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
作為田漢的電影處女作以及南國電影劇社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到民間去》好似中國電影史中的一樁“迷案”，對于此片的研究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影片導演田漢在《影事追懷錄》一書中稱《到民間去》是“一個未完成的銀色的夢”；程季華等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則延用了田漢的自說自話；張偉雖在《田漢與影片<到民間去>的來龍去脈》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到民間去》的拍攝經過，卻最終認為影片并未公開映演且下落不明而黃德泉在其《<到民間去>影片考實》中，通過挖掘《申報》上有關此片的兩篇影評文章，提出《到民間去》“不是未完成，而是不成功”。至此，《到民間去》的“迷案”依舊模糊不清，但據筆者所查考到的史料來看，《到民間去》的歷史事實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田漢以及南國社以后的文藝實踐活動及其事業態度。
一、《到民間去》的籌拍與南京試演
1926年4月13日，由田漢牽頭登報啟示，發起南國電影劇社，并自籌“二百數十元之基本金，借新少年的原址開始活動”。[1]1926年到1927年間，南國社的主要活動就是拍攝《到民間去》，而刊登于《申報》《銀星》等報刊上關于此片的消息更是披露了拍攝過程中的諸多進程和細節。
根據黃德泉《〈到民間去〉影片考實》一文中的考證，《到民間去》不但拍攝完成，還曾在南京進行過公映。然而，導演田漢卻在其發表于1927年10月16日《幻洲》雜志上的《關于<哈孟雷特>與<到民間去>——致<幻洲>雜志記者》一文中寫道：“《到民間去》之成，頗費苦心，以一囊空如洗之人干需要大資本之事，勢則然也。在南京演時，以須多少加入宣傳資料，莫奈何遂成為一畸形產物。然一旦正式公演仍當付其本來面目，此時正努力于此。”[2]田漢的確承認《到民間去》曾在南京上演過，但他并不認為在南京的上演是該片的“正式公演”，如田漢自己所言其時還在努力于該片的正式公演。那么，影片《到民間去》究竟是否進行過“公演”？田漢筆下的“在南京演時”又是何含義？筆者通過多方的查找和搜尋，終于在《申報》中有了重要的發現，結合其他史料的相互參證，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這一歷史問題。
筆者在1927年7月28日《申報》的第九版“各政訓處消息”一欄中發現了一則《到民間去》一片的放映消息：“宣傳處電影股攝制戲片以為宣傳資料現已制成蔣總司令閱兵玄武湖秦淮河等片連同租來之到民間去一片于昨晚十時在本部試演請何處長阮科長等來部觀演批評至三時始克告畢聞各片均富有革命精神感動力絕大觀者稱美惟因時間匆促裝置尚未臻完善稍事整理必更有可觀矣?！睆倪@則報道來看，《到民間去》在1927年7月27日晚10時于南京國民政府的總政治訓練部進行了“試演”，并且影片的內容包含著宣傳“革命精神”。無獨有偶，在1927年7月30日《申報》的第七版上也登載了一篇關于南京總政治部開映《到民間去》的電文：“本部于勘日召集各路軍師政治訓練處主任會議計各主任親自出席者三十八人派代表出席者二十三人……各路軍主任或代表亦均有報吿艷日繼續會議審查提案及討論議案晚并開演本部電影股所出版到民間去影片以助余興總政治部宣傳處情報股艷?！逼渲械摹翱比铡迸c“艷日”是韻目代日紀日方法所紀的28日與29日，這也就是說在1927年7月29日晚會議結束后放映了《到民間去》，而觀者為“各路軍師政治訓練處主任”及其代表，共計61人。綜合這兩篇電文，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影片《到民間去》的的確確在當時南京的總政治部上演過，只不過不是所謂的公映，而只是在一個特殊范圍的試映。
在1928年8月8日《申報》第二十七版署名為James的通信文章中也曾對《到民間去》的映演情況有所提及，此文是James寫給與田漢和南國社交往甚密的朱應鵬的信件。文章寫道：“我記得田漢先生在南國電影公司所攝的到民間去曾有一度的試映你們曾加以非難?！睆奈恼麓朕o來看，《到民間去》的映演情況也只是“一度的試映”，而非公映。另外，發表于《幻洲》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到民間去》“在東南官場也出過幾次風頭”，并認為這部影片是“畸形兒”。[3]由此可見，在官場出的風頭，極有可能就是總政治部的幾次試映，而非大規模的公開放映。以上兩篇文章不僅進一步印證了前文《申報》中《到民間去》在南京總政治部試演的電文，而且也進一步解釋了田漢在致《幻洲》記者文章中所言的并未正式公演一說。此外，南國電影劇社發起人之一的唐槐秋在其《我與南國》一文中也曾提：“幸虧我們的編劇兼導演田漢，是那樣一位天才者，否則忍怕這部已經制成了六七年始終沒有公映過的<到民間去>，根本上就連拍都拍不成呢！”[4]綜合以上電文和文章，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到民間去》在當時的南京并未進行過“正式公演”，而只是在一些特殊場合的“試演”，而且田漢對這一“試演”版本也并不滿意。
