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你很冒險的夢我陪你去瘋.

Ditto

關錦鵬監制的《紐約紐約》在這個柳絮飄飛的春日如期上映。

一個人去看片的一周以后的這個清晨，事實上整個四月都幾乎在爭吵和眼淚中度過——這個凌晨四點，我從夢中驚醒，毫無征兆地想起了《紐約紐約》的開頭：杜鵑幾乎以本色出演的那個上海女孩，黑色的中分短發勾在耳后，從母親處繼承下來的經典款米色風衣有著一個世紀以上的優雅——她走進大洋彼岸這個夜夜笙歌的派對房間，同樣的酒盞交錯、紙醉金迷，看似與故鄉并無差別，她的眼梢微吊，目光中透出一點打量、失望、平靜與壓抑的驚詫，就好像愛情經過，然后靜水流深。她在一隅落坐，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無意地注視著她。“她是誰？”拿著酒杯的洋大佬低頭問。“Not mycup of tea（她不是我的菜）。”帶她入門的中國男人這樣輕俏地回答——直到他們回到公寓，面對她爆發的眼淚，他對她說：你可以住一陣，也可以走，隨便你。他用前所未有、抑或是真相的眼神冷酷地回望向她。“無所謂，this is NewYork。”他說，“你一直朝思暮想的地方，就在你的腳下。”

Q=《大眾電影》A=關錦鵬

這一場愛情，或者說愛情的模式，不就一直是：他愛她，他愛他，最后去到終點的卻是他和她。就像她在深色衣櫥鏡子上抹去他用口紅寫的“娟”，更正成“鵑”——奮斗的歷程中，我們都是無腳鳥，總有人要消失，總有人要犧牲，而且往往是你預料不到的那個人。

“很多人看完《紐約紐約》后，會覺得鵑是一個蠻有心計的女人，但我覺得不是。你可以說關錦鵬，這沒那么復雜嘛，就是她有城府，利用了阮經天（飾演的那個角色），但我覺得不能這么單一地去看。女性角色之于命運的那種東西，我覺得有一種凄美，那種復雜，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吸引我的。”在《紐約紐約》上映前接受專訪的關錦鵬對我說，“這個女人并沒有想要害她愛的男人或者愛她的男人，旁邊的人的受苦甚至死亡成就了她……但是是命運，讓她一直走過來，一直走過來。是命運或者個性上的一種矛盾帶來的女性悲劇的可能性——人家相信了她的柔美，對她有更多的幻想，結果不是，她的內心有她想要的東西，這不是錯，只是錯位。”

他說著《紐約紐約》中的阮玉鵑，就好像在說他拍過的阮玲玉和如花：一個她，在那個夜晚忘我地跳著倫巴；另一個她，在消失之前回首凝望。

而我在桌對面望著他。我總有一種錯覺，真正懂女人心的男導演就好像總是可以看到不為人知處哀愁的上帝，在他們面前靜靜待著，你可以看到自己一一看到滿眼望向命運的悲憫，還有他滿臉如隱秘的皺紋般，節制的哀戚。

和關錦鵬的初次相遇在香港一個名叫“濃情”的酒吧——是香港常見的那種小酒吧，以霓虹燈鑲嵌，枝節纏繞的繁體字在夜色中揮發出熒熒之光，恰逢那晚的香港街頭飄起了小雨，仿佛傳神地再現了張愛玲《金鎖記》中描述的“千萬粒雨珠閃著光，像一天的星到處跟著他們……汽車駛過了紅燈、綠燈，窗子外熒熒飛著一顆紅的星，又是一顆綠的星”。

我向來覺得，張愛玲的文字，是薄情中有濃情的。多年前在上海看過關錦鵬的《紅玫瑰白玫瑰》，我知道他喜愛張愛玲，但那一整晚聊的都是電影。我們都很喜歡那時正在香港上映的《房間（Room）》（港譯：抖室），不是因為演技，也不是因為懸疑，而是因為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這樣的電影作品了：只是借用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的外殼，卻是以一個孩子的視角探討了人際關系的距離與疏離，尤其是電影的后半段，當作為獲救受害人的母親面對眾人窺視的眼睛，是從一個房間進入了另一個房間，心靈依然被禁錮，直到一部分被孩子化解——這是比視角和故事更重要的東西，這是一個創作者獨一無二的選擇。“好電影不怕劇透。”那一晚的關錦鵬反復說，在那個名為“濃情”的酒吧里喝了一杯又一杯老板娘過來添加的酒，“做電影，一定要有排空一切，只面對自己內心想做的東西的執念。”

