是一位都市白領，作為上市公司董事長沈流舒（王學圻飾）的貼身秘書，她與老板的生活距離頗受關注。直到葉藍秋不治之癥確診，需要一筆錢治病卻隱瞞病情開口向沈流舒借錢，并靠在他肩上尋求些許安慰。這一幕正好被突然而至的沈流舒老婆莫小渝（陳紅飾）推門撞見。影片故事至此，已埋下矛盾激化的伏筆。之后社會輿論的焦點，也大多從這個場景延伸開去，如洪水般涌來的網民猜忌，擊中了葉藍秋看似堅強其實脆弱的心靈。
影片的故事構架，是以新聞報道的推進為線索，串起了同一個城市里生活方式各異且素不相識的一群人之間生活與工作的糾葛。這個故事的背后，是電視臺記者陳若兮（姚晨飾）一味追求轟動效應而采取簡單化的報道方式，從道德譴責角度通過電視對“傲慢無禮”的葉藍秋進行曝光，隨后再次通過網絡推波助瀾，引發“人肉搜索”和網民譴責謾罵。虛擬社會和現實人群的口誅筆伐，以及生命大限將至的巨大心理負擔，終日折磨著葉藍秋，她最終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影片的“新聞故事”呈現了現實新聞行業環境的一些陰暗面。葉藍秋新聞素材的最初獲得者——電視臺實習記者楊佳琪（王珞丹飾），因為被陳若兮以“行規”為由剝奪了署名權而心懷芥蒂。這個新聞新兵通過一些巧合事件拿到葉藍秋的道歉視頻，也知道了事件真相，開始對陳若兮的新聞操作手法產生懷疑。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沈流舒也成為輿論人物，他通過一家小公司以向電視臺投放宣傳片為由，把陳若兮推到新聞賄賂的職業道德洼地，讓她失去了電視臺的工作。
陳凱歌設定的故事框架里，“網絡暴力面前沒有贏家”成為《搜索》要傳遞的道德信息。電影的結局是，涉事各方都受到了“懲罰”，或是家庭破碎，或是愛情終結、事業受挫。影片亮出的“武器”，依然沒有脫離道德譴責和“因果輪回”的詛咒色彩，這讓電影所呈現的故事和所要表達的現實憤怒淺薄而飄渺，但其希望批判操縱新聞輿論對“好人”進行道德譴責的意圖是明顯的。
正如知名傳播學者陳力丹所言，網絡暴力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網絡發言者的素質不高”[1]，《搜索》闡釋“素質不高”的鏡頭語言是，希望通過“吃瓜群眾”毫無顧忌地舉起手機大喊大叫追著女主角拍照這樣的場景，來“揭露”輿論暴力里“無恥的人性泯滅”。盡管這種表達所呈現的效果，更多是把“可笑的烏合之眾”進行簡單處理，并未達到人性批判的藝術境界，但其背后的社會現實令人深思。
輿論公器的使用是有其法律和職業道德邊界的。然而在這個故事中，新聞職業成為捕風捉影、博取名利的手段。陳若兮用她在新聞機構的地位和聲譽為“事實”背書，向大眾講述了一個“道德敗壞的小三”的故事，她對事件的真實程度并沒有進行深入調查，僅憑表象就對當事人進行道德問責，最終導致了一個多輸的結局。
網絡輿論的開放程度和自由程度都比較高，這種環境下的輿論監督，往往對公權力會形成強大震懾。而私權利不同于公權力，在隱私、名譽、人格尊嚴等可能遭受侵犯的情況下，個人沒有向公眾進行無關公共利益的信息公開義務。雖然《搜索》沒有呈現新聞輿論的法律邊界，但是導致多輸結局的原因中，除了職業倫理修養不足，法治意識欠缺也是重要一條。在個人道德層面，在未對報道對象進行事實調查和研判的情況下，媒體從業者以“散布虛假信息”的方式吸引社會注意力，把“新聞當事人”塑造為道德靶子，顯然已經背離了輿論監督的初衷。
二、 新聞倫理異化：盲目“熱點化”
現實中，新聞倫理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層面，是從新聞本身特性來看，真實、客觀、準確是必不可少的事實要素，一條信息之所以能成為新聞，在于其對社會大眾認識社會能夠產生一定參考或引導作用，因此，把握真實、客觀、準確這些特性，是培育新聞倫理修養的基礎工作。第二個層面，是如前文所述，必須清晰厘定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邊界，不能以對待公權力失范的監督手段，來要求私權利做出表態，應隨時保持清醒的權利和法治研判思維。第三個層面，是正確對待輿論“互動”，即媒體及其從業者需要在新聞和受眾之間保持客觀立場。
