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 導演批當下中國電影性泛濫
陳靜
電影之所以能夠名副其實地成為貝拉·巴拉茲筆下的“最富思想性、最具影響力、最有創造性”的現代綜合性藝術表現形式，其核心本質在于——由其文學性而為電影所賦予的思想性，以及由思想性衍生、衍化、衍變而來的影響力，以及創制出思想性與影響力的非凡創造性。不可否認的是，文學性顯然是電影藝術性以及由此映現出來的其他特質的根源，同時，這也是電影之所以能夠超越其他藝術形式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不可磨滅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 娛樂性向文學性的衍化失衡
（一）過度娛樂性與過弱文學性失衡
原本曾是中國電影文學性副產物的娛樂性，正在成為徘徊于中國電影周遭的“幽靈”。在這個“幽靈”的反噬之下，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正在且仍在不斷地式微；文學性曾經異常清晰的邊界，亦不僅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甚至有消失殆盡的潛在危險性。越來越多的純粹娛樂性作品甚至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去劇本化、去文學化、去藝術化的傾向。曾幾何時，過度政治化傾向的主流意識表達突然松懈，使得脫敏后的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茫然若失與無所適從，甚至使得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由傳統的主觀、主導、主流，而瞬間即轉變為一種在多棱鏡分解、分化、分離之下的不再在場的他者。這種娛樂性的過度泛濫、過度狂歡、過度恣肆，卻同時亦給中國電影帶來了一種文學性弱化的失衡，乃至疏離化、邊緣化、游離化的衍化性失衡。因此，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與娛樂性亦由此而開始走向了兩個極端，這兩個極端以一種過度娛樂性與過弱文學性表現了出來。
（二）文學性失重與轉折失衡
中國電影兩個極端中的娛樂性與文學性的衍化失衡，昭示著一個過度追求淺表性的表象化刺激、過度急功近利、過度消費時代的來臨。這種失衡實際上亦是一種現實過度壓力超過承受能力的無奈的被動精神脫敏。這種精神脫敏現象既有其或然性所在，亦有其必然性根源。一方面，這種精神脫敏為后現代帶來了載歌載舞、亦莊亦諧的歡樂圖景；另一方面，其亦為后現代重重生存壓力帶來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暫時性、一過性、逃避性的解脫。因此，這種過度娛樂性本無可厚非，并未如部分學者所極度憂慮的那樣視之為洪水猛獸。當然，中國電影之中的過度娛樂性必然會帶來文學性空間的尷尬與局促，這種負面影響與過度娛樂化的正面影響，同樣成為了后現代社會中社會現實對電影虛擬反噬的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這不僅將為中國文學帶來轉折，而且更將為受其影響下的中國電影帶來巨大的轉折與嬗變。
（三）審美空泛下文學性與娛樂性的此消彼長
供奉性文學的全面崩塌與冷酷現實支撐的弱化，顯然為文學性帶來了近乎滅頂的打擊，所幸的是，后現代的娛樂性為文學帶來了全新的探索層面、探究空間、探求路徑，這既是文學性的幸運所在，同時亦是文學性的不幸所在。隨著后現代各種高科技手段的助力，中國電影的后現代“瘋長”更表現在如雨后春筍般隨之不斷涌現的各種新媒體方面。而文學性的草根化蔓延也同樣帶來了一種兩極分化。一方面，文學性的閱讀、欣賞甚至創作等均得到了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的普及；另一方面，俗化的文學性亦必然使得其在中國電影的創制應用中愈加等而下之。由此可見，娛樂性向文學性進行了俗化與劣化的潛移默化的復雜多元化衍化，這種復雜多元化衍化，顯然形成了一種審美的空泛化，并形成了一種強一過性刺激與弱審美感受的此消彼長。
二、 娛樂性向文學性的解構失衡
（一）裹脅失衡
