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勇
2017年9月初登央視一套熒屏的電視劇《春天里》，憑借富有吸引力的劇情、實力派的演員和接地氣的主題，再次掀起收視高潮，使觀眾對當前社會環境下我國新一代建筑鐵軍的追夢之旅，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領略。在這部用實力和良心打造的影視劇中，尤其將我國建筑工人的心路歷程刻畫得惟妙惟肖，同時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程中所帶來的人性變化給予了高度重視。通過分析劇中三位主要人物鐵振國（谷智鑫飾）、李春妮（王力可飾）和高中（李雨軒飾）的情感糾結與事業起伏，可對人性變化的兩個走向——歸化與異化——獲得更加直觀的認識。而揭橥人性裂變的過程，正是《春天里》迥異于同題材影視劇的高超之處。
一、 影視作品的歸化與異化
“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alienation）本是來自語言翻譯學理論中的兩個名詞[1]，前者意為翻譯者用本國讀者熟悉的詞匯來翻譯外國文學中的文化負載詞，例如霍克斯英譯《紅樓夢》時，便將“老君眉”徑直譯為“白茶”（white tea），這是典型的“歸化”翻譯。對于本國讀者而言，這一手段顯然是犧牲了原文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成分，而遷就了本國讀者的閱讀水平。換言之，在翻譯過程中，歸化代表著譯者的本土文化對于原文的民族文化的勝利，即譯本的本土文化戰勝了原本的民族文化。“異化”則反之，它保留了原文中所富含的民族文化，以原汁原味的形態介紹給他國讀者，對于他國讀者而言，這無疑是宣告著原本的民族文化的勝利。
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國影視理論批評家德·瓦薩爾在《影視的歸化與異化》中，首次將上述翻譯學的兩個概念引入到對影視作品的評論上，并將二者的本質屬性確定為：“歸化代表著核心人物通過自己的性格宣傳，將周圍的人物同化；異化代表著核心人物放棄了自身的理念，向他所處的環境繳械。”[2]這一理論，較為深刻地闡述了影視劇在人格塑造方面的兩個走向，從而為后來的影評家所吸納，并廣泛地應用于影視劇的評論方面。
很明顯，電視劇《春天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性格變化，也可以在瓦薩爾的啟發下進行分析。當然，我們并非認定歸化與異化是可以解讀《春天里》人性塑造的不二法門，對人性的分析可以有許多方式，瓦薩爾的理論只是較為直接的一種。正因這一原因，我們在此援引他的理論來分析《春天里》的人性走向及變化。理論與創作實踐的對接能使觀眾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深刻內涵。
二、 鐵振國性格的歸化過程
從《春天里》揭開序幕的一刻，鐵振國便注定扮演著強勢的歸化型人物，這也是當前我國影視劇所共同設置的一類人物。在劇中，此類人物主要通過自身一系列的危言危行，來深刻影響周邊的次要人物，進而發揮瓦薩爾所強調的“同化”作用。當周圍的人物均被其言行影響之時，便是該人物完成歸化使命的一刻。按照這一歷程去分析鐵振國的形象，便可找尋其歸化的草蛇灰線，這對于領會該劇塑造人性的技巧很有益處。
劇中的鐵振國是來自農村的年輕人，他選擇背井離鄉，遠赴北京，是有著相當充分的心理淵源的。一來他目睹了農村生產的弊端，另一方面他又有著篤定的夢想，即成為一位杰出的建筑家。在這些心理的驅使下，他與兄弟鐵頭和高中便踏上了追夢的旅程。到了繁榮的北京，鐵振國并沒有忘乎所以地蹉跎歲月，而是選擇踏踏實實地學習，一步一個腳印，向著自己心中的夢想努力。正是因為有了這份鍥而不舍的精神，他才逐漸得到了周圍工友以及高校教師的認可，這是他利用自身品質去歸化他人的第一部序曲。此后在建筑場中摸爬滾打了多年的他，逐漸認識到這一行業所需要的技能與竅門，慢慢發展出屬于自己的一份產業，后來又開設了自己的公司。在這一過程中，他仍然憑借著不鍥的努力，繼續默默影響著周圍的人，既將生性懶惰的工友培養成為事業而奮斗的硬漢，又憑借自己的膽識，成功為民工要回了工錢，從而虜獲了女記者馮美慧的芳心。至此，他完成了歸化身邊角色的第二步，也是至為關鍵的一步。此后他在經歷工廠事故，左臂幾乎失去工作能力的困境面前，仍不向命運屈服，重新追逐自己的夢想，并以此來感染其青梅竹馬的戀人春妮，終于成就了事業與家庭的雙喜臨門，這是其歸化工作的最后一步。此后，這對北漂多年的戀人，在經歷了諸多波折后，終于有情人成為眷屬。
《春天里》對于鐵振國的歸化歷程，給予了多種角度的呈現，同時也兼顧了多條路線的照應。他憑借一身正氣與膽量，向黑商人胡勝利討回民工欠款，獲得了工友的肯定；他在公司規模日漸擴大的背景下，仍然不忘初心，實心實意為民工考慮，收獲了馮美慧的贊許；他在常人幾乎不可逾越的生理困境中，成功實現了質的飛躍，進而歸化了自己的心上人春妮，從而成就了美好的愛情。這些看似美滿的結果，實際上都伴隨著鐵振國的努力與付出，而他的努力與付出，正是他努力歸化他人的過程。在《春天里》中，只有鐵振國在物欲橫流的環境中，始終保持著獨立人格與尊嚴，經得住不義之財的誘惑，在成就了自己的同時，也將自己周圍那些猶豫不決的人重新拉回正確的軌道中。央視在宣傳該劇時，曾用了“普通人的中國夢”來形容，這是很符合鐵振國所代表的建筑工人的。同時，這一底層敘事題材的選擇更為接地氣，滿足了觀眾的期待視野。