既然如此，黃德泉在《<到民間去>影片考實》一文中憑借1927年8月14日上?！渡陥蟆肥鹈叭艄取钡念}為《到民間去》影評文章的首句：“久經上海報章宣傳的田漢所作《到民間去現在居然能在新都里公開映演了”，就認定該片曾在南京公映過，稍顯說服力不足。而影評文章中所寫的“在新都里公開映演了”是否與筆者所得出的并非“正式公演”而是在特殊場合的“試演”這一結論有所矛盾呢？筆者以為，影評文章中“公開映演”的含義還值得進一步商榷。根據黃德泉的考證，所引影評的作者“若谷”應該是田漢當時的好友張若谷。而根據張若谷的敘述，他在1927年6月15日“因老友田漢的介紹，和王新同志等同到南京《革命軍日報》當編輯”[5]，而此報紙正是隸屬于南京國民政府總政治部的。隨著1927年8月蔣介石的下野，張若谷和田漢一樣，旋即由寧返滬。[6]由此可見，張若谷在1927年6月至8月任《革命軍日報》編輯期間極有可能觀看了總政治部試演的《到民間去》，并撰寫了影評文章。因此，張若谷文章中的“公開映演”應該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公映”，而僅是在一些特殊場合的公開放映，也就是事實上的試映。
二、“未完成的銀色的夢”的隱情
根據筆者上述考證，《到民間去》不僅拍攝完成，而且還曾在南京總政治部進行過試演。既然如此，為何田漢要在《影事追懷錄》中撰文稱《到民間去》為“一個未完成的銀色的夢”呢？而上述兩篇《申報》中的電文在使我們得出《到民間去》一片在南京總政治部試演過兩次結論的同時，對影片來源卻又有著不同的解釋。1927年7月28日的電文中稱“連同租來之到民間去一片”，而到了1927年7月30日的電文則稱其為“開演本部電影股所出版到民間去影片”。在相隔僅兩天的兩篇電文中為何出現了如此之大的差異？這或許真得是“改朝換代之初的難言之隱”[7]——《到民間去》一片籌拍過程的歷史復雜性所導致的。
眾所周知，田漢在1927年5月到8月間就職于南京總政治部宣傳處藝術科，南國社的成員也隨田漢一起前往南京，在田漢《我們的自己批判》一文中對南國社的南京總政部時期做了詳細闡述。田漢談到由于政治上和藝術上的雙重原因以及個人情感因素，致使其就食于南京，并對自己的曖昧態度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當時處在上海的田漢和南國社成員只能根據上海報章中貶抑武漢的宣傳內容來對寧漢分家的是非加以判斷，加之一直追隨蔣介石的好友對蔣的美化，使得其輕信了這些謠言。何況一年來為著籌拍《到民間去》已經讓田漢和南國社成員力兩疲，此時南京總政治部不僅允諾幫助他們完成影片，還許他們以廣大范圍的自由從事制作。這讓田漢和其他成員覺得這也不是必須拒絕的機會了。由此，尚未積累斗爭經驗的田漢為了完成“銀色的夢”吞下了南京總政治部的“釣餌”。
“在南京遇見了何公敢，他說他因為看了我的《黃花崗》劇本而想到我，又答了我許多問題，結果以戲劇與電影方面的工作相托，并應許幫助我完成《到民間去》影片。”[8]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導致田漢自籌二百幾十元起，歷時一年艱辛拍攝的《到民間去》有著“租借”和“本部電影股所出版”兩種不同來源的說法。除了田漢本身對此有所記述之外，《可憐田漢到不了民間》一文也對于《到民間去》的完成得益于南京總政治部的幫助一說加以了佐證：“今春革命軍到南京，政治部聘田漢去當什么戲劇指導，田漢雖到了官場但始終未忘記他的杰作到民間去，因此賴到官場去之力，勉強把影片攝成?！盵9]這里清晰地說明影片的完成是“賴到官場去之力”，和前文田漢所說何公敢“應許幫助我完成《到民間去》影片”相符。可以說，南京總政治部的幫助正是影片得以完成的最后推手。
此文還提到“為適應革命藝術的環境的關系”，出于某種宣傳的需要，《到民間去》并非像影片本事所寫的那樣“到民間去”，而是“竟把到民間去，成了‘上前線去！”以“畸形兒”一詞表達了對影片的不滿，并且借以抒發了其對新文學家田漢投身“官場”以及“藝術為革命而犧牲”的悲憤。實際上，這篇文章也正是前引田漢《關于<哈孟雷特>與<到民間去>——致<幻洲>雜志記者》寫作的原因之一，田漢之文正是對此文觀點的回應與辯白。在田漢辯白的言語間，不僅透露出其對《到民間去》成為“畸形兒”的無奈以及對此試演版本的不滿，而且強調“一旦正式公演仍當復其本來面目”。此外，在1927年12月18日《申報》第二十二版“上海藝術魚龍會消息”的報道中提：“同時聞‘到民間去影片亦經田君修剪將竣”，可見，田漢在1927年的晚些時候確實在為恢復影片的“本來面目”而努力。