娛樂性向文學性的衍化失衡，既有歷史、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內因外因，又有娛樂性與文學性本身此長彼消的客觀成因。概而言之，娛樂性向文學性的衍化已經成為一種后現代定勢且較難扭轉，并且，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在短時期內改變的既成事實。這一既成事實顯然與新中國電影草創時期的初衷相左。而若究其根本，則顯然在于本位主義與本質主義的作祟，由此，娛樂性向文學性的解構勢必會在本位主義與本質主義的驅策之下，令文學研究、文學賞析、文學創作等失去原本的正確方向，從而滑向娛樂性主導的無益探尋的深淵；同時，更會將文學性打回到文學根性靈魂模因的邏輯起點。而從另一方面觀察，娛樂性在其顯失文學性的規訓之后，則更將沿著過度娛樂性這條無極化的道路狂奔向另一個終點，那就是最終會將受其裹脅著的包括中國電影在內的文化藝術等，帶向一條淺薄的逆文學性、逆文化性、逆文藝性的死胡同之中。[1]
（二）三重語境中娛樂性對文學性自律的解構失衡
誠然，任何時代都自有其社會語境、文化語境、歷史語境。此三者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著自上而下的顯著差異性，而此三者的水乳交融與深度融合，則將對電影這一藝術活動產生深遠且深刻的影響，并最終為每一時代融鑄一種獨特的以光影所鈐刻而就的代表著文學活動樣態的視覺映像標本。縱觀社會語境、文化語境、歷史語境，可以看到，三者之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并非傳統視域下的文化語境與社會語境，而是自有其內在規律性的歷史語境。歷史語境只為一個時代的社會語境負責，并且只受一個時代的政治大環境影響。后現代社會中的其他任何藝術形式，顯然都無法與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影響力與受眾群體規模等相匹敵，而這也恰恰是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語境最典型代表的根本原因所在。并且，文學性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代表著一種文化自律，中國電影后現代表達中的文學性亦釋出了一種文學性為娛樂性所衍化與解構掉的弱自律性。
（三）娛樂性向文學性解構的審美邊緣化失衡
文學性在娛樂性過度解構下的弱自律性使得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表達有著極速向低俗化、庸俗化、俚俗化跌落的傾向；甚至就連文學性原本所世世代代牢牢固守著的文學苑囿，亦在娛樂性的橫沖直撞之下開始變得支離破碎起來。這種表達下的文學性，已經儼然成為了一種娛樂性的工具化附庸，以至于觀眾在欣賞中國電影的整個過程之中，甚至于都已遺忘了還有一種叫做“文學性”的藝術共性與核心靈魂，不能不說這既是一種中國電影中文學性的悲哀，亦是一種中國整個文化藝術在過度娛樂性裹脅下的悲哀。這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學的規訓與藝術的自律失衡，而且更是一種文藝的循環論證被動缺失、被動弱化、被動解構的必然結果。誠然，文學的任何時代性，都無法永遠為娛樂性所徹底解構，因為，文學在形而上的視角下，還代表著一種永恒的時代精神、時代思想、時代理念。因此，過度娛樂所造成的本質觀與非本質觀的失衡，及其所帶來的看似一成不變的娛樂性創制失衡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審美邊緣化失衡。
三、 娛樂性向文學性的消解失衡
（一）形而上的消解失衡
從更加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而言，中國電影的傳達意象與傳達方向均有著可持續性不斷升華的巨大空間。過度的娛樂性雖然使得中國電影的內涵傳達更易于為無差別的普通受眾所接近、接納、接受，然而中國電影的這種流俗化傳達，卻使得這種影響性極其巨大、受眾極其廣泛、教化作用極富能量的藝術形式與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表達之間出現了一種背道而馳式的反向強力消解。這種反向強力消解使得傳統式的社會個體與國家主體之間的強凝聚性在彈性的隱性消解的作用下，變得越來越顯現其松弛態勢；甚至即便是在社會個體被國家主體召喚的情況之下，亦已較難喚回那種傳統式眾志成城的凝聚力量。而這顯然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愿看到的意識形態的最壞的結果。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的娛樂性可見，其娛樂性雖然更加恣肆，但是，卻無時無刻不在其過度娛樂性之中顯性地潛移默化地灌輸著國家危機感、國家自豪感、國家存在感、國家榮譽感等電影新思維。這種電影新思維的極力灌輸與中國電影中的要么極盡所能地以各種技法隱喻揶揄，要么極盡所能地以各種技法張揚低俗，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2]可見，中國電影的娛樂性已經對文學形成了一種形而上的消解失衡。
