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連升
十年動亂中“四人幫”一伙扼殺藝術，禁絕諷刺和笑，把相聲誣為“耍貧嘴”，相聲藝術淪于死亡的邊緣。可是1973年下半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卻破天荒地播出了相聲《友誼頌》，這在國內引起了巨大轟動。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作為親歷者和當事人我有必要做個回顧。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扼殺文藝百花的錯誤行徑，文藝活動開始松動，有些城市搞起了業余會演，涌現了一些單弦、快板、相聲等曲藝節目。我臺文藝部適應宣傳需要，決定恢復曲藝組。以我為主、由戲曲組老組長鄭青松協助做這方面籌備工作。我想，恢復一個建制容易，更重要的是恢復節目，讓大家喜聞樂見的曲藝節目盡快和廣大聽眾見面。恢復節目得有個突破口，我們想：相聲這種形式風趣幽默最為適宜，至于演員，就選中了知名度很高、又有創作能力的馬季。
此時的馬季剛從“五七”干校回來，正和藝友王金寶、于萬海深入生活，改編由鐵道部第三鐵路設計院業余宣傳隊伊熙祖、王邦耀等創作的相聲《坦贊鐵路傳友誼》，也就是后來的《友誼頌》。這段相聲是天津業余文藝會演中涌現出來的，馬季看了演出之后，覺得這個節目有生活，很新鮮，但是缺乏相聲技巧，便要了過來，加工提煉，準備把它修改好。
我們驅車來到南口裝甲兵某部招待所，采訪了正在這里養病和創作的馬季同志。我們見面后話語投機，都很興奮。馬季給我們念了修改后的相聲本子，我們感覺很不錯。這個本子有幾個特點：一是主題新，歌頌了中非人民的友誼；二是人物新，段子里的外國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個性；三是視野新，過去相聲里涉及外國人及外語，局限于英、法、俄、日，這段相聲別開生面將目光投向了非洲這樣一個較為神秘的大陸。當時，我們表示這個段子可以用，并建議定稿之前多聽聽觀眾的意見，特別是援外人員的意見。當主創們把段子立起來見了觀眾，我便趁機錄了音。
后來，我帶著錄音和馬季他們一道去南口二七機車車輛廠、鐵道部援外辦公室征求意見，反饋不錯。援外辦的同志感到美中不足的是馬季的斯瓦西里語學得不太地道，建議改進。我提議他們到國際臺找非洲部斯語組的專家去學。馬季他們認為這主意好，就采納了。
我們滿腔熱情扶植作品，“四人幫”及其爪牙卻一個勁兒地潑冷水。一天上午，文化組公開審查《友誼頌》，二七劇場里坐滿了人。有個女同志尖著嗓子提醒大家不要輕意鼓掌，也不能輕意笑。馬季一張嘴：“很長時間沒跟大家見面了。”乙：“可不是嘛，最近你上哪兒去啦？”甲：“我出國了。”乙：“干嗎去了？”甲：“援助坦贊人民修鐵路去了！”乙：“非洲那兒很遠。”甲：“不遠，也就20多公里。”乙：“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甲：“我是說比通州多一萬多公里。”這包袱下來，笑聲掌聲連成一片。墊話一響，整個段子的包袱全響了。效果這不是挺好嗎？然而審查沒有通過。文化組通過廣播局的領導軍代表傳達了如下幾條意見：
1.相聲開頭一句“好久沒跟大家見面了！”，這是發牢騷，公然發泄對“文革”的不滿。
2.援助坦贊人民修鐵路，“援助”兩字不妥，這是和毛主席提出的論點唱反調，援助從來都是相互的。我們加入聯合國，坦桑尼亞是第一個投贊成票的。
3.狗攆鴨子呱呱叫，“狗”不文明，有罵人之嫌要改。
還有一段：
甲：我爬到了高處，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呀，怎么這么熱呀？
乙：嗯？不可能吧？那地方是海洋性氣候，溫度最高也就三四十度。
甲：三四十度可熱。
乙：五六十度？
甲：熱！
乙：八九十度？
甲：熱！
乙：別熱了，再熱就開鍋了！
甲：這比開鍋還熱呢！
乙：怎么那么熱呢？
甲：我靠著煙囪呢！
軍代表又提意見：“萬噸輪上有煙囪嗎？”馬季、唐杰忠跑到天津，到遠洋公司一問，對方說：“有煙囪，粗得很。”“一個援外戰士跑到煙囪上干什么去了？”軍代表又問，沒辦法還得改。最后把“為什么熱”改成“非洲朋友對我們熱情洋溢，我們是熱血沸騰，全都熱到一塊兒啦！”這一改，觀眾不樂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個包袱又沒有了。
為了謀求相聲的生存，馬季、王金寶、于萬海對《友誼頌》又進行了修改。墊話部分改為：
甲：相聲演員應該經常深入生活，深入到工農兵當中去。
乙：對。
甲：您看我最近出了一趟門。
乙：您上哪兒啦？
甲：我出國了……
通篇把所有“援助”提法全刪掉了。
改好之后，我們在廣播劇場進行了實況錄音，又寫上報批理由，一并交給掌權的軍管小組審查，希望能盡快播放。軍管小組頭頭兒看到后大為光火，他大聲責問我：“誰讓你錄音的？你簡直無組織無紀律！你不知道文藝節目歸口在文化組嗎！”他拍了桌子。我當時年輕氣盛，一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我厲聲回答：“廣播有傳播新聞、傳播知識、提供娛樂的幾大功能你知道嗎？我是文藝編輯，我的職責就是挑選好的文藝節目錄制播出，如果發現好的東西不錄制那是我的失職，你指責我什么？你可以不批，那是你的權力，但是你不能不讓我錄！否則要我們何用？”本來是一件好事，結果弄得不歡而散。
原以為《友誼頌》到此為止了。沒想到，起死回生又有了轉機。1973年的“五一”勞動節，北京市幾十萬人大游園。頤和園、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都舉辦游園活動。新聞電影制片廠要將花絮拍成紀錄片。他們在中山公園拍攝時，指定要拍《友誼頌》，拍了兩分多鐘，編在紀錄片里。電影審查歸姚文元管，姚看后沒說什么，就算審查通過了，紀錄片在全國各地可以放映了。
“五一”過后，我又找到軍管組頭頭兒，我說：“當初你說文藝節目歸口在文化組，要是比文化組還大的領導說了話算不算？”他一聽，愣住了，讓我把事情說清楚。我告訴他相聲《友誼頌》已在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紀錄片中播放了，審查人是姚文元。他說：“好的，你反映的情況很重要，我們了解一下，盡快答復你。”
事后，軍管組頭頭兒把馬季、唐杰忠叫到他的辦公室，了解了情況，還讓他們把《友誼頌》表演了一下。他實在挑不出毛病了，便打電話通知我同意《友誼頌》播出。我馬上跑到總編室讓他寫了批條，并很快寫好了串連稿，然后抱著錄音帶跑到復制間復制合成。六月底七月初，相聲《友誼頌》在中央臺廣播里播出了，一下子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人們奔走相告，中央臺又播相聲了。客觀上講，這吹響了相聲復蘇的號角。
如果說馬季、王金寶、于萬海在特殊的年代為相聲的生存做了嘔心瀝血的拼搏，那作為他們的戰友，我也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伸出了援手，做了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