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乃維+李帛芊
【摘 要】電影《我不是潘金蓮》改編自劉震云的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以李雪蓮十幾年的“人代會期間進京上訪、當地政府持續截訪”，映射了當下中國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整個鬧劇從內因的角度來分析，是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存在縫隙，使李雪蓮在道德上的“冤”不被法律認可；而政府有關部門在處理李雪蓮問題時，工作方法不得當，是整個鬧劇不斷發展擴大的外部因素。
【關鍵詞】《我不是潘金蓮》；李雪蓮；法律與道德之間的縫隙；為官哲學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118-02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講述了李雪蓮假離婚后不服法院判決，十余年來兩會期間進京上訪，使當地政府惶恐不已，甚至將“穩定李雪蓮”作為每年的重要任務，最后靠李雪蓮前夫意外死亡結束多年來的“心病”的故事。
電影以李雪蓮多年進京上訪作為切入點，從微觀角度揭露宏觀的社會問題，折射出當下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向我們展現出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存在著的不匹配縫隙的現實。主人公李雪蓮從一開始與前夫的矛盾，“滾雪球式”地擴展到與法院、政府之間的矛盾，關注點也從個體放大到官場的整體。從宏觀角度看待這部電影，無疑是一場鬧劇。鬧劇的背后，是晦暗的社會問題的透視，同時也是對個體生命遭遇的關照。
一、道德與法律的縫隙
現代法律在建立時參照傳統道德，但在建立過程中，現代法律體系因時代特征的制約，并沒有完全覆蓋傳統道德的任何角落。因此，現代法律遺留著與傳統道德不匹配、相違背的縫隙乃至死角。
影片交代了李雪蓮出于騙房的動機，與丈夫秦玉河“假離婚”，但沒想到丈夫假戲真做，與鎮上另一女子結婚。李雪蓮因此成為了在道德上的被欺騙者，但是在法律上并不被認可為受害方。
李雪蓮提出要與秦玉河先復婚再離婚，首先在李雪蓮的行動中便設置了悖論障礙，她努力的結果是為了回到離婚的出發點，但是李雪蓮從“理”的角度出發認為第一次離婚是假的，需要證明和推翻。之后再真真正正地離一次婚才是真的，才符合心中的“理”。
首先從法律程序上看，之前的離婚是真實的，而李雪蓮認為的假是道德上。電影中李雪蓮對外宣稱為了騙房子，結尾交代是為了二胎。無論哪種目的，都反映了假離婚而牟取個人利益的現象，李雪蓮假離婚而演變的真離婚的案例也并非個案，這種鉆法律空子的投機取利、假離婚演變為真離婚，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問題。反觀受害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恰恰又是這部分法律空子本身，因為無法證明假離婚所以才可以牟取個人利益，而當個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因為這部分是空白，所以李雪蓮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假離婚無法被證明，是眾多投機者利用假離婚牟取利益的決定因素。簡單來講，從李雪蓮的行動看，她希望的是在分房時假離婚無法被證明，在打官司時假離婚可以被證明，這明顯是荒唐的邏輯。
而另一部分重要的原因是在假離婚的環節中，道德起著重要的作用。李雪蓮冤屈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和秦玉河共同造成的，而秦玉河的背叛又是直接原因。離婚后，兩個人的法律關系已經解除，維系兩個人的紐帶只有道德，并且兩個人的道德契約并非公共道德，而是兩個人自發形成的道德標準。法律程序與道德準繩的不匹配縫隙，是李雪蓮離婚告狀失敗的重要原因。處在縫隙的秦玉河無疑是有了法律的保護傘，同時兩個人的道德契約無法被證明，逼迫李雪蓮只能通過法律的途徑，而她認定的“死理”是屬于道德范疇的，所以從一開始的劣勢中，便預示了李雪蓮官司的失敗。在法律不能涵蓋，道德力量不能起作用的縫隙，李雪蓮想到的方法是利用暴力解決，她想到了殺死秦玉河以及令她蒙受冤屈的眾多官員。但是暴力的方式解決的是李雪蓮出氣的目的，而不能維護她自身的權益，同時之后被秦玉河扣上了“潘金蓮”的帽子，那么暴力的手段便更加不能起作用，因為即使殺死了秦玉河也不能摘掉“潘金蓮”這個帽子。
在傳統道德的指引下，李雪蓮選擇與前夫“離婚-復婚-再離婚”的方式來為自己辯白、正名；但是在現代法律標準中，李雪蓮與前夫離婚已成事實。李雪蓮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不可能實施的。這時的李雪蓮身處法律與道德之間不匹配的縫隙之中。她上訪的目的在于想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道德上的問題，但正是由于現代法律與傳統道德之間存在著不匹配的縫隙，使得李雪蓮的上訪行為顯得荒謬不堪，在上訪過程中困難重重。
二、中國式為官哲學
映射官場現狀是《我不是潘金蓮》的又一現實價值，也是鬧劇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影片《我不是潘金蓮》的結尾，市長馬文彬說道：“在這個李雪蓮的問題上，政府的各級官員，沒有一個是有惡意的。”對于李雪蓮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除了法律與道德的問題，還有中國式的為官哲學在起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官官相護、黨同伐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官場潛規則。”①可以看出中國式的為官哲學是對古代官場潛規則的延續，這種潛規則是以官本位制為核心的，在保證自己官位的同時力求向上，然而作為當權者，群眾的利益才應是最先考慮的。