三、 李春妮與高中性格的異化過程
與鐵振國依憑自身的性格去歸化他人不同，劇中的李春妮和高中這兩個角色向觀眾展示的是性格異化的過程。但同是異化，二人的性情與經歷卻并不相同。正是因為這一深層原因，二人的結局便有了質的不同。對比手法的運用將人物之間的命運糾葛展現得更為鮮明。
春妮去北京完全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歌手夢，這個能歌善舞的女孩從小便夢想成為一位紅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在這一夢想的驅使下，李春妮接受了娛樂圈的某些規則，在這些事件中，她的確是被規則異化的人物。但是當她被娛樂公司綁架，終于認清社會現實之后，便不再選擇向規則妥協，而是勇敢地依靠自身的實力來博取機會。另一方面，她又出于同情心，接受了高中的追求，并默認了高中扭曲的價值觀。在這一點上，春妮又是被腐朽價值觀異化的人物。不過當她看透高中唯利是圖的嘴臉后，也不再充當受氣包的角色，再次回到鐵振國身邊，終于成為其妻子與知音。劇情發展到此，才完成了春妮人性變化的兩個步驟：由最初被社會規則和腐朽價值觀異化，到被鐵振國的正能量歸化。這一人物性格變化的深刻之處，也正是在這一轉變完成之時才實現。
與春妮的善良樸實不同，高中從小便是自私自利的人。他雖然也有成為“最偉大的建筑家”的夢想，但他的本性決定了他為了成功可以不擇手段。“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正是因為這種浸入骨髓的自私，導致了他無法向鐵振國的氣場繳械。他不僅忘記了鐵振國對他人生的幫助，還利用手中權力，對鐵振國的事業進行破壞。在他的眼中，北京的繁榮氣象均出自企業家的黑心和平民的無知，這一錯誤的觀念最終將他引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春天里》并沒有安排他悔過自新的情節，這是一個頗有含義的安排，因為這表示在這個世界上，的確有一部分至死不知悔改的人，而高中正是這類人的代表。
春妮與高中雖然在劇情展開伊始，均為被社會規則異化的人物，但由于二人性情的差別，導致一個成為異化的背叛者，一個則淪為異化的犧牲品。春妮在被社會異化過程中，頭腦仍然保持著難能可貴的冷靜，所以當她發現自己正接受著不合理規則的異化時，敢于尊重內心，向鐵振國的世界靠攏，進而幫助鐵振國，實現了歸化。高中則始終沉溺于錯誤價值觀的統攝之下，亦步亦趨地向腐朽心靈世界靠攏，為了成功，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與親朋好友的利益。《春天里》正是借助這一組人物，展現了在異化世界中走失的靈魂，到底是選擇自我救贖還是繼續沉溺的問題。這是深刻的人生哲學，而《春天里》則借助春妮與高中，向觀眾展現了即便均以異化開始，也可以憑借自身的性情與判斷力，走向截然不同的明暗兩個世界。很明顯，借助具體人物的呈現，比枯燥的說理更深入人心。用“歸化”與“異化”的理論來闡釋二者之間的人生走向，無疑是貼切而不失意味的。
結語
若干年前，“農民工”問題還是一個充滿著爭議的話題，但在權利維護日益成熟的當代中國，我們早已沒有必要懲羹吹齏。《春天里》便果敢地選擇了農民工作為刻畫的中心對象，進而展現了共舉中國夢的今天，我國農民工的精神面貌。從折射現實的角度來看，《春天里》早已完成了選材的使命。但能否達到選材的預期標準，并非衡量一部劇是否成功的根本要素。按照薩瓦爾的學說：“影視劇的核心是人性，無論是歸化而來的人性，還是異化而滅的人性，都是影視劇的根本使命。”[3]《春天里》的成功正是同時呈現了“歸化而來的人性”和“異化而滅的人性”。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劇對于人性裂變的兩條軌跡并未采用蒼白無力的旁白，亦未乞靈于枯燥的道德說教，而是借助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來展現，讓觀眾感覺真實可靠，同時在內心深處也頗受震撼。簡單來說，《春天里》借助兩條線索，將歸化和異化的人性軌跡揭示出來，這兩條線索相互交織，并沒有非常突兀地發展開來。實際上，正是如此渾化無跡的情節模式，才使得觀眾在潛移默化中，便感知了人性的成熟與墮落。鐵振國在劇中只是一個典型人物，他代表了用自己堅守的信念與世俗價值觀的對抗，并以一場大勝告慰了他的付出；春妮和高中則是另一類典型人物，前者利用自己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得頭破血流了解了異化的可怕本質，后者則在紙醉金迷的物質和欲望世界消磨了青春與靈魂，淪為異化的終極俘虜。在劇中，他們都是構成情節發展的必要人物；而在劇外，他們則是一群人的代言人，各以自己的成功和失敗，為局外人提供著可以總結的經驗與值得吸取的教訓。從這一角度看，《春天里》是不折不扣的人性教材。
參考文獻：
[1]葉蜚聲.語言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4.
[2][3]（法）德·瓦薩爾.影視的固化與異化[M].屠友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76-7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