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蕾
《朗姆酒日記》改編自剛左之父亨特·湯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同名小說The Rum Diary，講述了記者保羅·坎普在波多黎各醉生夢死的生活中堅定了自己新聞追求的故事。影片基于小說，以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為背景，真實地還原了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社會環境與人們的精神面貌。主人公保羅·坎普是一名報社記者，他酗酒、吸毒，同時又有著反對傳統價值、追求新聞真實的勇氣，是“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
“垮掉的一代”（Beast Generation）是二戰后出現于美國的以反對機械文明、挑戰傳統的社會價值觀為主張的青年文學群體。他們性格粗獷豪放，落拓不羈，縱欲、酗酒、吸毒，追求絕對自由拒絕承擔社會義務，反對一切世俗陳規和壟斷資本統治，因此被稱為“垮掉的一代”。作為一部帶有傳記性質的致敬電影，保羅·坎普的人物原型便是亨特·湯普森。亨特·湯普森與杰克·凱魯亞克作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同為美國反文化的先鋒，他提出剛左新聞主張，即將虛構性文學寫作的技巧運用于非虛構寫作，并希望將新聞寫成“讀起來如小說一般”，剛左新聞以一種夸張大膽、主觀嘲諷的寫作風格為特征，將作者置于敘述的中心。他本人酗酒、吸毒，遺愿之一是將自己的骨灰裝進大炮，一炮轟掉，最后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本文通過對影片人物角色設定以及創作手法等展開分析，還原電影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人物原型，進而對影片所呈現的“垮掉的一代”的反傳統、荒誕精神進行深刻解讀。
一、“醉生夢死”的人物群像
導演布魯斯·羅賓遜（Bruce Robinson）為撰寫劇本，并更好地體會主角“醉醺醺”的狀態，在戒酒8年以后又重新開始每天喝一點酒，結合影片主題，可見酒精是導演預留在本片最重要的線索。影片中設定的人物都沉浸在酒精、毒品、性亂以及金錢世界中，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主人公保羅·坎普（約翰尼·德普飾）厭倦了紐約的喧囂與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政治氛圍，到波多黎各的一家報社應聘記者，希望有所發展。電影開始的兩分鐘，導演用了26個分鏡頭將他應聘前的宿醉狀態表現的淋漓盡致。鏡頭前的他醉醺醺地醒來，眼睛布滿血絲，走路搖晃，隨后鏡頭轉向坎普打開的冰箱，十多個空酒瓶映入眼簾。但這依然不妨礙他應聘成功，報社主編之所以不以為意，是因為“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不適合戒酒的地方”，后來坎普在一次因醉酒而起的與當地人的沖突中，放火誤燒了警察，并因此惹官司上身。沉浸在酒精里的的保羅·坎普以醉眼看人生，現實通過其微醺的視角被扭曲、幻化為具有反傳統地、荒誕色彩地影像集合：酗酒、吸毒、性亂以及狂歡。
鮑勃·薩拉這個角色的設定極其關鍵。他是保羅唯一的朋友，也是被酒精和現實麻痹的一員。他與保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是沉浸在酒精與毒品的狂歡中，保羅是在沖破現實，而鮑勃確是與現實妥協后的無奈之舉。他繼續麻木地待在自己已經預料會倒閉的報社中蹉跎時日，并為自己在現實的洪流中找到一絲安慰，即以斗雞為樂，滿足于朝酒晚舞的當下和朝不保夕的前途。正如鮑勃·薩拉所說，影片的另一重要人物莫波洛則是“被這報社害慘的活生生的例子”。莫波洛是報社的宗教記者，因為與報社主編的矛盾，導致身無分文，寄居在鮑勃·薩拉的出租屋內，像乞丐一樣，拿著一瓶朗姆酒，醉醺醺的出現在鏡頭前面。他嘴中只有朗姆酒和反宗教言論，搖搖晃晃的宣泄著對這個世界的不滿，他曾試圖沖破現實的虛假，卻被這種虛假傷害的體無完膚。