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監制的《紐約紐約》不僅是一個電影片名，也是戲中上海一個酒吧的名字：New York New Yorkdisco，是那個時期人人都想要去美國的上海真的存在過的地方。我沒有想到，這個名為“紐約”的電影講了一個很多人記憶中的“上海故事”，上映前，有同為80后的上海朋友告訴我說“上海小囡”都要去看，而關錦鵬自己則寫了一篇名為《我的“紐約紐約”》的文章，結尾中說：“紐約紐約”是90年代每個人心中的一個期望和希冀，我的“紐約紐約”可以理解成電影夢吧……我今天活到這個歲數，拍了很多電影。在拍電影的過程中，也失去了很多應該要珍惜的，包括我母親的健康。說到底，每個人的“紐約紐約”都沒有回頭路。現在如果要我選，我還是會選擇拍電影。

都是走不了回頭路的人，這就是夢中人的讓人心疼。所以，光陰流轉，作為監制的關錦鵬，愿意幫助15年前時任《藍宇》劇照師的羅冬實現他的這第一場電影夢。而我覺得，故事或許是本身是上海人的導演羅冬的，唯美的愛情感是模特出身的杜鵑和阮經天共同演繹的，但關錦鵬和張叔平的影子卻出現在電影的很多圖景中。

“您覺得愛情最動人的是？”“可能這跟我個性有關系，我情愿自己受傷害，多于說我去傷害別人，我覺得愛情動人就是你愛一個人，你不怕被他傷害，而且甚至有些自虐地甘愿被他傷害。”關錦鵬在面對我的這個問題時提起了張叔平，“叔平覺得我拍得最好的電影是《長恨歌》，他覺得我節制、冷靜，現代人就是那樣，只是拍早了。”

而我以為。他們共同制造的有更深含義的畫面。恰恰是《紐約紐約》整部電影里的最優美、最動人、最如夢之處：相遇不久的那個夜晚，在“紐約紐約”酒吧外，她穿著黑色高領和冰藍色毛衣，彎起天鵝般的脖頸對他說：“都是騙子。就你不是啊？”又一個夜晚，同樣的地點，她脫下米色風衣擲回母親懷中。“你不要太硬！”母親警告她，淡棗紅色毛衣的溫度抵不過她心中的寒冷，直到他出現，為她披上外套，正是這些，讓她之前對他說的“我不要你同情我，你只要記得我現在的樣子就好”。和后來說的“出去了，才能平等……每一個背井離鄉的人心里。都有一個很愛、很愛卻愛不起的人”讓人唏噓；她就是要走，誰也攔不住，她沖出長大的閣樓、弄堂、母親的目光、他的愛情，哪怕愛情中每一次兩人親吻的聲音都仿佛在鏡頭中清晰可辨——但還是那件風衣，她穿去了光怪陸離的紐約街頭，身旁穿梭的紐約出租車特有的明黃色不耐煩地呼嘯而過，比米色更深，把煢煢的她漸漸淹沒……

在那樣的煙波浩渺里，我相信她懷念他的孤獨，也相信導演想要塑造一個“我知道我有資本，但我不想靠男人”的女人。只是，當一部電影的野心太龐大，想拍的畫面不少，實現的也很多，但真正想說的卻還是太少了，這讓一個女人所謂的奮斗終究顯得虛妄。

