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帆+賈佳
中國電影流光百年，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文化轉型與話語變遷，這種文化轉型不僅僅是藝術創作者文化思潮的轉型，也帶來了受眾審美文化的轉型。社會市場化、藝術大眾化的潮流沖擊了那些抱有“情懷”的藝術家，周遭環境的劇變使其作品陷入尷尬，作品“生存”受到挑戰。前段時間，第四代杰出導演吳天明遺作《百鳥朝鳳》就面臨如此困境。由于各大院線不愿排片，制片人方勵為此直播下跪。究竟是何種因素導致了這一局面？本文基于媒介生態視角進行分析。
一、 電影“物種”與傳媒“內生態”
作為文藝片的《百鳥朝鳳》具備文藝片的一切特質，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傳統電影。它通過講述對“傳統藝術”的傳承與堅守這樣一組情感故事來構架影片，承載了人類歷史與文化底蘊，并注重對導演自我情懷的藝術表達。文藝片的“物種”決定了其藝術屬性之堅守，但其置身電影生態系統時，與所有類型電影的“博弈”便在所難免。許永把媒體競爭與制衡的結構體系作為媒介的“內生態”，并從優化資源配置的角度指出，媒體要正常發展，需要“從認識媒介內生態開始”。[1]因此，當“情懷表達”的文藝片遇上“娛樂至上”的商業片，其生存環境與生存際遇可謂堪憂。
“物種”決定“生存”，“物種”構建“生態”。在中國影壇的歷史長河中，第四代導演可謂是引領一代風騷的“弄潮兒”。他們從動亂與災難中覺醒并擁抱“新時代”，他們對“藝術的追求與新時期的理想、藝術精神高度契合一致，是新時期駁雜而整一的現代性追求之結構性整體中的有機一元，是新時代追求大合唱中一個重要的聲部。”[2]這一“種性”決定了他們的創作風格和表達特質，進而決定了作品的生存狀態。《百鳥朝鳳》講述了一個關于“嗩吶”興衰和傳承的故事。影片中滲透著傳承、堅守、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師徒情、父子情、兄弟情，具有第四代導演濃烈的情感色彩。影片的開篇便是一段旁白，這種“說書人”講故事的敘述方式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輩代色彩。正如陳旭光所言：“這種主觀性很強的畫外音敘述正是自我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標志。”[3]這一敘事視角著重體現出吳天明導演自我意識的蘇醒和確立，他堅持用自己的眼光來審視這個世界。不僅如此，第四代導演通常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具有濃厚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結，特殊時期的經歷又使其具有濃厚的知識分子氣質和多愁憂郁的風格。《百鳥朝鳳》中的游天鳴很可能是第四代導演“主體意識”的一種形象塑造——他對于傳統藝術“嗩吶”的堅守，盡管彌漫著無奈的慨嘆與淡淡的憂傷，但卻心懷理想執著堅守。可以說，“他”既是“游天鳴”本人，也是“吳天明”自己。一個堅守著藝術，一個堅守著傳統。正如仲呈祥先生對《百鳥朝鳳》的評價：從表層看是寫的吹嗩吶，但從深層看，表現的是對中華民族對優秀傳統文化應持有的正確態度。如何對待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包括根植于民眾的民間文化，這是當前中國面臨的一個嚴峻課題。①
對傳統文化藝術的最大尊重就是“回歸”傳統。《百鳥朝鳳》用傳統的技法與方式再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現狀與困境，其手法不花哨、不媚俗，還原藝術探索問題之本真，實屬經典佳作，但這樣的藝術片在面臨市場競爭時也呈現出其“不適應”的一面。與《百鳥朝鳳》同期上映的電影《美國隊長3》最終票房是12.46億，而《百鳥朝鳳》是8372萬。①這8372萬還是在方勵“下跪”之后逆轉所得。邢彥輝通過對傳媒生態系統中各資源間的關系分析、單個傳媒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循環、多個傳媒生態系統中物質與能量的流動與轉換三方面的分析，指出傳媒生態資源的循環對于傳媒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與升級具有重要的作用。[4]多種類型電影的“和平共處”對以電影為核心的傳媒“內生態”均衡至關重要。
二、 電影“生產”與受眾“外生態”
杰姆遜認為傳統文化有四種“深度模式”：其一是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辯證法，現象/本質的深度模式；其二是弗洛伊德“明顯”/“隱含”；其三是存在主義所區分的“確實性”/“非確實性”；其四是在符號的“能指/所指”之間。[5]但正如前文所述，藝術的大眾化打破了藝術思維的深度方式，這直接影響到了藝術作品的“創作”，或曰“生產”更合適。大眾藝術與精英藝術的界限逐步消失，受眾成為藝術“產品”的“評判者”，從而決定了電影生產者的“生存”境遇。正如豪塞爾所言：“在大眾文化的時代里，藝術的商品化所表明的不僅是可售的，可能獲得最大利潤的藝術品生產的努力，而且更是為了尋找一種規范的形式，通過應用這種形式，一個類型的藝術品能夠以最大可能的規模出售給適合此類產品的公眾。”[6]但對于中國第四代導演而言，上面的“生產”論述很顯然并不適合，他們有自己的堅守，而且這樣的堅守具有“理想主義”和“道德批判”的傾向。然而面對市場，這份表達卻面臨窘境。影片《百鳥朝鳳》中，四喜對秀芝說：“將來有沒有嗩吶還不一定呢？”而在婚禮上，長生打斷了嗩吶演奏時說：“別他媽太當回事，隨便吹吹就得了，歇了。”并把紅包給了天鳴。長生并不認為嗩吶是一種藝術，僅是一種謀生工具。這里的四喜、長生都充滿了對嗩吶未來的未定性和懷疑性，從另一個視角對“嗩吶”的未來做出注解。吳天明在處理這些情節時，展現出道德評判的一面。然而，在當下娛樂大行其道的電影氛圍中，這樣具有啟蒙和批判色彩的表達能否迎合受眾？受眾群所形成的“外生態”對電影“生產”的影響不言而喻。要維持健康的媒介生態，必須通過對媒介的正確使用來維護并保持和諧的媒介環境，使公眾與媒介、媒介與社會保持一種互動互補的良性關系。[7]
