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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靜
【摘 要】目前，影視對小說的影響仿佛越來越大。有人甚至認為小說正在死亡。事實并非如此。相較于影視文本，作為以文字為憑借的語言藝術，小說指向的是心靈、想象和思索。在文字的自由書寫中所蘊藏的精神、靈魂是小說的脊梁。小說的獨特味道恰恰源于這種自由精魂之舞。
【關鍵詞】自由；精魂；小說味道
中圖分類號：I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22-0214-02
今夕何夕？似真亦幻、令人目眩的視覺影像仿佛已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強勢的影像霸權的掌控之下，小說作為傳統的文學形式，仿佛正面臨重重危機。有學者甚至認為，“當小說在文學自主性的層面失去了它內在的寫作邏輯，當閱讀小說在接受美學的層面失去了它細嚼慢咽的工夫與能力，小說也就走向了死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今天看到的小說繁榮很可能只是某種假象，是小說瀕臨死亡的垂死掙扎或回光返照。”[1]這種小說“瀕死”論調與米勒“文學終結論”、顧彬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如出一轍，對于眾多文學尤其是小說愛好者、研究者無疑是當頭一擊。然而，與其將這些話語當作悲觀的妄言，倒不如將其視為擔心小說迷失本性的警告。
小說真的已走上窮途末路？遠的姑且不說，僅從中國當代文學來看，現在的小說從寫作到傳播所經歷的路線已與過去大相徑庭，網絡書寫、紙媒出版、影視/游戲改編、期刊評論等，往往會牽涉到多種媒介。羅杰·菲德勒在提到媒介形態變化基本原則時認為，一切形式的傳播媒介都在一個不斷擴大的、復雜的自適應系統以內共同相處和共同演進。因此，當比較新的形式出現時，比較舊的形式為了在不斷改變的環境中生存，就會被迫去適應并且繼續進化而不是死亡。[2]這樣看來，在一個多媒體傳播、全媒體傳播的時代，與很多傳統的藝術形式一樣，小說乃至文學并沒有那么容易死亡。盡管現在面臨著挑戰，但奔跑在口語傳播、紙媒傳播、電子傳播的多種路徑之上，小說自身也在不斷改變、適應著。《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截至2017年6月，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到3.53億，占網民的46.9%。網絡文學龐大的受眾群、影視改編對網絡小說的青睞，等等，從另一層面也能證明小說存在的價值。雖然不少網絡小說的質量良莠不齊，但我們已有充分理由相信文學不會亡，小說不會死。
如今的小說閱讀已非過去般單純，而是被置于更大的場域之中——由電視、報紙、雜志、互聯網、手機、電影、書籍等交織成的泛媒介場域中多方面“體驗”，可以包容看、聽、玩等綜合過程。在這個更大的舞臺上，小說藝術如何保持特有的生存空間，如何適時演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矛盾的是，隨著泛媒介互動路徑的延伸，小說傳播空間借助于“異種”媒介得到了極大拓展的同時，其藝術空間是否又有被縮減的危險，其文學性是否有被置換、稀釋和扭曲的可能？“于是我們面臨著文學空間的伸張與縮減的悖論。”[3]風起云涌的網絡小說正彰顯出這種悖論所帶來的憂慮。
當眾多小說越來越跟隨影視、游戲而轉，其本體特征、其獨立的藝術品格確實呈現出模糊、曖昧的一面。小說可以借其他媒介之力傳播，但，絕不能成為其他藝術的附庸。須知影像文化再興盛，牢固支撐這個世界知識體系、思想體系的，卻仍然是文字。優秀的小說永遠跳著自由精魂之舞，永遠以文字為利器，散發著獨特的魅力。
不同的藝術具有不同的獨立本性。雖然現在小說成為影視改編的重要敘事來源，但是小說藝術與電影、電視劇之間的本質區別仍然十分鮮明。小說是通過文字來展開內心聯想的藝術，電影電視則是以聲畫走向直觀視像的。媒介介質的不同，導致了小說與影視最根本的區別。小說作為以文字為憑借的語言藝術，是通過頭腦的想象來“看”的；而影視是視聽覺的藝術，是通過肉眼來看、耳朵來聽的，它是直觀的呈現。
小說往往一個人、一支筆或一臺電腦就可以寫就，從這一層面上看，對物質的依賴性相對較小。電影電視則是集體創作，肩負提供現實視像的任務，成本昂貴，更易受物質因素所掌控。這種較強的物質依賴性直接導致了它更強烈的商業性。據說拍一部電影能拉動200多個產業。小說中可以信筆由韁，天南海北、千軍萬馬的大場面敘事也不會費多少成本。但一旦拍成影像，無論是實拍還是特技特效制作都得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加之導演、制片、攝影、剪輯、化妝、武指、美工、燈光、服裝、場記、道具等龐大創作隊伍的群體性合作，很難保證影視個性品格的充分實現。
影視視覺文化也重新剝奪了觀眾的主動性。影像所造成的感官震撼頃刻解除了心理防范，使人不可能保持書寫文化之中的從容、平等和警覺。而在閱讀小說時，進入的是作家所營造的世界。作為個人化的生產方式，小說具有相對鮮明的個人印記。作家用文字來表達個體對社會、人生、人性等感受和思想。更易貫徹個人意志，保證個性風格的充分實現，也更能承載個人深邃的思想，這種個人化的東西同樣是影視手段難以轉換的。文字不會跳躍飛逝，更有一種導向想象、思考的沉靜的力量。影視往往讓我們更關注于人物造型、動作、對白、情節、沖突等。雖然有些畫面也可以引發思索，但是影視并不長于直接把思想顯示給我們。
影視可以顯示角色在思想、在感覺、在說話，卻很難讓人深切感受到思想。在源源不斷的視聽刺激面前，一般人是來不及思索的，即使有想法，也是稍縱即逝。而小說則不同。寫得俗，可以肆意狂歡，用以娛樂心情；寫得雅，可以深入心靈，形象表達厚重的哲思。文字可以承載的精神層面的東西顯然要比稍縱即逝的影像更多更豐厚。