行政方式的簡單粗暴，直接降低了解決問題的效果，并且導致了鬧劇的重重加重。市長的一句把她弄走，靜坐的李雪蓮被抓進派出所；各級官員是召開人代會時才來關注李雪蓮，對李雪蓮的訴求并不關心，只是對她的上告圍追堵截；被首長批評后，一股腦地將所有的涉及干部全部革職，李雪蓮的訴求仍然沒有得到滿足。
李雪蓮所提出的與前夫“離婚-復婚-再復婚”的解決方法，無非是其本人在離婚被騙后想爭口氣，為自己正名，摘掉“潘金蓮”的帽子而已。但她的問題在當地并沒有得到正確認識與解決，反而被眾位領導罵做“刁民”。在進京上訪成功后，該省省長雖受到首長批評，卻并沒有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矯枉過正”地將有關政府官員一律免職，這樣粗暴簡單的解決方法才是后續當地歷屆政府“怕”李雪蓮的根本原因。
行政方式的簡單粗暴，處理問題并不是從問題的根源入手，只是簡單地進行表面處理，這種方式的后果就是無法根本解決實際問題，以至于李雪蓮的問題一拖再拖，十年間已經成為了解不開的“死結”，成為了無法解決的問題，最終以秦玉河的死而不了了之。李雪蓮的問題雖然結束了，但是就像市長馬文彬所說，李雪蓮的事情完了，還會有一個王雪蓮，如何真正地解決才是當權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不作為也是政府失去群眾信任的重要因素。不作為產生的是低效的政府，尸位素餐嚴重影響政府職能的發揮。在小說中，李雪蓮在進京前，各級官員相互推諉，在電影中縣長史惟閔在聽到李雪蓮狀告多人后，謊稱自己是秘書逃走；李雪蓮在市政府門口靜坐三天，市長蔡滬浜抱怨道：“你們平時都嫌官小，事情出現了，不還都是推到我的頭上嗎？”“官本位”的文化因素內化為各級官員的行動準則，各級官員的推諉，不希望將爛攤子攬過來，驅除不利于官位的消極因素，李雪蓮對這樣的官場感到失望，因此在市長馬文彬來到家里時，她更是直言不諱：“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北京一開人代會，你們就排著隊的都來了，還不就是想把這幾天糊弄過去，然后接著把我的事擱在一邊，就不管了嘛。”一拖就是十幾年，時間是對政府不作為的最好證明，而市長雖然抱著良好的愿望，但是兩方的不信任難以形成共識。當李雪蓮的問題威脅到他們的官位，政府的各級官員才會著手去解決，平時的不作為和“臨時抱佛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是中國式為官哲學的典型之一。
領導本位制是“官本位”的官場準則的核心，是為官哲學的測評指標。領導是關系到升遷的核心要素，官位網與人情網的相互交錯，使得官位的評價機制與人情掛鉤。電影直面刻畫官員對于上級的阿諛、諂媚，在對待下級以及職務責任表現的是不作為，而在對待領導表現出來的則是“不在其位反謀其政”，為領導分憂則是官員的強大行動力。市長蔡滬浜為了避開領導視察，在了解到李雪蓮靜坐三天后，指示把李雪蓮弄走，可是最后李雪蓮卻被抓了起來。電影旁白中提到：“蔡市長只是說把李雪蓮弄走，并沒有說弄到哪里去，說過這話，就忙別的工作去了，但他的指示一層層傳下來，到了派出所，指示早已變了味，成了市長發了脾氣，讓把這個婦女關起來。”在北京的人代會中，省長儲敬璉規定了八個代表發言的次序和內容，同時要求發言不得超過八分鐘，為的是把首長作最后指示的時間留出來。電影中各級官員都是這樣對上級負責，從最下層的官員負責到首長，但是最需要被負責的卻被遺忘在了最下層。在首長知道了李雪蓮的情況后，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之后涉事的官員遭到了革職，仔細分析，在革職的官員中，法官以及市長蔡滬浜的革職有“冤枉”的成分，但是他們令首長震怒，在領導本位制中已然觸犯了“大忌”，仕途必然走到了盡頭。
中國式的為官哲學是劉震云直接批評的對象，如果說李雪蓮是這場鬧劇的發起者，那么各級官員則是這場鬧劇的推動者，不自覺地充當了支持者和擁護者，這場鬧劇的產生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卻在各級官員的推動下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必然。中國式的為官哲學是中國千百年傳統封建文化沉積的集中展示，在戲劇化的故事模式中，眾多偶然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得這場鬧劇變成“死局”。
三、結語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總體忠于小說本身，在這場鬧劇的塑造中，展現了多種社會問題，它從一個小的離婚案入手，用一個知識水平不高，只認“死理”的農村婦女的視角。看待傳統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縫隙、看待官場百態。李雪蓮在法律層面作為弱勢方、在道德層面作為受害者，想要找尋公平，但身處道德與法律的縫隙中卻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同時，這場鬧劇是對為官者、當權者的拷問，同時也是對個體生命的集中問責。本文探究鬧劇原因在于深入理解電影對于現實的再現，反觀當下，不僅僅是當權者需要改進作風，個體的道德操守也亟需深刻反思。
注釋：
①林海曦.劉震云：中國經驗的極端敘述——以《我不是潘金蓮》為例[J].文藝爭鳴，2013，（09）：154.
參考文獻：
[1]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
[2]李嘉瑋.論劉震云小說的批判意識[D].河南大學，2010.
[3]付飛.劉震云小說的影視化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3.
[4]孔維丹.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的荒誕意味[J].文學教育（上），2016，（1）：46-47.
[5]林海曦.劉震云：中國經驗的極端敘述——以《我不是潘金蓮》為例[J].文藝爭鳴，2014，（09）：152-155.
[6]范寧.劉震云：我是中國說話最繞的作家嗎[J].長江文藝，2013，（03）：92-99.
[7]周朋.論劉震云小說的權力批判[D].安徽大學，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