正如費斯克指出：受眾使用文化商品或閱讀文本的方式十分靈活，為我所用的。他們都“無禮地”對待文本，不是把文本當作一個藝術家創造的客體，而是當作可以“偷獵”的文化資源。[8]影片《百鳥朝鳳》中，導演借用“嗩吶”表達了對中國傳統藝術傳承的擔憂，但是受眾在觀影時更多地聚焦于情節走向，而無暇體味導演的深邃哲思。當前求新、求奇、求怪的“霸權”欣賞，必然帶來對《百鳥朝鳳》此類文藝片弱化沖突強化情感的不滿，并為文藝片貼上“不接地氣”的標簽。盡管一直在呼吁、強調電影對觀影群體的引導和培養功能，但是，電影文化的消費過程主要取決于受眾的消費選擇，受眾的審美趣味是在與電影互動中培養出來的，受眾對電影的選擇與評判只是審美趣味的一種外化。之所以提到“審美趣味”這一概念，是因為它制約著審美行為，決定著審美指向。《百鳥朝鳳》作為這個時代中國電影的一股清泉，其價值不可僅以票房衡量。當天鳴對師傅說“錢給得越來越少，接師禮都省了”時，當焦三爺說“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時，當焦三爺吹得吐血并讓天鳴接著吹時，我們不僅感到一絲悲涼和一股悲壯，省去的又何止是接師禮？吹奏的又何止是嗩吶？此時的吳天明用一種冷調子勾勒出以嗩吶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堅。
三、 電影“自律”與綠色“生態圈”
電影成為當下中國重要的文化形態，電影本身聚集了多種權力資本，是一個極具張力的空間場域。電影的“場域”不是地道的政治場，不是地道的文學場，不是地道的藝術場，而是多種場域交織在一起的“權力”競技場。隨著全球化的擴張，市場化的運作逐步獲得社會認同，經濟資本在文化產業中成為主導力量，電影場域中的“經濟場”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當《百鳥朝鳳》面臨《美國隊長3》時，文化“張力”遠遠抵不過資本“財力”。大牌演員、品牌營銷、特效制作，需要資本的支撐。大制作、高投入、強宣傳的商業電影已經在“起跑線”取得優勢，致使《百鳥朝鳳》這樣的文藝片陷入無人問津之窘境。生命個體的生機來自于“生境”中的“生態位”，媒介的生機則來自于“媒介生態位”。“媒介生態位”中的媒介競爭主要表現為“媒介種群”內的媒介對該“媒介種群”的“媒介生態位”各位段的爭奪。[9]電影“生態位”失衡，失去合理定位，導致不同類型電影的競爭出現了“錯位”競爭。
不同的類型電影如何在中國形成綠色“生態圈”需要電影人的“自律”。否則，《百鳥朝鳳》中只有天鳴一個人為亡故的恩師演奏《百鳥朝鳳》的凄涼之景，將會成為文藝片的“異形”再現。游天鳴在城墻上目睹嗩吶匠乞討為生的一幕恰與方勵先生“下跪”求排片形成了藝術與現實的一種“互文”。中國電影生態圈呈現出“惡化”的趨勢，這是中國電影人缺少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一種表現；同時，電影綠色“生態圈”的建立要求電影出品方確立電影生態保護觀念，構建正確的內容傳播與消費模式，確保電影生態的總體平衡與良性循環。
衡量一部電影的標準究竟應該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困擾學界和業界。作為電影的兩大主要類型，商業片與文藝片該如何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給出了答案：“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①《百鳥朝鳳》正是將社會效益置于首位的典范，但由于“生態位”的失衡，造成了其放映道路的坎坷。
自從1968年尼爾波茲曼提出“媒介生態”的概念以來，他就是希望建立一種健康的系統的發展觀，要求系統內的各部分既能保持“共生”關系，又能在“競爭”中保持動態平衡，既能發揮個性又能保持共性，其終極目標是讓系統內的各部分都能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10]但面對當下“娛樂至上”的社會語境，他也不無擔憂的說：“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的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11]
參考文獻：
[1]許永.優化媒體資源從認識媒介內生態開始[J].新聞知識，2002（11）.
[2][3]陳旭光.電影文化之維[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7：132，33.
[4]邢彥輝.傳媒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循環[J].當代傳播，2006（3）.
[5]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92.
[6]豪塞爾.藝術史的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326.
[7]王敏芝.從媒介生態看政治生態[J].報刊之友，2003（5）.
[8]陳龍.傳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13.
[9]樊昌志.媒介生態位與媒體的生機[J].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6）.
[10]邵培仁等.媒介生態學：媒介作為綠色生態的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50-62.
[11]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02.