桑德森是影片設定的反面人物。他是一個相信一切都可以用金錢衡量的人，在當地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用金錢買通了當地法官，使保羅·坎普免除了牢獄之災。又以此為籌碼，希望保羅·坎普為其撰寫有利的報道，從而將波多黎各變成專為富人服務的資本家的天堂。他低俗、虛偽，在私人海灘上沐浴著波多黎各自由的陽光，他是“垮掉”的理想主義的坎普的厭惡對象，因此影片中二人的矛盾和沖突最為顯著地代表了“垮掉的一代”與壟斷資本以及傳統社會價值的沖突。影片唯一的女性角色切諾特是美好、自由的象征，但她同樣依附于有權有勢的桑德森，導演這樣的角色設定傳達出在那個時代富人所享有一切優勢資源的現狀，切諾特同樣沉迷于酒精、舞廳，并因為醉酒將自己置入一個危險的境地，但她又是清醒的，她以宿醉來對抗自己的命運和現實，來表達對桑德森的不滿。
影片中已經“垮掉”的莫波洛，即將“垮掉”的鮑勃，以及試圖借助“垮掉”的行為來對抗傳統價值的保羅和切諾特，都是波多黎各“醉生夢死”生活的見證者與參與者，他們身體力行地踐行了“垮掉的一代”的主張和精神。
二、 荒誕不經的創作手法
亨特·湯普森的創作，較大程度地受到了美國意識流作家威廉·福克納的影響，他秉持福克納“最好的小說遠比任何形式的新聞更真實”的理論，《朗姆酒日記》的創作繼承了福克納的意識流、多角度敘事以及象征隱喻等特點，又結合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社會現實，是一部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結合體。電影對小說的改編基于意識流、荒誕的精神內涵，但導演布魯斯·羅賓遜心知肚明，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始終以牟利為目的，他不能像獨立電影創作那樣游離于主流的電影創作體系之外，所以在角色設定和情節設置上都盡量在荒誕之上增加一些合理性和連貫性，以滿足大眾的口味。但仔細品味這部電影，小說中的象征隱喻與荒誕不經還是得到了極大地還原。
（一）情節、語言與結構的不合邏輯
首先影片的情節設定缺乏合理性和連貫性。主人公保羅坎普幾乎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卻到一個西班牙語區應聘記者，主編在看過他的簡歷后，一邊咒罵“全篇都是在瞎扯淡”，一邊又和他簽訂了工作協議；莫波洛作為一名報社的記者，卻從來沒有見過主編，深愛朗姆酒的他，釀出了470度的酒；鮑勃·薩拉和保羅·坎普拿著望遠鏡觀看對面樓的電視節目，并稱“差不多有臺電視機”等等，這些不合常理的情節都直擊荒誕主題。另外，電影中從未出現的邁阿密市長，斗雞比賽與為雞施咒的巫婆等情節的設定都與劇情的發展沒有必然的聯系。影片又運用了大量的人物對話以及行為動作來弱化情節，以達到荒誕的精神主題。
導演對人物對白的語言進行了“爆破”，破壞了其表達人物思想，表情達意，塑造人物性格，發展戲劇沖突的功能，通過創造一種荒誕的語言言說方式，一種新的形式功能，在摧毀意義的同時又于無意義中顯示意義，從而揭示荒誕感和荒誕意識。這一點最為突出的便是莫波洛人物語言的設置，在鮑勃·薩拉的出租屋內與保羅·坎普喝酒時，時不時說出“如果《圣經》是上帝創造的，他為什么不給每人發一本”“耶穌像一條肥皂”這種不明所以的話，這些不明所以的話與情節發展、人物的談話內容毫不相關，而正是這種毫無意義的語言，揭示了人物和情節本身的荒誕意識和荒誕感。
筆者認為，影片主要采取了超現實主義電影的片段式結構形態。這種片段式的結構形態最大的特點是電影情節的整體運動呈片段狀態，各個片段互相獨立，缺乏因果邏輯，各個片段間的聯系散漫、任意，甚至毫無聯系，電影中的人物失去了對意義的追求，失去了追求某一目標的行動的連續性，而呈現出任意散漫的生存片段。影片開始將保羅置于一個急速運轉的印刷機器旁，預示作為一名新聞記者的他要在新聞鄰域大施拳腳；隨后又把他置于一個滿是朗姆酒的酒吧，極力渲染他酩酊大醉的神態；后來又將他置于一個嘈雜的斗雞場，一段風光秀麗的城市公路。每個片段之間毫無因果邏輯，而每個片段又都指向一個主題，即他荒誕的生活狀態。主人公保羅·坎普的這些生存的片段設定，直喻出人生的無意義與荒誕。
（二）象征性隱喻與喜劇背后的悲劇意蘊
象征、暗示的手法是荒誕派戲劇、電影，表現主義文學，超現實主義文學、電影以及“垮掉的一代”常用的創作手法，通常通過夸張的、近乎荒誕的意象來表現主題。影片中最重要的意象便是朗姆酒，朗姆酒象征著自由，而沉浸在朗姆酒海洋里的保羅·坎普等人即是為了追求自由才來到了波多黎各。富人用保齡球打破的朗姆酒，象征著被壟斷資本打破的自由。影片中的報社主編頭頂假發，保羅·坎普來應聘時鮑勃·薩拉叮囑他不要盯著主編的假發看。假發，即象征著報社主編的虛偽，他為了謀取私利強迫記者進行一些虛假的報道，在報社臨近倒閉時帶著員工的薪水逃走。在桑德森的私人海灘，保羅·坎普架起長長的望遠鏡看游輪上的桑德森和切諾特，望遠鏡象征著保羅·坎普與桑德森之間的距離與矛盾，一個是以酗酒、嗑藥為生的潦倒記者，一個是富有的資本家，他們之間既有著不可逾越的距離，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鮑勃·薩拉和保羅·坎普乘坐的失控的汽車即象征著的他們失控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也象征著積重難返的傳統社會價值。而看似毫無意義的斗雞的情節設置則是象征著以保羅·坎普為主的“垮掉的一代”與傳統的社會價值和壟斷資本的斗爭。