在擁有更多人生經驗和善于刻畫女人的關錦鵬多年前執導的《人在紐約》中，同樣的場景，紐約街頭，張艾嘉身著風衣揚手打車的姿態終究顯得不同。“《人在紐約》里面有三個女性，張艾嘉可能是跟張曼玉不一樣，也是比斯琴高娃那個角色早到紐約的……她是那種文藝范兒，想要在紐約，在她的舞臺表演的世界里面闖出來的，但是我那個角色真正在說的是，她其實沒有看透自己的那個高度在哪兒。”關錦鵬回憶說，“那是我在身邊一些女性朋友身上看到的，也是我刻意放大了去表達的。”電影最有趣的莫過對照戲中人的人生，仿佛宿命一般，走過了很多“愛的代價”的張艾嘉如今在她名為《輕描淡寫》的人生第一本書里寫下如下這段話，仿似對“命運”的告白：當事情一件件巧妙地向我走來，我明白了這是“你”的安排，而我必須安靜下來聆聽，放下雜念，耐心從容地等待更多的指示。

而我突然有一種想法。或許，一部電影，一個故事，一段奮斗史，是發生在上海、北京還是紐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耐心去看清自己，不要迷失自己的心。我是幸運的，因為青春期的交換生經歷早早去過了紐約，所以直到大學畢業我都沒有迷失在那時人人都迷戀的“紐約夢”里——雖然叛逆期來得更早，但誠如有著相似的“反抗很多東西的青春歲月”的關錦鵬所言，“青春期胡作非為的人比較容易早熟”。而至今依然熱愛紐約的我也必須坦承，我并不喜歡電影《紐約紐約》那個輕描淡寫地說著“多年后，她成了真正的紐約客，將他帶回了上海”的結尾，它遠不及《紐約出發之再次遇見你》里體現的紐約精神——盡管那個抱著吉他的倫敦小妞同樣曾經躲在男人身后，而非在酒吧里勇敢唱出自己寫的《迷失的星》：“我只有一夜的驚鴻/我會被詛咒愛神會收回他的箭/所以讓我們飲淚而醉”——但我喜歡那個結尾：他還在唱她的歌，只是改過了方式；她以任性的方式發表了自己的專輯；誰也沒有和誰在一起，但愛也沒有全然消失。

每一個人心底的紐約故事，都是寫給自己的夢。因電影《紐約紐約》上映重新錄制的老歌《瀟灑走一回》里歌詞依舊：聚散終有時。愛情、人生……所有的動人，都是曾經真的動情，然后依然可以再次出發，去到我們想要抵達的地方。縱然，在那之前，我想念那個我們共同走進的溫順的良夜，任微風拂面，在陌生又熟悉的城市，聽他并肩走在身邊說一句：

繁華，不亂。

這是最好的境界，不是嗎？

女性的柔美里面有一種強大

Q這一部有關紐約的電影，你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因為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太多紐約故事了，我覺得。

A羅冬這個故事，我覺得你不能只是把它看作一個愛情電影，他其實醞釀這個東西很久了，有五六年了，上世紀90年代初整個經濟發展上海突然間被打破，那個東西是很吸引羅冬導演的。他有一堆朋友，跟他不停地講90年代初的那種燦爛，曇花一現的那種紙醉金迷。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一個氛圍，有別于過去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紐約故事，其實紐約的部分只有最后四分之一。

Q你對紐約的這個故事哪一些部分或者哪一個人物，是比較有感覺的？

A我對杜鵑的角色特別愛，因為我覺得她那個角色比較復雜。我覺得真正的女性，你比如說我過去的女性角色，很柔美的，很陰柔的，但是里面有一種強大，但是這個真正是命運或者個性上的一種矛盾帶來悲劇的可能性——人家相信了她的柔美，相信了她的陰柔，對她有更多這種幻想要求，結果不是，她是內心很強大，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一個想法的，這個往往是一個錯位的東西。這種錯位我覺得，那個反差，比如說貌似有柔美、陰柔，很嫵媚，但是里面那個涌動，那東西是很吸引我的。

Q當然男人也可以這么處理，所以你覺得女性區別于男性的最大的特點是什么？

A我不能說只有女性看事情比較細，但是大概大家都會覺得女性看事情比較細，我不知道，的確我身體里面有一種敏感，有些時候我所看到的女人引起我創作一個角色原型的那種細節，我會把它放大，其實很有趣，我在創作過程里面常常是既用男性角色去看她外在的東西，同時我要用女性的一些心思去挖掘甚至放大。

