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浩++ 黃鑫
《長城》是張藝謀與好萊塢主創團隊合作的首部電影，延續了好萊塢商業片的一貫風格，追求宏大、夢幻的畫面效果，穩扎穩打的劇情推進以及定型化的人物設置。它試圖以東方的大眾語境，解讀一個關于信任、交流與勇氣的故事。在中美聯合制作這一背景下，《長城》把握機遇，制定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與文化輸出策略，通過符號引入、意境構建等方法，展現了中國古典哲學的當代價值。
一、 文化輸出的外在表現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好萊塢電影開始大量出現中國元素，在這次席卷東西方電影市場的“中國熱”中，我國的自然景觀、地域習俗、文本、演員等影視資源走出國門，以電影為感官媒介，真正進入了西方大眾的視野。《長城》便是中國元素與好萊塢模式結合的典例，許多來自東方的傳統符號，突破既定套路，完成了差異化的敘事與表現。
（一）中國元素及其象征意義
鄭樹森先生曾提出電影的“越界”這一概念，即從類型電影的“國別”來探討“模仿”“移植”等現象。[1]本片屬于魔幻動作類型，強調的是高水準的制作、震撼的視聽效果，從這一角度而言，好萊塢團隊的技術手段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然而，《長城》的根基仍然是以北宋為背景的故事藍本，這次跨越國界的合作，必然要倚靠中國元素的導入，才能夠順利完成。影片開場，東方的色彩與風韻還并不濃厚，茫茫塵海，戈壁龍城，綿延無際的大漠與黃沙，盡管保留了相當的飽和度與明度，整個畫面依舊呈現出一派喑啞與肅殺之氣。塞外荒漠的浮光掠影好似好萊塢西部大片中的景象，在馬特·達蒙主演的另一部影片《大地驚雷》中，這樣原始而粗礪的風光鏡頭不在少數。直至威廉一行人轉過了張掖七彩山，成功到達長城，本片的中西合璧才真正顯露出來。
《長城》的歷史背景設置在中國宋朝年間，這個朝代歷來備受爭議，它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科技，卻無法扭轉積貧積弱的軍事敗局，臣民終日生活在北方外來民族的恐懼陰影中。本片對中國元素的選擇，首先著眼于軍事與科技兩方面，威廉、佩羅二人尋找的黑火藥、各式各樣的改裝冷兵器，以及雄踞一方的萬里長城，都是西方審美意識下中國的代表性元素，它們建構起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體系，使得東方文明能夠在此空間內釋放活力。除歷史現實外，本片的魔幻元素也取材于中國神話故事，“龍生九子，各有不同”，饕餮則排行第五，無論是在本土神話體系中，還是民間的口頭傳播上，它都有比較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片中饕餮的形象來源于志怪古籍《山海經》，創作者對它進行了比較大的外形重塑，體積較小、四肢爬行，頭部裝飾著青銅器上常見的暗紋，雙眼閃著兇光，一幅殘忍狠毒的怪獸形象躍然紙上。怪獸電影屬于好萊塢所擅長的題材，金剛、異形、哥斯拉都曾風靡世界，而饕餮則是一個有著文化淵源的東方怪獸，《長城》對其貪婪、狡詐的形象拿捏到位，符合影片本身以及觀眾審美的需要。為了幫助外國觀眾了解饕餮，導演特意借邵殿帥之口，安排了一場水墨風格的動畫盛宴，中國傳統文化的濃情墨意得到了完美的展現。
（二）宏大而夢幻的整體意境
中國的魔幻題材電影起步較晚，很大程度上與技術滯后有關，好萊塢的專業團隊支持，為本片的順利完成提供了硬件基礎，這時，如何構造宏大而夢幻的整體意境，讓《長城》真正成為一部“三位一體”的大片，成為了創作方必須解決的問題。張藝謀本人藝術風格的應用與延續，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題材各異的文藝電影相比，張藝謀的商業片在風格上保持著高度協同，他無心于一草一木的枯榮，而是放眼山水爭雄，陶醉于吞江吐海的恢弘氣勢。
有了技術與藝術兩方面的支撐，《長城》將大場面、大氣魄做到了極致。IMAX播放技術充分拓寬了視野，讓視覺空間與觀眾的心理需求空間無縫對接，創作者改變了傳統電影比例，以一種更宏觀、更博大的眼光，展現長城腳下的殺伐斗爭。此外，導演非常懂得利用3D技術，將動作主體與云霧、煙火、塵土等特殊效果相結合，創造了立體而真實的觀影體驗。本片中的許多戰斗場面，都是在特殊的天氣條件下展開的，例如饕餮在塞外的最后一場攻城戰，氣氛凝重，大霧彌漫，滾滾煙塵掠過鏡頭前，逼真得如同伸手可觸。濃霧控制了觀眾的能見度，自然造成了聽覺的補充，伴隨著一大群饕餮饑餓的嚎叫，刀兵斧鉞的碰撞聲不絕于耳，足以證明這是一場大范圍的戰斗行動?！堕L城》對3D效果的另一處巧妙運用體現在細節上，很多微小的物體，無論是燃燒遠去的孔明燈，還是琉璃塔的碎片，甚至是饕餮被殺死時迸發的血液，都被賦予了“擬人化”的特征，它們主動尋找觀眾，向鏡頭奔涌而去，而不是被靜態地呈現出來，顯得過于被動。