（二）消解失衡的解決之道
娛樂性向文學性的邊緣化的失衡解構，為其進一步的向文學性的消解提供了事實上的形而上的消解基礎。娛樂性的大行其道與獨占鰲頭，已經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這一事實，使得由中國電影中辯認出文學性愈發變得艱難起來。隨著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審美的空泛化與邊緣化的深度融合，中國電影中的頹靡之氣已經開始大面積地蔓延在中國電影的整個創制過程之中，中國電影中的文學性的這種危機化的處境，已經由解構發展至消解，不斷地溶蝕著中國電影中似有若無地殘存著的文學性成分。與此同時，傳統經由意識形態形而上表達的意象化圖景亦在娛樂性的扭曲之下近乎名存實亡。一個異常冷酷的現實，已擺在中國電影的面前，那就是中國電影的主流意識形態最終將何去何從，中國電影的文學性命運最終將何去何從，中國電影產業的格局最終將何去何從。顯然，電影創制中的文學性與娛樂性在消解失衡下的再平衡，已經成為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一種舉足輕重的關鍵問題。由中國電影反觀世界電影，我們看到了一種娛樂性向文學性消解失衡的解決之道，那就是重新激活正能量、樂觀精神、正義性表達，為中國電影重新尋獲文學性主導的新邏輯。[3]
（三）消解失衡的新出路
中國電影在意識形態的形而上的脫離，直接造成了一種時代脈絡下文學脈絡的過度娛樂性下的失憶、失重、失衡。這種罕見的真空現象與過載現象，直接造成了中國電影的文學性失衡，與此同時，卻又間接地造成了中國電影娛樂性的橫行。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作為主體的干預與介入的突然解脫直接造成了經濟主導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程度最大的顯然非中國電影文學性內涵的變化莫屬，而這些變化的改觀，均應直指中國電影文學性的重新崛起，以消解文學的庸俗性與娛樂性的利己性，憑借文學性的重新喚醒與重建自覺，而由文學的利他性消解娛樂性的利己性，進而重建意識形態的后現代表達策略的新出路；從而將所謂的后現代主義規訓在歷史語境、社會語境、文化語境的共價范疇之內，扭轉文學性正在解構與消解下呈現的那種漸進性的被消蝕掉的趨勢，扭轉偽文學性與非文學性正在中國電影的創制過程中的日漸占據上風，并為文學性重新厘清曾經涇渭分明的邊界。人類的終極審美最終只能由文學性來推動，由文學性向娛樂性傳遞一種信仰并且帶領著娛樂性在自由意象的天空中更順暢的凌空飛翔，進而由文學性推動娛樂性，由娛樂性傳衍而為一種文化語境、社會語境，并最終為人類歷史語境留下一種永恒且難以磨滅的映像光芒。[4]
結語
文學性與娛樂性的平衡是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唯一出路，文學性的主導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文化藝術領域的唯一正確抉擇。小而言之，文學性的主導關乎中國電影的未來健康與可持續的成長；大而言之，則更關乎中國整個文化藝術領域的重度崛起與再度繁榮。中國電影后現代的文學性與娛樂性的失衡使得中國電影正在失去一種具中國特色的正能量表達的靈魂。過度娛樂性的泛社會化圖景，強烈地置換了中國電影之中原本應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正確的文學性靈魂。由此可見，為中國電影還原其文學性本味、本原、本真，才是中國電影未來平衡娛樂性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饒曙光.觀眾埋怨沒有好電影，創作者埋怨沒有好觀眾 中國電影狂歡背后的怪圈和悖論[J].人民論壇，2016（10）：92-93.
[2]檀秋文.娛樂性彰顯與類型化重構——新時期諜戰片研究（1977—1989）[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4，28（6）：63-69.
[3]劉星.審美的啟蒙性與娛樂性——中國電影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探索[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9（3）：64-72.
[4]李衛華.“文學性”：應當解構還是建構？——與馬大康先生商榷[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6（6）：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