基于此，《到民間去》一片由田漢自籌費用開始拍攝，到最終依靠南京總政治部的資助得以完成，并在南京總政治部進行了“試演”，導致此片有著較為復雜的歷史“身世”。特別是影片中宣傳革命的“上前線去”的內容受到了諸多批評，田漢本人也并不滿意，而當時的文藝界人士更是質疑他“改換方向”而對其加以指責。事實上，田漢的這次南京之行只是一個為了完成藝術理想的無奈之舉，但這種復雜的歷史糾葛不僅成為田漢后來稱《到民間去》為“一個未完成的銀色的夢”的難言之隱，也成了此片“迷案”的肇始。無論如何，《到民間去》的拍攝與完成直接促使了田漢和南國社轉變今后的發展道路。
三、《到民間去》對田漢及南國社的影響
《到民間去》一片可以說是南國社事業的真正開端，雖然田漢在其《我們的自己批判》中將南國社追溯到“南國半月刊”時代，但其作為現代意義上的社團還是從南國電影劇社開始的。此片的艱難完成雖然未澆滅田漢對“銀色的夢”的熱情，但的確促使田漢轉變創作方向。而《到民間去》同南京國民政府的短暫合作的教訓，不僅使南國社走上了“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財閥”的藝術運動之路也打破了田漢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重新審視自身的矛盾和政治態度，為其日后的“左轉”埋下了伏筆。
“記述和評價田漢及其南國社的文章，每每只側重其戲劇方面的成就而忽略其他。甚至有人把南國社看成一個劇團的名稱?！盵10]其實，在1925年到1927年間，田漢對于電影的興趣是遠遠超過話劇的。然而，拍攝《到民間去》的艱難曲折，讓執拗堅毅的“湖南牛”田漢也感到了焦頭爛額。影片拍攝期間時常由于無錢買膠片而陷于停頓：“從資金來說……唯一只能靠田先生和槐秋想辦法。所以經常因為沒錢買膠片而使攝制工作停頓下來，只有等到田漢同志領薪水和稿費的日子”[11]最終借助了南京總政治部宣傳處的幫助。《到民間去》的拍攝過程和結果讓田漢認識到了資本對于電影事業的重要性，南國電影劇社改組成“南國社”之后，雖保留了電影一部，但再沒有籌拍任何電影作品。用田漢自己的話來說：“當時的環境比較地最適于我們的活動的是戲劇，于是南國乃以戲劇運動多少為社會所注目。”[12]其實，南國社轉而開始戲劇運動多少與缺乏資金支持有關?！兜矫耖g去》的艱難曲折促使田漢和南國社不得不改換藝術創作方向，轉向在當時不需要大資本運作的戲劇運動。
由完成《到民間去》而促成的南國社與“官府”的短暫合作使其重新審視了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充分認識到保有獨立的藝術精神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們以為藝術可以賴政治而完成，但政治對于藝術的支配力并不甚大”。[13]正是抱有這樣的幻想，田漢和南國社才希冀通過官府的幫助實現其藝術理想，但藝術家的理想主義同實際景況卻相去甚遠。由于官府的資助，影片《到民間去》不得不加入“上前線去”的內容而受到廣泛批評；不得不在軍隊中試演，成為評論人口中的“畸形兒”。自此田漢了解了“官府所能給予最大創作自由”的限度。
“由南京歸后，我一時沉入非常幻滅之中……我覺得藝術運動是應該由民間硬干起來，萬不能依草附木……所以我們要靠自己的力去實行自己的Plan?！盵14]由此可見，這次與“官府”的短暫合作在幫助田漢完成了《到民間去》一片的同時，也促使田漢和南國社到真正的民間去。本著從南京歸來后“新的覺悟”，田漢在徐悲鴻、歐陽予倩的幫助下，以其稿費版稅收入成立了帶有“私學”性質的研究所——南國藝術學院。其“既無政府的補助，也無資本家的支持”充分顯示出南國藝術學院與“官學”和“學店”一類的商業機關的不同，成為當時“無產青年”追求藝術夢想的樂園。南國藝術學院秉承“私學”精神訓練了一批藝術人才，其中的大多數成為后來左翼戲劇、電影運動的中流砥柱。此后，南國社的戲劇運動始終踐行“在野的”精神，保持其獨立自由的藝術品格，開創出一條“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財閥”的藝術運動之路。
結語
田漢和南國社拍攝的《到民間去》呈現出復雜的歷史狀況，它的完成不僅得益于當時南京總政治部宣傳處的資助，而且還曾在南京總政治部進行過“試映”，這樣復雜的歷史“身世”使其成為電影史上眾說紛紜的一樁“迷案”。《到民間去》對田漢和南國社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它艱難的籌拍經歷不但使田漢和南國社改換了創作方向，將精力轉移到不需要大資本運作的戲劇運動上來；更是影響了田漢和南國社對待藝術與政治的態度，此后的南國“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財閥”，憑著高蹈的藝術精神，開創了一條“在野的”藝術實踐道路。而且《到民間去》并不僅僅只是田漢和南國社的電影處女作，更是其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到民間去”，深入到民眾之中，為民眾、代表民眾是南國社藝術運動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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