荒誕電影最顯著地特點便是以輕松的喜劇形式來表現悲劇主題。影片一開始，保羅·坎普對報社主編說要戒酒，而報社主編卻告訴他“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不適合戒酒的地方”，因此，保羅的決心似乎顯得可笑，而另一方面又顯現出波多黎各的混亂。在保羅·坎普因醉酒燒傷警察時，他在法庭上的辯詞竟然是“警察自己走到了火里”，這種搞笑的對白設置，使觀眾在捧腹大笑后立法陷入了對警察所處地位的同情和現實的無奈。而保羅·坎普和鮑勃·薩拉駕著失控的汽車在公路上的無厘頭搞笑演出，使觀眾在笑過之后生出一股凄涼和落寞。電影中所有具有喜劇效果的臺詞設置都發揮一個共同的作用—諷刺，導演利用人物荒誕搞笑的語言和行為動作來突出荒誕的主題。
導演在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他既利用打亂的情節和“爆破”的對白來表現人物荒誕的精神，又利用特殊的電影語言向觀眾傳達出“垮掉的一代”面臨的精神困境。
三、“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升華
導演布魯斯·羅賓遜在將“垮掉的一代”的生存狀態、生存背景呈現給觀眾后，又將他們的精神抗爭和堅定地追求渲染得淋漓盡致。影片中與“垮掉的一代”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波多黎各優美的自然風光，使觀眾在觀賞這部電影時，似乎游離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前一秒是美不勝收的自然風光，后一秒便是沉淪混亂的舞廳，這種強烈的反差使人本身荒謬的行為和內心暴露無遺，而荒謬只是“垮掉的一代”表達內心的方式，也正是導演突出人物內心的一種方式，隱藏在荒謬行為背后的，便是人物堅定不移的精神抗爭。
保羅·坎普盡管醉生夢死的生活在波多黎各，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新聞追求。桑德森為了讓他撰寫虛假的新聞報道為自己謀取暴力，給他開出了豐厚的條件。而目睹了當地人被富人壓迫的慘狀、當地人對白種人的仇視之后，他背叛了協議，并決定籌一筆資金將倒閉的報社重新作為反傳統的陣地，在影片的最后，保羅·坎普離開了波多黎各重返紐約，將桑瑟森的陰謀揭露于世。至此，保羅·坎普的新聞追求終于得到了升華，他真實地將虛假、丑惡的現實揭露在自己的新聞中。
隱藏在荒誕情節背后的這一精神抗爭主題雖并不明顯，但導演利用穿插的一些情節和人物臺詞向觀眾鋪墊了影片升華的主題。保羅與鮑勃·薩拉拿著望遠鏡看對樓的電視節目，節目里尼克松正就艾森豪威爾的執政方針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保羅聽到后說：“我看不下去了，這種撒謊的行為到底要持續多久。”看似一句隨意的抱怨，其實是導演用心設置的臺詞，以表現出保羅·坎普內心仍然存活的對虛假政治的抗爭。在保羅·坎普決心用文字發起絕地反擊的一晚，他寫道：“我要向讀者作出承諾，將世界上的混蛋們公之于眾。”導演隨即將鏡頭掃過了貼在墻上的艾森豪威爾的畫像，這一個微妙的鏡頭語言往往被觀眾忽略，但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影片中的人物雖然沉浸在醉生夢死的生活中，但對于“垮掉的一代”來說，酒精和毒品的狂歡盛宴即是他們麻醉自己的方式，也是他們反抗傳統社會價值而故意采取的越軌表現，同時也是他們用來抗爭的手段。
結語
《朗姆酒日記》既不同于《背叛》等荒誕和超現實主義電影，又不同于《偷自行車的人》等現實主義電影，它游離在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之間，用荒誕的表現手法，結合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社會現實，真實的將“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狀態完整的呈現在觀眾眼前，讓觀眾知道他們不是為了放縱而酗酒、吸毒，而是將這種反叛的行為作為自己反傳統的強烈口號和爭取自由的抗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