《搜索》中的新聞倫理，在上述三個層面都出現嚴重偏離，盲目“熱點化”處理，導致新聞倫理異化到獵奇、窺探與不尊重個人人格的輿論操縱道路上。從更深次的意義上，正如傳播學者展江所說，“很多問題都可以爭論，但是爭論要互相尊重”，要“防止多數人的語言‘暴政”。[2]可以認為，操縱網絡輿論聲討個人道德就是一種“語言暴政”，成為新聞倫理異化的一種明顯特征。
新聞的天職就是呈現真相。從當下的許多帶有“反轉”情節的網絡熱點事件反觀《搜索》的故事演繹，葉藍秋悲劇的“反轉”出現在她去世之后“愛心基金”的設立，影片總算給觀眾留下一個善意的憧憬。但這些都已經遠離了陳若兮的職業追求，她甚至連道歉的機會都失去了。
在很多網絡“反轉”事件中，網民同情心往往始于事件所透露出來的悲情。推動輿論走向的幕后當事人精心編造一個足以吸引人的開幕故事，綁架網民同情心謀取不義之財。《搜索》中的媒體人和媒體機構，赤裸裸地利用了人們對“小三”這個群體的普遍憎恨，以及網絡輿論當中存在的隱私窺探欲望，鼓勵他們提起道德大棒，把一個“與人們印象中壞女人形象相符”的女子逼入絕境。
盡管影片是藝術化表達，但這確實就是新聞線索“熱點化”處理取得的效果。不可否認，追求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圍的關注，是新聞從業者比較常見和慣用的職業思維。拿到一個“具備轟動潛質”的信息，在還未將其打磨成新聞之前，陳若兮就已經判斷出偷拍視頻播出去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現實中，具備職業資質和能力的新聞記者，對此類信息的處理有諸多職業規范，比如更深入求證、“線索不等于新聞”等等理念，都在提醒記者不可妄下結論。
媒體從業者的輿論操控需要底線思維，即在無關公共利益的個人道德評判上，作為記錄者，任何形式的道德譴責都蘊藏著巨大風險。作為資深記者的陳若兮，已經連續在網絡上發表了幾篇質疑葉藍秋身份和人際關系的文章，引來無數圍觀者，不僅如此，她還邀請“學者”做客電視臺，用人為制造意見分歧的方式操縱“專家觀點”，把葉藍秋事件的輿論熱潮推向更高“境界”。
影片對新聞倫理喪失的控訴，都集中在對陳若兮的形象刻畫上。作為一個偶然事件引發的街頭紛爭，被陳若兮通過傳媒手段“演繹”成熱點新聞。陳若兮因此獲得電視臺同事和領導的贊許。在影片中，陳若兮用扭曲的新聞價值導向，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葉藍秋生命的終結。
對極有可能涉及個人隱私的事件，缺乏對真相的深入挖掘，不能急于對新聞線索及新聞事件進行“熱點化”處理，這也是一種職業要求。在新聞線索或信息處理中，道德評判與輿論監督不可等量齊觀。慎重對待報道對象在公共場合的個人行為，收起輿論“道德審判”的優越感，應該成為新聞從業者特別是致力于社會新聞報道的從業者必須遵守的職業信條。《搜索》用藝術化的極端案例對此提出了忠告。
三、 道德漩渦：深陷“水波輿論場”
“道德審判”是新聞輿論中較為常見的現象。輿論“道德審判”即在沒有多方信息相互佐證的情況下，大眾以情緒化言論對信息當事者進行道德評判，并希望得到更多人支持，從而把當事者逼入道德劣勢。在網絡社會，人們獲取（“制造”）信息（包括虛假信息）的成本低、渠道多，受眾容易受“熱點化”處理思路的誤導，輕信、誤讀“新聞信息”，以致對信息進行缺乏底線規制的“深度挖掘”，從而形成“水波輿論場”，出現輿論場中的“道德審判”。
在網絡信息傳播模式中，除了疾速特征，更重要的是意見表達的水波式慣性傳遞，即在一種意見最開始被定性為“正確”之后，離真相越遠的人群會跟隨這種意見趨勢發表他們的觀點，從而更加固化了原始的“正確”意見。這種意見趨勢對處于輿論核心的當事人而言，往往是一種“毀滅性”打擊，即使會有辯解的時機和空間，也會出現比如“塔西佗陷阱”之類的信任泥潭。