再者，目前看來，較之于影視藝術審查之嚴格，小說藝術受監管、約束相對較小，這也為小說“放浪形骸”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間。文字造成的間離，使得作者、讀者個體都可暫時擺脫物質的桎梏，展開想象之翼，翱翔于天地之間，探究至心靈之微。這種自由還體現在小說內容可以更豐厚龐雜、細膩含蓄，同時更富探索性、多義性和不確定性。“文字讀物可以喚起讀者更加豐富的聯想和多義性的體驗，在解析現象的深刻內涵和思想深度方面，有著獨特的表意功能。”[4]當然，這只是理想的狀態，并不代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小說都能做到這一點。有許多小說，乍一看五彩繽紛，艷麗驚人，發表后也很有些轟動效應，但熱鬧過后，卻毫無價值或無甚價值，充其量只是一堆華美的垃圾。這類小說也許不乏情感，但所缺少的，恰恰是“精神”、是“靈魂”。因此，能使小說直立的“脊梁”恰恰就是這種憑借文字展開想象、擺脫物質桎梏，自由書寫下的精魂。
小說能夠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借影視生存，擴大影響，自然不算是壞事。如果小說只為迎合影視的要求來寫作，反而迷失本性成為“悲劇”了。1991年莫言為張藝謀作《白棉花》，1993年蘇童、北村、格非、趙玫、須蘭、鈕海燕等作家為張藝謀撰寫《武則天》劇本就是典型的例證。小說的拯救最終還得靠自己。
嚴歌苓曾想寫“抗拍性”很強的作品。抗拍性，她解釋說就是文學元素大于一切、保持著文學的純潔性。作為一個眾多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同時也做編劇的作家，講出這樣的話，頗有些自省的味道。論起抗拍性，沒有比意識流小說更典型的了。小說家能自由地將一些支離破碎的形象、細膩的心理活動連接起來，把抽象的思想概念與無法現諸銀幕的隱喻組合一起，表達多種情緒與感受。而即使勉強將伍爾夫、喬伊斯的意識流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鏡頭也無法傳神地演繹出小說所達到的效果。
有著豐富“觸電”經驗的莫言先生，在其后來的小說創作中，雖然暴力、情色、民俗性、故事性等影像化特征仍然明顯，但是顯然也充分挖掘了小說特有的自由潛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抗拍性”。比如《檀香刑》中繪聲繪色地寫到殘酷血腥的行刑場面：腰斬國庫庫丁、用“閻王閂”處死太監小蟲子、凌遲錢雄飛、給孫丙上檀香刑，等等，強烈刺激感官的同時，也賦予了趙甲、孫丙、眉娘等人物靈魂，使這些人成為某種精神狀態的獨特符號。
復雜的靈魂、個性展示中，揭示出中國社會上人的各式各樣的精神風景，引發了思索與探討。凌遲式的酷刑又仿佛象征著社會對人及人的良善天性的閹割和扼殺。作家將滿腔深沉復雜的思想注入到這樣的一個看似通俗、慘烈的文本中。這樣的小說，要想成功改編很難。如何處理“各種折磨人的酷刑”“血淋淋的刑場”真是特大的難題。實拍，審查肯定通不過；將血腥情節都刪除，又怎么表現主題？可見，小說尺度的開放程度，使得它對于性禁忌、暴力禁忌、政治禁忌的探索相對于其他藝術形式走得更遠。這一點在改編成電視劇的網絡小說中尤其明顯。
優秀的小說文本還往往會表現多重意象，是不確定的、多義的文本。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充滿了大段的議論，作家安排的三種結局（當然，有一種是存在于查爾斯的假想當中）使得小說具有現代性色彩。可在電影改編中仿佛變成了愛情電影，人物身上很多復雜矛盾的東西也沒有充分展示。很多思想消失了，原來的種種隱喻和象征被刪減了。盡管電影劇本由名家改編、引入了“戲中戲”得到了廣泛的肯定，但是，小說的滋味在很大程度上流失了。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改編成了電影《布拉格之戀》，僅從標題的更換就可以看出某種變化。影片與小說的趣味相去甚遠，刪除了諸多沉重的文化思考，如小說開頭無拘無束、天馬行空的大段議論，關于希特勒、法國大革命、非洲部族戰爭等，只以三角戀愛為主要表現內容，將原作的復雜性、多義性削平于無形。影像消解了原著中思想的沉重和所謂“哲理性”，現代主義式的拷問有意無意地化為后現代主義式輕舞飛揚的碎片。
一篇小說是否優秀，不是看它暢銷的程度，也不能以經濟價值來衡量。小說應該展示出精神的深度，靈魂的呼喚。優秀的小說總是蘊藏著解放的潛能、力量的建構。小說寫作自然不該是生活奴役下的被動行為，而恰恰應該是一種向生活顯示精神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自覺行為。唯有挺直精魂之脊，舞以自由之步，小說才能散發出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贏得自身獨立的輝煌空間。
參考文獻：
[1]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J].文藝理論研究，2011，（1）：122.
[2]（美）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M].明安香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24-25.
[3]王一川.泛媒介互動路徑與文學轉變[J].天津社會科學，2007，（1）：87.
[4]周憲.“讀圖時代”的圖文“戰爭”[J].文學評論，2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