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像看陸港電影關系淵源史
開寅
在楊慶2016年的新片《火鍋英雄》中，秦昊扮演的許東開著一輛車門上貼著兩行英文“PTU/Police Tactical Unit”的白色轎車游走在霧氣繚繞的山城重慶。熟悉香港電影的影迷都知道，《PTU》是杜琪峰2003年的黑色警匪片名作。《火鍋英雄》作為一部帶有黑色喜劇色彩的犯罪電影更是繼承了《PTU》的基本結構。這其實也直接體現了曾經輝煌的香港電影對于大陸商業電影延續至今的影響力。
當我們回看華語電影史，會發現香港和大陸兩地電影之間的互相影響源遠流長，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粵語電影清潔運動”：當年抗戰爆發，蔡楚生和司徒惠敏等上海電影人南下香港，將左翼思想帶給了彼時充斥著陳舊封建觀念和各種怪力亂神內容的香港銀幕。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隨著巨大的移民潮而來港的大陸影人開辦了為數眾多的電影制片公司。有意思的是，在這一時期制作的影片（尤其是對白為普通話的國語電影）中，香港本土特色并不突出，而是更多地讓位于帶有普遍中國色彩的內容呈現：銀幕上的城市街景寬敞洋氣酷似上海，主要角色幾乎全部操著帶有北方口音的國語……這些元素讓影院中的觀眾幾乎辨不清故事的實質發生地，似乎觀看這些影片依然是一種上海化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延續。
在冷戰政治對立的年代，盡管大陸與香港在政治上隔絕對立，但是電影卻成為了維系兩地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許多香港老一輩居民對大陸所懷有的揮之不去的歸屬感，都深深得益于這些戲曲電影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香港商業電影逐漸進入了黃金時代。由張澈和胡金銓等人發展出的武俠片和李小龍、劉家良和成龍等人發展出的功夫片逐漸成為商業電影類型片的主流，并以其獨特的形式在國際影壇占有了一席之地。而此時的大陸電影則因為十年“文革”動亂而陷入低谷。當極左時代結束，大陸電影業重新發展起來的時候，香港類型電影的模式便反過來成為前者效仿的重要模式之一。80年代初，由數個左翼公司重組而成的電影實體“銀都機構”將香港動作電影模式移植到大陸，拍攝了功夫片《少林寺》，成為轟動一時的名作，更為大陸類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可供學習的樣板，一系列由此模式而發展出的大陸風格武打片登上銀幕。
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和兩地溝通交流的頻繁，大陸元素也在時隔多年后重新出現在香港電影中。不過由于多年的政治隔膜和誤解，大陸更多地在香港電影中扮演了一種來自于底層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大陸公安警察的形象也頻繁地出現在港片中，它代表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權力意志符號，其中可圈可點之作如《警察故事Ⅲ》或名噪一時的喜劇《表姐，你好嚼！》系列。
進入新世紀以后，由于香港回歸、大陸政治經濟地位的飛升以及陸港電影合作制片的逐漸普及，大陸元素和香港元素在電影中的位置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正面大陸人形象在香港電影中開始比較頻繁地出現，其中尤以女性為突出，而更多出現的情況是，影片中的正負角色不再以地域劃分，而演變為來自兩地的正面角色對抗同樣出自兩地的負面人物，正如《無間道三》和《毒戰》。
2016年的金像獎因為對陸港兩地政治議題的“炒作”而變得特別有爭議。金像獎主席爾冬升甚至預言，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以這樣的方式隱喻兩地政治生態的香港電影會層出不窮。他的話音未落，便有《選老頂》和《樹大招風》于4月上映，在不同程度上以小見大透視了陸港關系的嶄新演變。不過港片如此頻繁地涉足這樣的題材，與其說是對熱點問題的“電影化”關注，倒不如說是有借政治議題而“消費”民眾情緒的潛在意圖。它們在香港和大陸電影之間的交流溝通上會留下何種影響，現在看來還是未見明朗的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