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交互影響輿論，是《搜索》為觀眾營造的輿論發酵氛圍，從近年來的社會熱點事件的傳播方式看，這種交互影響確實是事件關注度的提升和影響范圍的擴大產生了決定性因素。馬丁·李斯特等英國傳播學者認為：“在這個擁有大量媒介的時代，大眾媒體傳統的過濾器與看門人的作用已經被‘我們所取代。”[3]這個“我們”的力量，所帶來的輿論聲勢往往會呈“病毒式擴散”，在需要扭轉局面時就很難對其進行有效引導。
陳凱歌此前的《無極》即是從網絡輿論開始遭到大范圍調侃，隨之而來的是大眾開始質疑作為電影導演的陳凱歌的藝術水準。這與《搜索》所呈現的網絡輿論暴力有相似之處，比如受害者百口莫辯，整個過程中難以重建相互信任關系，剩下的只是憤怒與無奈。《搜索》批判的一個現象是，對事件或現象本身進行客觀評述，在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交互輿論中似乎變得極其困難。
葉藍秋從醫院出來后，帶著墨鏡神情憂郁地坐在公交車上，一位老人上車后她沒有讓座，在其他乘客的責難聲中，她拍著自己的大腿對老人說：“要座就座這兒。”老人氣急敗壞，其他乘客也因此對她進行更刻薄的譴責。這一幕正好被楊佳琪用手機偷偷拍錄下來，在葉藍秋下車后還“跟蹤采訪”。楊佳琪回去之后，把這段偷拍視頻和“采訪”內容交給她的指導老師陳若兮。他們的“新聞”播出后，引起社會關注，輿論譴責之聲從觀眾延伸至網民。網民的道德鞭笞和人肉搜索，并伴隨著各種猜測，其中一種被熱議的猜測是，葉藍秋是一個破壞她富豪老板沈流舒家庭的“小三”。這就是“水波輿論場”的中心點。
“水波輿論場”最大的特性在于，信息被無限擴散，這個過程中，因為不同群體不斷“制造”魚龍混雜的信息，導致核心事實逐漸模糊，出現嚴重偏離事實的道德評判和輿論綁架。“水波輿論場”容易攪渾行業倫理是非觀。駕馭新聞輿論進行“道德審判”，也就喪失了客觀、公正的新聞倫理。在《搜索》中，制造這起熱點事件的陳若兮并沒有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嚴重后果，而是一味站在新聞轟動效應的角度，把事件所承載的道德含義和社會影響力無限放大，輿論“道德審判”從此無法控制。
客觀而言，網絡世界對熱點事件的認識與評議，并不完全是《搜索》所呈現的“一邊倒”模式，而作為嚴肅新聞媒體，對偶然事件的處理也不會像《搜索》塑造的記者陳若兮那樣簡單粗暴。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出現非理性的“熱點化”處理，就極有可能產生“水波輿論場”，出現難以控制的“次生輿論”，推動形成更大的“撕裂”聲勢，對社會公序良俗和進步共識造成深層次傷害。
結語
推動輿論“道德審判”，新聞職業倫理的異化往往是關鍵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把核心事實進行無限放大處理，而且在輿論互動中發揮了“搖旗吶喊”的引導作用，把受眾注意力帶向錯誤方向。《搜索》撕開了一層面紗，直觀地描述了網絡暴力的種種不堪。其對新聞倫理的警示意義在于，新聞工作者必須樹立正確、嚴謹的新聞操守意識，守住職業規范底線，防止職業倫理異化導致輿論場中的“道德審判”，相反而行，則會造成互相傷害的多輸結局。其實，法治思維是新聞從業者必備的職業素養。對于專事信息“搜索”的新聞機構和從業者，應該秉持傳遞真相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職業理念，避免步入法治意識喪失和新聞倫理異化的扭曲道路。
參考文獻：
[1]王超.中國專家爭議網絡實名制[N].中國青年報，2008-10-10（11）.
[2]韓雨亭.“群氓時代”的中國精英話語空間[J].mangzine·名牌，2007（8）：63.
[3]（英）馬丁·李斯特，等著.新媒體批判導論（第二版）[M].吳煒華，付曉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