人海戰術是本片在藝術上獨到的亮點。鷹、鹿、虎、熊、鶴五種動物，分別對應五種不同顏色的方陣，他們各司其職，在對抗饕餮的戰爭中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其中，威廉初次來到議事廳的一場戲人數眾多，幾個方陣卻坐落有序，調動統一，俯拍鏡頭下，大色塊影像的獨特魅力顯露無疑。作為一部對格局有著高標準的影片，采用大開大合、區域分明的構圖手法，是非常穩妥而恰當的，有利于宏大氣勢的形成。
二、 文化輸出的核心理念
有數據顯示，2004年，美國的電影票房總額是95.4億美元，觀眾總數達15.4億人次， 而中國內地是15億元人民幣，觀眾人次為2億人次，中國的人均電影消費能力只有美國的1 /228。[2]面對競爭激烈的電影市場，我國商業片要想獲得成功，僅靠拉動內需是遠遠不夠的，重視海外需求，實現文化輸出，才是全球化背景下正確的文化營銷策略?！堕L城》定位于廣闊的海外市場，借鑒了好萊塢大片的“拉式營銷”，用大場面、高回報及全明星陣容作向導，吸引著資本與國際市場主動靠近。為了喚起更多外國觀眾的共鳴，導演舍棄了復雜的劇情與哲學內涵，將“信任”“利益”這兩個較為通行的詞匯，確定為影片《長城》的主題思想。
（一）利益：中西方交流的物質先導
故事開始于塞外黃塵之中，四面開闊的地形，長城是這片土地上唯一的天險。這里的長城不僅是地理標志，更投射著深刻的含義，它阻礙了塞外與內地之間的交流，象征著文化的分離、割裂。無數個“長城”的存在，造就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以國家為單位，困守在自己締造的堡壘中。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對利益的追求，打破了這種四分五裂的孤立局面，就像片中的佩羅與威廉一樣，為了尋找黑火藥，獲得財富與地位，他們不遠萬里來到長城邊關。邊塞是動亂的代名詞，卻也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線，片中那些說著一口流利外語的商人、守軍，或許會讓觀眾感到驚異與不解，誤以為是影片的特殊效果。盡管《長城》中出現了大量架空情節，但在這種架空中，存在著符合史實解釋的科學邏輯，實際上，河西走廊歷來便是漢文化帝國與游牧民族寸土必爭之地，也是東西方碰撞的文化要沖。物質交換的需要，促成了雙方的文化交往，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守軍與商人間自然實現了無障礙溝通，會說外語也就不足為奇。
與和平交往相對應的，是無底線的掠奪與征服。在《長城》中，饕餮作為入侵者的形象而存在，它們貪財、貪食、貪利，在緊急時刻甚至會自相殘殺，將同伴吞入口中。饕餮一次次地進攻，就是想突破長城的障礙，翻山越嶺，直達汴梁，制造一場血雨腥風。與威廉等人善意的來訪相比，這種外來怪獸極富野心，如果沒有長城守軍的抵抗，必定會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是一種文明的滅頂之災。對財富與進步的渴望，讓人類走向了聯合，然而過度索取的貪婪，卻足以毀滅一切文明的輝煌。
（二）信任：中西方交流的精神家園
當利益叩響了雙方的心門，信任便上升為交流的充要條件。《長城》中“信任”一詞直接出現的頻率極高，創作者借東西方的不同軍制，倡導信任基礎上的學習溝通與互補。邵殿帥去世時，長城上曾燃起千萬盞孔明燈，它們不是無心分流，而是有意識地凝聚在一起，組成一條銀河般璀璨的光帶，象征著長城守軍萬眾一心的品質。中國古代的軍隊是極講究團結協作的，而在西方的雇傭兵制中，利益是每個個體為之奮斗的目標，它的存在調動了士兵的能動性，讓所有人擁有較為平等的晉升機會。副作用也隨之而來，在利益至上的世界里，人們不懂得信任的重要性，威廉和佩羅在戰場上配合默契，一個用弓，一個用劍，大破饕餮，兩個并肩作戰的人，本應成為知音好友，佩羅卻在危急關頭刺殺戰友，以換取自己的自由，這無疑是可悲的。來到長城后，守軍殿帥林梅多次親身上陣，向威廉表達一種超越民族的信任，最終感化了他，讓人欣慰的是，威廉也將這份信任傳遞了下去。小將彭勇生性怯懦，多次被主帥責罰，威廉不會說漢語，卻用信念和行動鼓勵他，并相信他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士，在陰暗的伙房里，威廉拍打著彭勇的肩膀，向他作出翹大拇指的手勢。終于，與饕餮的最后一戰中，彭勇面對群起而攻的饕餮，舍身保護威廉、王軍師、林梅三人，在他最后的回眸中，我們讀出了信任的力量，他擔當的起名字中的一個“勇”字！
聚沙成塔，彼此充滿信任的團隊才是真正堅不可摧的，影片最后，威廉放棄了那段若即若離的愛情，卻一定要帶走自己的戰友佩羅，在這次遠赴長城的旅程中，威廉的價值觀和信仰已然開始重組，他最重要的收獲并不是黑火藥，而是明白了“信任”二字的分量。
結語
本片的定位始終非常明確，作為一部好萊塢風格的商業片，能夠在追求視覺效果的同時，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實為不易。張藝謀巧用秦腔、大鼓等表現手法，建立起了具有強烈個人藝術特色的語境，在《長城》中，中國不僅是一個舞臺布景般的存在，而是幫助威廉實現成長與改變的理想之鄉，集體精神、團隊協作的意識，跨越地域的巨大鴻溝，到達了黃沙阻隔的世界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