Q紐約我們上次聊過嘛，我說是除了我的故鄉和北京我最喜歡的城市，你說你也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說紐約是很自由的，它很適合去追夢或者去奮斗，但我覺得每個人心中應該都有不同的紐約——我不知道你的《人在紐約》的這個故事，你當時最想描述的是什么？

A《人在紐約》要是你還記得的話，我們那個時候還是用膠片的，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是用彩色的膠片去拍一個黑白片感覺的紐約。我籌備了差不多有一年，那個五光十色，那種節奏是讓人很容易lost掉的。它這樣子的街道規劃，你走著，好像很安全，一定不會迷路，但我覺得紐約是每天都帶給你新的刺激，在我拍《人在紐約》的時候。這個碰撞是讓你很容易lose掉自己的。

Q這就是你拍《人在紐約》的一個初衷？

A對，但是真正籌備了八個月，快近一年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想法，應該沉下來，不要把那種五光十色，太多的顏色，把太容易lose的人還原到一個簡單一點的視覺里面，讓我們好好去看這幾個人物。

我盡量讓我看到她們的一生

Q現在很多愛情電影，我覺得它的力度不太夠。它很難達到比如說我們都很喜歡的《Room》的那種力度，那種情感的觸碰。

A哇，你要是提到《Room》，我們剛才在閑聊的時候，我覺得導演，選擇題材、技術上怎么去讓它達標，那個是基本功，但你要是提到《Room》這樣子的一個東西，是一個導演的審美跟世界觀在里面的。

Q尤其是關于情感的觀點也是一樣的嘛。

A對啊，所以那個審美跟世界觀我覺得某個程度上，是你說現在很多愛情電影都不夠好看的原因。

Q我反正對你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紅玫瑰白玫瑰》，《阮玲玉》，然后《長恨歌》，選擇的都是非常悲劇性的美的女性形象（笑）。你為什么會做這樣的選擇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母親有一定的關系。

A這個一定有了，一定有了，我覺得。我看到我母親很強大，她年輕時候很利索，帶小孩、到外面工作，我父親去世以后，她在外面工作，回家還煮飯、炒菜，帶我們幾個小孩，那的確，今天看到她老了，動作不像以前那么利索了，那些印象都回來了。所以不光是看到我母親，很多時候走在路上，有些老人走得還好的，哪怕撐著拐杖，那我又想到我媽媽要是能這樣走路該多好，現在不可以了，但同時也會想到她利索的時候，所以這個東西是一輩子的事了。

Q對，因為我就覺得你拍的女性很多是一生——就是它不是光截取那個青春的片段，它是從青春一直漫長燃燒的一個過程，一直到結束。

A對啊，拍完《胭脂扣》以后很多人就覺得，那個拍《胭脂扣》時候的關錦鵬應該滿頭白發。就是應該很成熟，很老的人。但不知是我早熟還是什么原因，我覺得某個程度跟我自己身份都有關系，我不可能像異性戀的男性這樣子去想，去結婚生子，我會用另外一個思考，那我頂多好一點的就有個伴侶，那搞不好，伴侶都找不到的話，那我接著一生是怎么樣，我會想這東西。所以自然而然，當角色出現的時候，我盡量讓我可以看到這個人物，你說得對。

Q我有點明白，就是你其實可以體會女人的一種非常態的狀態，或者是非常規的一種人生軌跡的那種心理。

A對啊，比如說《紅玫瑰白玫瑰》里面葉玉卿演的孟煙鸝，她之前的那種境遇，那個老公并沒有真愛她，而是變成生孩子的工具，讓我想起中國女性，現在女性可能不一樣，但是我看到我媽媽，甚至我外婆那一輩，最終主導家庭的還是女性。我覺得中國女性嫁給一個男人，是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

Q騎虎難下。

A對，騎虎難下了，但是到最終，有一天走在樓梯，瀕臨崩潰，又很淡定地這樣下來的人生，我覺得她已經是反敗為勝了吧。

Q（笑）這個是你對女性的美好祝愿嗎？

A對對對。

Q但現在我覺得這樣非常規的女性其實已經越來越多了。

A對，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